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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外"审判"余秋雨-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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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今文坛过于悲观，对知识分子的觉悟估计不足。余教授这样做，不管胜诉与否，首先是失去了“人和”，缺乏了“以和为贵”的精神。“冤家宜解不宜结”，余教授以为如何？
二、缺了点幽默。魏明伦先生正确地指出，余教授作品的缺点：“少了幽默”、缺了“滋味”。这一缺憾非同一般，因为它牵涉到做人的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被人诬蔑最多的恐怕是鲁迅先生了。当然，他亦有气愤之时，但他认为文艺批评的事，要通过文艺批评去解决，并且主张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他曾想编本“围剿集”，把论敌的言论一一收录，加以编排，以供后人借鉴。我想余教授是没有这样的胆识的，因为两人的心态截然不同。
说余教授的作品少了“幽默”、缺了“滋味”，也就是说余氏缺乏了文采。这是真的。纵观余教授的作品，《文化苦旅》还算文笔流畅，显示了他的才华，但作品思想苍老，屡有硬伤，而且一味正襟危坐，没有笑容。写到《山居笔记》，文学的意味已淡，偏多浮躁，指责对他批评的人为“小人”了。至于《霜冷长河》，只剩下些感喟和教训的文字，文学意味已茫茫不可见，真是冰冷长河了。肖夏林先生所写的《警惕余秋雨》，剖析余氏作品，中肯深刻、入木三分，难怪余教授恨之入骨，非寻漏子告他不可了。
三、欠了点冷静。余教授自视甚高，总是摆出院长、教授的架子，自以为是“大师”级学者了，因此遇事很不冷静，往往贻笑大方。比如，对他在“文革”时期的历史，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尚在，且有文章披露，然而他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严遮面”，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这就难怪人们对他的质问。余杰的一句：“余秋雨你为什么还不忏悔？”像惊雷一样震撼过他的心头。然而余教授却认为这个“黄毛小子”，乳臭未干，懂得什么叫“文革”呢？于是想在魏明伦先生处约见余杰，进行“教训”和私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余杰并不可欺。我们想，余教授是不敢告余杰的，余杰亦表示过不担心会成为被告。
余秋雨教授的《敬告全国读者》，实质是一篇“告全国人民书”，是典型的奇文。这是头脑发热到极点的文章，竟忘记了自己是何身份，而且借“盗版”之名，大骂了批评他的人，又一次激起了作家、批评家之愤火，终于形成了众怒难犯的局面。
至于到“千年庭院”去讲学，本是应某些电视台之约去做“文化明星”的，但偏要在朱、张讲学之处做“秀”。两湖文化你知多少？结果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揶揄，“名誉”也将扫尽了。
还有蹩脚的《余秋雨的背影》，是别人为他写的一本“评传”，也是令人读来肉麻的书。它声声赞颂，并不能给余秋雨的“名誉”添彩，相反，却让人看到原来余的朋友之才华技巧是如此之低劣。稍有点冷静头脑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的书。不知余教授对此书作如何感想，如果是默契的话，那么又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了。
总的来说，余教授从文坛走向法庭，说明了他走的是离开了文学的道路。依靠法庭去解决文艺批评之争，是不恰当的。一个作家如果只靠法庭去争“名誉”，那么，该人已走向末路了。
（《鲁迅世界》2003年4期）
看余秋雨告状袁良骏 鲁迅为何不状告郭沫若
稍为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和郭沫若的一桩公案。时在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新锐分子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他们以《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刚从广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与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联合宣言”都发出了，怎么会突然遭到“盟友”的攻击呢？稍事镇定之后，鲁迅看出了“盟友”阵营的微妙变化，便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答。殊不知这些回答却更加激怒了创造社诸君子，他们把鲁迅比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把鲁迅的回答称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为了声援这些年轻的朋友，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先生也披挂上阵，他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创造月刊》二卷1期），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二顶帽子对鲁迅完全不合适，而且，套用一个法律术语，杜荃严重侵害了鲁迅的名誉权、荣誉权。
照理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鲁迅完全可以将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写文章进行答辩、反驳。这些文章，后来大都收在《三闲集》中。可以想见，如果鲁迅一怒之下采用法律手段，将杜荃告上法庭，即使打赢了官司，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当然，鲁迅在答辩反驳之中，也并非没有防卫过当之处。比如在《上海文艺之一瞥》（1932，收入《二心集》）的讲演中，他不仅称创造社为“新才子派”，而且称他们为“新才子＋流氓”，说他们“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派的理论来作武器”。显然，这些说法也厚诬了创造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将鲁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同样没有这样做，他也只不过在《创造十年·发端》等文中加以反驳、辩白而已。
鲁、郭二人的这场历史公案，颇值得人们仔细思索和玩味。历史的烟云已经消散，人们不会再对当事人的是非对错太感兴趣。人们不能不想到的是：他们为什么都不运用法律武器？可以说因为当时执政的是国民政府，而鲁、郭二人都对这个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但依据常识，一般的民事诉讼和政府并不发生直接关系。而且，即使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鲁迅不也状告过章士钊无理撤销他的“区区佥事”吗？创造社不也曾状告某著名出版社侵权吗？惟此，鲁迅完全可以状告郭沫若；郭沫若也完全可以状告鲁迅。所以，告与不告，与政府无关。那么，不告的理由何在呢？恐怕还只能从鲁、郭二人本身找原因。一个最明显也最简单不过的原因是，对于别人的批评与攻击，他们的自卫手段只能是反批评、反攻击，即只能是“纸上谈兵”。否则，丢掉正常的反批评、反攻击，请律师，打官司，将对方告上法庭，这只能表明自己无能反驳，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乏”文人。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只能丢脸、跌份、贻笑大方。试想，以鲁、郭那样的才华、气质和文坛地位，他们怎肯出此下策、走此末路呢？幸亏如此，人们才读到了那一篇又一篇互相驳诘的天下妙文，让你禁不住拍案叫绝，回肠荡气。试问，又有谁愿意舍这些天下妙文而去读那些枯燥乏味的诉状和讼词呢？
以此观之，不知而今那些因文艺批评而起的诉讼案，抹煞了多少天下妙文？
（《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10日）
看余秋雨告状金文明 余秋雨涉嫌剽窃一例
凡从事学术研究的朋友都知道，“引用”和“剽窃”这两个概念，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这里先把事实摆出来，供大家讨论和分析。
余秋雨先生在《笛声何处》下篇“世纪的丰收”《长生殿》一章中谈到这部古典戏剧的作者洪昇时写道：
洪昇在幼年时期就跟随陆繁招学习，稍后又从毛先舒、朱之京受业。陆繁的父亲陆培在清兵入杭州时殉节而死，繁秉承着父亲的遗志，不愿在清廷统治下求取功名。毛先舒是刘宗周和陈子龙的学生，也是心怀明室的士人。同时，与洪昇交往相当密切的师执，像沈谦、柴绍炳、张丹、张竞光、徐继恩等人，都是不忘明室的遗民。这些人物的长期熏陶，自不能不在洪昇思想中留下应有的痕迹。加以洪昇的故乡杭州，本就受着清代统治者特别残暴的统治，不仅当地人民处于“斩艾颠踣困死无告”的境地，连“四方冠盖商贾”也“裹足而不敢入省会（杭州）之门阀”（吴农祥《赠陈士琰序》）。而在洪的亲友中，又有不少人是在清廷高压政策下死亡、流放和被逮的。例如他的表丈钱开宗，就因科场案被清廷处死，家产妻子“籍没入官”；他的师执丁澎也因科场案谪戍奉天。再如他的好友陆寅，由于庄史案而全家被捕，以致兄长死亡，父亲陆圻出家云游；他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这种种都不会不在洪昇思想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因此，在洪昇早年所写的诗篇里，就已流露出了兴亡之感，写出了《钱塘秋感》斗“秋火荒湾悲太子，寒云孤塔吊王妃。山川满目南朝恨，短褐长竿任钓矶。”一类的诗句。（《笛声何处》第133…134页）
这一大段文字，是有关洪昇父辈、师执和好友等社会关系及交往经历的专论。全文总共435字。一般的读者看过以后，除了感到内容丰富，叙事翔实，逻辑严密，条理分明，写得很好以外，恐怕提不出什么别的意见。
说来也实在凑巧，意想不到的情况偏偏让我给碰上了。去年冬天，我因为对余秋雨先生的历史散文指错，同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发生了一点文字上的纠葛。为了准备辩论，我找来章教授的几部著作仔细拜读。其中有一部《洪昇年谱》，由于搜罗广博，考证详密，深受我的喜爱，差不多读了两遍，对一些著名的人物和史事比过去熟悉了不少。所以时隔半年，再来读余先生这段文字，第一个感觉就是似曾相识。于是便从书架上拿来《洪昇年谱》，在“前言”的第4——5页上，找到了跟《笛声何处》中那段内容雷同的文字，逐字逐句地核对起来。真是不核不知道，一核吓一跳。这两段来自两位学者两部不同著作的文字，不多不少，竟然都是435个，不但句句相同，词序和语序完全一致，就连用字和标点也达到99．5％以上的高度密合（所不同者，是余先生写错了一个人名）。这个现象，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抄袭了另一个人。
究竟谁抄谁呢？章教授的《洪昇年谱》出版于1979年；余先生的《笛声何处》杀青于2004年，而其中论述洪昇的这段文字，全部来自他问世于1985年的旧著《中国戏剧文化史述》。因此可以断定，是余先生抄了章教授的。本来我以为，章教授是潜心研究洪昇的专家，余先生是大面积泛论昆曲的行家，就水平和探索的程度而言，难免有高低深浅之分。因此后者从前者那里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或者移植几个新颖的观点，或者引用几句精彩的论述，甚至按照余先生的习惯，以自己生动流畅的文学语言，来个换汤不换药的形象改装，都是无可指责的。这种做法，在当代的学术研究中早已司空见惯，一般不会有人出来说闲话。如要以防万一，就在哪个角落里注上参考或引自某人某某著作就行了。
可余先生这次做得实在太过分、太不聪明了。即便是抄，也得有个规矩和章法，有点节制和顾忌，怎么能把人家章教授精心构思撰写的长达435字的人物专论，不作一点删节，不加任何修饰，就一古脑儿地搬进自己的书里呢？而且对于原创者是谁，抄自他的哪一部学术专著，都没有一言半语的交待。这算什么行为？是参考、引用，还是抄袭、剽窃？要知道，章教授原著的那段论述，虽然只用了435字，内容却高度浓缩，语言也是极其精炼的。其中一共涉及十八人，尤其是钱开宗、丁澎、陆寅、正四人的事例，每人都只用了一句话来概括。例如章教授说：“他（洪昇）的友人正严，也曾因朱光辅案而被捕入狱。”这句话看来简短，但章教授却在《洪昇年谱》第86…87页详细引用了《三冈识略》、《净慈寺志》、《清波小志》、《稗畦续集》等四部典籍中的六种资料，通过论证才得出的，可谓要言不烦，惜墨如金。余先生不但不费吹从之力照单全收，还把正（亦作、岩）法师的名字误成了“正严”。可见他连那些原始材料都没有看过。
这种连菜带盘全部攫为己有的做法，算不算剽窃？读者诸君可以讨论分析，余先生也可以据理力辩，但希望千万不要回避，别再闷声大发财。因为问题一经提出，全国的莘莘学子、硕士博士，都在等着结果哪！如果余先生这样的抄袭不算剽窃，而且合情、合理、合法，那他们必然会群起响应，向心仪已久的文化名人学习，到前贤的著作里东抄西撮，轻轻松松地写好毕业论文，或者拼凑几本学术新著捞点实惠，谁都别再去批评和指责他们，因为人家可以拿出余先生的榜样来为自己作“义正辞严”的辩解。否则，就应当如实地告诫他们，这样做是不行的，是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剽窃，一旦被揭露曝光，必将声名狼藉，难见江东父老之面！
文章千古事，岂能乱弹琴？治学为文，特别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必须坚持严谨踏实的作风，以科学诚信为本，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某些不良的行为，看来似出偶然，却反映了治学者文品和人品的缺失。尤其是我在本文最后提出的问题，关系到后学成才和成人的百年大计，希望余先生能引起警惕，万勿以危言耸听视之。
（《文学自由谈》2004年第4期）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 余秋雨事件分析（1）
说实话我不喜欢余秋雨的散文，余秋雨的确是个很会做文章的人，但他的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做”上，所以我不喜欢。我对他的关注多半在于他文章之外的、来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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