庭外"审判"余秋雨-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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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畴的事。”　　　　

　　法官问对原告的起诉有无异议，麻律师回答说：“污蔑”、“捏造事实”等罪名根本不能成立。　　　　

　　鲍律师强调要在确认被侵权的前提下展开法庭调查。　　　　

　　我说：“余秋雨参加批判‘斯坦尼’是铁的事实，不存在侵权行为。起诉书上说我在《湖南日报》、《新民周刊》发表过批评余秋雨的文章，可对方没有拿出证据。事实上，我从来没有给这两家报刊投过搞，连《湖南日报》的报头都还没有见过。另方面，对方提供的两个证据是不真实的，我没有在《文化名人传记也要打假》、《‘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样的传记》中提到原告1969年参加批判‘斯坦尼’小组，只说评‘斯坦尼’文章是在1969年发表。”　　　　

　　接着是双方举证。原告举证的内容仍为我“惹祸”的五篇文章、胡锡涛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及数张六万元的律师费单据。我的证据共三十八份分五组，另有补充证据十二份，计有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新民周刊》的更正启事和郑雪来的文章，有四篇余秋雨用真名发表的大批判文章和用“罗思鼎”、“任犊”、“石一歌”等笔名发表或参与写作的文章，胡锡涛的文章《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孙光萱的文章《正视历史，轻装前进》、《我为余秋雨先生感到害羞》、《夏其言老人没说过余秋雨“文革中没问题”》、《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上海师范大学某教授与华东师范大学孙光萱教授的证词、陆女士对余秋雨的揭发、郭××、王守稼的交代及多份《清查报告》，余秋雨于1989年1　月9日给我的信……分别证明余秋雨在“文革”中的确犯过错误，并在上世纪80年代写过《戏剧美学》一书，只是没有写完而已；证明原告确实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执笔写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二稿，以及参加过署名“罗思鼎”、“任犊”、“石一歌”的文章。另有原“石一歌”组长陈教授的来信，证明孙光萱的证人资格、陈教授对我所考证的事实所持的肯定态度，以及我在写作那五篇文章时确实多方调查过这一事实。　　　　

　　还有一组批判“斯坦尼”背景的材料，计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有关批判“斯坦尼”的论述、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小组于1968年12月编印的《斯坦尼反动言论选编》、署名“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文汇报》通讯员的漫画《批判斯坦尼，打倒刘少奇》，“鲍蔚文”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贺绿汀为何如丧考妣》，开头一段为“斯坦尼已死了，贺绿汀还活着，这两个人都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另一署名为“金炬原”的《评周信芳的“麒派”》，对周信芳所讲的“我不是中国‘斯坦尼’”的辩白大力挞伐，扬言批判“斯坦尼”是真正抄了上海文化领域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老家。此外还有《文汇报》发表的《打响彻底批判斯坦尼反动“体系”的排炮》、《迎头痛击老反革命分子贺绿汀》、《斯坦尼的幽灵和瞿白音的“独白”》的报道和文章，报道宣称挖出了一大批反动权威，如电影界的瞿白音就是让“斯坦尼”霸占银幕的反动分子，另有体现“斯坦尼”体系的毒草影片即“美化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燎原》”等等。这类文章虽不是余秋雨所写（如“鲍蔚文”便是“文汇报”谐音的倒称），但对照这些材料可看出批“斯坦尼”绝不是一种学术活动。在这种氛围下，余秋雨1968年写二稿时完全不可能把江青布置的重大政治任务写成学术论文。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现在开庭！”（2）

　　在举证过程中，鲍律师说上海师范大学那位教授的证言与本案无关。　　　　

　　麻律师回答说：“此证言说到余秋雨是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成员，并听说过余秋雨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写过评‘斯坦尼’一文。另方面此证言还说明大批判小组写的文章尽管改过多次，但凡称‘一稿’、‘二稿’的文章都是打印出来的，由此可见余秋雨辩称自己写的二稿已被他‘撕掉’、胡锡涛改稿时不可能再参考的说法，有可疑之处。”　　　　

　　鲍律师强调要针对评“斯坦尼”一文进行举证。　　　　

　　麻律师针锋相对回答说：“起诉书写的内容有多种，只谈评‘斯坦尼’是否等于其他告人的理由都撤消了？原告提供的律师费单据与本案无关，因法律并未规定打官司一定要请律师。”　　　　

　　鲍律师：“病人有病当然要看医生，看医生收费天经地义，打官司请律师其理相同。”　　　　

　　双方举证完毕后，因合议庭要讨论和消化刚才的内容，便临时休息一刻钟。　　　　

　　接着是法庭辩论。　　　　

　　鲍律师：“本案的焦点是评‘斯坦尼’一文是否为余秋雨所写，而不是余秋雨的其他文章，否则便超越了原告诉讼范围。”　　　　

　　赵律师：“起诉书明明说被告所用的‘狡猾’一词是‘整个侵权事件最严重的焦点’，而不是说评‘斯坦尼’一文是‘焦点’。”　　　　

　　鲍律师：“陆女士揭发余秋雨参加过署名‘任犊’的评《红楼梦》文章以及余秋雨用真名写的《胡适传》等文，均与本案无关”。而赵、麻两位律师均坚持与本案有关。　　　　

　　这使我想起在讨论案情时，麻律师所作的风趣比喻：“余秋雨把‘狡猾’当做告人的主要理由，妙极了！‘狡猾’是余秋雨自己送上门来的，用此告人，正说明他极不明智。‘狡猾’是个大口袋，凡是与余秋雨有关的‘文革’问题都可以往里面装。”现在对方想从这个“大口袋”里逃离出来，已来不及了。它把原告套牢了，余写的一切大批判文章只要他力图否认，便都可往“狡猾”这口袋里装！　　　　

　　鲍律师又说：“评‘斯坦尼’一文是胡锡涛执笔而非原告所写。”　　　　

　　赵律师反驳说：“‘文革学’常识告诉我们，凡是重要的尤其是‘四人帮’亲自布置的大批判文章，都由一个写作班子反复讨论、修改而成，任何一个人都难于独揽此文的著作权。就拿评‘斯坦尼’一文来说，其署名是‘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这就说明这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事实上，评‘斯坦尼’一文几易其稿，胡锡涛修改完余秋雨的二稿后，姚文元又作了加工。”　　　　

　　麻律师接着说：“既然此文不是个人署名，而是集体写作，那么凡是写过一稿、二稿乃至为此文提供资料者，都脱不了关系。”　　　　

　　鲍律师说：“古远清讲余秋雨参与的评‘斯坦尼’一文的发表给孙维世带来‘致命打击’，是把余秋雨看作是孙维世之死的罪魁祸首！”　　　　

　　鲍律师是典型的上海人，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如果他不是上海出名的律师，余秋雨也不会高价聘用他。但他与我请的两位学院派出身的律师风格不同：不写讲稿或写了却不看，常常即兴发挥，说到激动处便难免“走火”，“罪魁祸首”一词的出现便是“走火”一例。因而我反驳说：　　　　

　　“你越说越离谱了。起诉书上只是说原告是所谓孙维世之死的‘加害人’，怎么到你嘴里便升级为‘罪魁祸首’了？无论是‘加害人’还是‘罪魁祸首’，都是你们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上纲上线所得出来的，我原文中根本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出现这样的词句。你们把我六千字的文章挑出‘致命打击’四字捕风捉影罗织罪名，这种思维方式和从我近四千字的文章中挑出‘狡猾’一词大做文章一样，是‘石一歌’文风，是把‘文革’遗风带入二十一世纪。”　　　　

　　麻律师说：“胡锡涛文章说余秋雨是批‘斯坦尼’五人小组成员之一，且写过二稿，而胡锡涛又认为自己对‘斯坦尼’的戏剧理论是‘半瓶子醋’，其理论修养比不上余秋雨，‘根本写不出他那种水平’。可见，胡锡涛不可能写三稿时推倒重来，一定会参考余秋雨的那篇‘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的二稿。”　　　　

　　赵律师说：“对胡锡涛的文章要整体地看。对我的当事人谈孙维世之死的文字也不能断章取义。”　　　　

　　鲍律师：“没有断章取义。原告讲的文章发表后给孙维世‘致命打击’的前面并没有‘如果’的定语。”　　　　

　　赵律师补充说：“如果不是将整段中抽出‘致命打击’四个字来做文章的话，那我的当事人的文章谈孙维世时本身是一个假设句，紧接着后面的文字已把这段话否掉了，即由请孙维世作证改请郑雪来作证。”　　　　

　　鲍律师：“我再次强调，《红旗》杂志发的那篇评‘斯坦尼’的文章，任何一个字都与原告无关。”　　　　

　　我说：“这可能吗？初稿、定稿总有‘斯坦尼’、‘文革’还有‘毛主席’这些字眼吧，怎么可能绝对地说任何一个字都与原告写的二稿无关呢？”　　　　

　　鲍律师：“你这是狡辩！”　　　　

　　我说：“我是中途参加余秋雨现象讨论的。我撰文前已有人说余秋雨是‘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并出版过数种批判余秋雨的文集，余秋雨说这给他的名誉带来史无前例的伤害。那么，照他的说法名誉受损在前，而我的文章在后，怎么要我负责？况且，名誉受损是余秋雨自己不承认‘文革’中参加过写作组造成的，这不能怪他人。”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现在开庭！”（3）

　　鲍律师：“你的文章是进一步加深了对原告的名誉损害。”　　　　

　　我说：“什么叫‘进一步’？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是量化吗？余秋雨在答《亚洲周刊》记者问时说：那么多大批判文章‘给我的亲属、学生和读者带来巨大的屈辱’，这里就是没有余秋雨本人的‘屈辱’，那就等于说没有‘伤害’到他本人。”　　　　

　　鲍律师又说：“不再与你纠缠这个问题。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新民周刊》所发表的《余秋雨‘文革问题’调查》的？”　　　　

　　我爽快地回答：“当时就看到了。”　　　　

　　鲍律师挥着拳头说：“此文明明说余秋雨‘文革’中表现好，无问题，可你看了后还要继续攻击余秋雨，这充分说明你是主观恶性。”　　　　

　　我答：“我认为这个‘调查’严重掺假不可信。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余秋雨，与他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关系，何来诽谤动机和主观之‘恶性’？！”　　　　

　　鲍律师：“在‘调查’一文中，胡锡涛还说评‘斯坦尼’一文是他一人执笔的，与余秋雨无关。”　　　　

　　麻律师：“胡锡涛的文章真假相掺，前后矛盾，其言其文不可完全相信。”　　　　

　　的确，胡锡涛说的那简单的两句话，并没有更正本质性的东西，即并没有更正余秋雨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和写过二稿这一基本事实。何况，“与余秋雨无关”并不是正式的《更正启事》。只要仔细读胡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就可发现胡锡涛精心制作的《批判斯坦尼，发现余秋雨》的小标题说的是批判“斯坦尼”的全过程，而不是中间那一段。余秋雨写批“斯坦尼”文章　写得这样有“水平”，这样迎合当时的政治需要，给胡锡涛的印象太深刻了。如果余是书呆子，只会搞学术研究而不会从事大批判工作，胡就不会把已下乡劳动的余向朱永嘉郑重推荐说：“在写作组所有新老人马以及他们所相识的老少哥儿们中间，有这样的年轻人才吗？”这里讲的“人才”，显然不光是指文学修养好，同时还包括“路线斗争觉悟高”，不然就不可能将其重新调回写作组，并由外围进入内围，到更核心的康平路写作组本部。　　　　

　　双方辩论完后，庭长看到余秋雨一声不哼，就问他有无新的陈述。　　　　

　　原告终于开口了，他开头除批评我研究他却不采访他外（详见下节），便开始“痛说革命家史”：“我祖母与毛泽东主席同龄。‘文革’开始后，我父亲被宣布为‘阶级异己分子’，祖母完全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叔叔也挨斗，后用刮胡子的刀片割脉自杀，被抢救过两次。在‘文革’初期，我受到造反派的迫害，一直挨整。‘文革’中期由于我毕业鉴定上写的是‘受修正主义毒害很深’，故我被发配到外地的军垦农场服苦役，一天也没有回过上海参加大批判写作。我是‘文革’的真正受害者……”　　　　

　　余秋雨在《苍老的河湾》（《美文》2002年第4期，另见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9月、10月）所谓“文革”回忆录中，和这次在法庭上的发言一样，不是控诉——诉说自己在十年动乱中遭受的迫害，就是表功，说自己最早反对“文革”。然而，这些都经过剪裁和加工，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如余秋雨承认在“文革”初期做过保守派，而造反派与保守派尽管势不两立，但就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誓死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一点来说，是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的。造反派固然大批特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保守派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和摘掉对方给自己加的“保皇派”帽子，也斗“走资派”。所不同的是，保守派打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死老虎”而已。　　　　

　　不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在十年动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有一派动不起来，也乱不彻底，因而无论是哪一派，都应该反思或曰忏悔。可余只说自己受到别人批判的一面，而不说自己批判别人的一面，从而掩饰自己也参与制造民族悲剧的事实，这就难怪庭长打断他的话说：“你离题扯得太远了！希望你简短一些。”　　　　

　　余终于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明白现在是法庭辩论，而不是自己在跟青少年作报告，便说：“这次好在没有公开开庭，要是把被告提供的那些清查材料流传到社会上去，那怎么得了？”　　　　

　　我听了后想：“法院不公开审理的做法，正好保护了余秋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