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外"审判"余秋雨-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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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　余秋雨事件分析（1）

　　说实话我不喜欢余秋雨的散文，余秋雨的确是个很会做文章的人，但他的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做”上，所以我不喜欢。我对他的关注多半在于他文章之外的、来自媒体的那些内容。　　　　

　　这几年为余秋雨的事可没少犯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翻手为云，我覆手为雨，对局外人的判断力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好在这件事终于要接近尾声了。两期《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7月29日）终于使我们看到了余秋雨事件的全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余秋雨片段：1963…1980》中所呈现出的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全部史实。以往围绕着余秋雨的纷争主要就是“文革”问题，可是双方都是只见火力不见事实，局外人实在无从判断，那时候就替他们着急，用事实来说话呀。别一个整天来势汹汹泰山压顶，一个整天指天指地赌咒发誓。前者有理不在声高，后者天地帮不了你。现在好了，事实终于摆在公众面前了。　　　　

　　余秋雨事件已经全部浮出水面，他自己也同时宣布封笔，这件事即将划上一个句号，是全面透视和分析它的时候了。不过，整个事件摆在眼前的时候，从头到尾梳理一下，却有一种恍然的感觉，原来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呀！问题就在于，这件事虽小，却充分暴露了余秋雨人格心态方面的局限，也正是由于这一局限，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被放大了。这就是我们分析它的意义。　　　　

　　无疑，余秋雨是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成功范例，这样的人无论处在何种时代都会成功的。余秋雨在“文革”中少年得志、“文革”后青云直上、转型期风光无限就是一个证明。这样的人即使生在封建时代，大概也是状元之命，这只要看看他的文才就可以知道。余秋雨行文既有儒家的风范，又有纵横家的派头，是典型的状元之才。美名与财富，余秋雨都有了；官位，余秋雨也曾经有过了。更绝的是，在名人常常出问题的个人生活上，余秋雨也毫不逊色，家有美妻，琴瑟和谐。总之，文人所羡慕的一切，余秋雨都有了。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完满了？世界上可以有这么美满的人吗？自古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公理就是“人无完人”，谁也别想是个例外。尤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男性公民，大家活得都那么匮乏，凭什么唯独你那么富足呢？有句话叫“天妒红颜”，意思就是说人不可太完满，否则连天都会妒忌你的。连天都会妒，何况人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这么舒服，这么俨然的。如何让一个成功人士感受到不舒服，如何让一个俨然圣人者掉下面具呢？攻其软肋。这是余秋雨的“文革”问题被拎出来的原因之一。　　　　

　　余秋雨的走红超出了大家对于文人成名的一般预期，对于人们尤其是文人们的承受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是由余秋雨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没办法。那么，余秋雨本人的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他的频频出镜不断刺激着大家的眼球，已经不是一种挑战，简直就是一种挑衅了。而且，他在媒体当中出现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矫情，圈外人看着或许还可以，圈内人就难以消受了。余秋雨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矫情的人，他经常煽情地写到或者说到自己的哭和流泪，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可疑，他真的哭了吗？曾经和一个人说到余秋雨的文风。对方说，文章就像女人一样，要有风情才美，人家余秋雨的文章就是写得有风情。这话恰恰向我提示了余文的症结：风情有多少是天成的呢？多半还不是卖弄出来的。哭算是余文的风情之一了，哭出来的风情。余秋雨的哭可能还和他的撒娇有关，他曾经有一句话，说那些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一篇令他满意的。说得何其撒娇。包括余秋雨的封笔都有点撒娇的意味：你们不是迫害我嘛，我就不写给你们看了，让你们痛哭流涕后悔莫及去吧，让中国的文化界蒙受损失去吧，我决不心疼。爱撒娇的男人必然爱流泪，没人撒娇的时候，他甚至会对自己撒娇，独自泪垂。问题是，一个人的煽情如果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其结果就只能令人起腻，特别是一个男人的哭。煽情不成反成矫情的例子在余秋雨很不少见，比如，“我的妻子每天在家除了睡觉之外就是抱着个电视机，希望她的丈夫能回来”之类的。每次提到他的千禧之旅，他总是非常夸张地强调自己多么危险多么辛苦多么伟大……直接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文化圣雄，实属欺负别人没机会，或者赚了便宜反卖乖。当被问及做明星是否影响学者的工作时，他说：……他们除了骂人，还忙着做代表、做委员、开会、拉帮，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连手机也没有，因此我可能是全国拥有最多个人可控时间的人。他有助手，凡事不必亲历亲为，当然可以没有手机，当然拥有可控时间了，这里实际上流露出来的是阔人的优越感，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矫情。一些人反感甚至厌恶他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人们往往见不得成功者的矫情。一个跪在路边乞讨的人，再怎么矫情也不至于让人愤怒，但成功者的矫情就会比较刺激了。所以余秋雨关键并不是文章的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说实话，中国活得比较成功的文人，多半都有一点师爷相，无论府上主子如何更替，稳坐师爷椅的人总是他，永远善于审时度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活得太游刃有余了。所以人们看着不顺眼。即便不对人做冒犯之事，得到的仍然是别人的厌恶，厌恶他的圆滑世故，以及这圆滑世故运用之成功。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　余秋雨事件分析（2）

　　余秋雨的矫情也未必完全出自刻意，这可能跟领导者的“亲切”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经过这些年的做官和成名，余秋雨已经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尊者”。凡为尊者，当然是越受尊重，越想有个“尊者”的样子了，余秋雨的作秀就来自这里。他的作秀其实是一种拘谨，而之所以拘谨，就是因为太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了，太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完美的余秋雨了。余秋雨的为文一向好修饰，人的为人和为文往往具有惊人的一致，所以他的修饰和矫情、作秀实际上是一体化的。在余秋雨，这很自然，他只想在声名的巅峰处处留心，稳步上升罢了。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留心到，所有的完美都是脆弱的，一个人越想把自己塑造得完美，就越是破坏了预期的完美性；一个人越想呈现自己完美的一面，就越容易暴露出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一个讨厌圣人脸孔的时代，人们有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越想打扮得完美的人，大家越想拉下他的画皮——这可以给人一种莫名的快感。再者，人追求完美是一件好事，但必须在自然的基础上，如果有违自然，就会适得其反。余秋雨越俨然，越煞有介事，越冠冕堂皇，大家越觉得他装柿子，越容易想起他那未擦干净的部位。　　　　

　　中国有句话叫“为尊者讳”。作为一个想当然的“尊者”，余秋雨已经先替自己做起了为尊者讳的事。他一向只替民族历史文化反思，却从来不替自己反思，好像根本不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就凭这一点，他也称不上真正的尊者。可问题在别人那里就不一样了，人们愿为尊者讳，却绝不愿为俨然尊者讳。余秋雨正在堂皇间，冷不丁受到了那飞来一棒——不知道他意识到了没有，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尊者”的待遇，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堂皇上。　　　　

　　其实从《南方周末》披露的史实来看，余秋雨“文革”期间也没什么大恶，按我原来的猜测，他至少应该比这严重十倍才对。所以他完全可以自己写出来，免得让别人费心去调查，也免得以这种方式披露出来更难堪。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期待，他不想这么做也无可厚非，他有权利回避，除了公检法和特定的清查组织，谁也无权要求他主动交代。可是，即便他没有这么理想化，被人揭出来之后，至少也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或者坦然承认，或者淡然默认。他最最不该的就是：断然否认。　　　　

　　在否认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点方式方法，那就是《新民周刊》上那篇文章的曲折由来。所以余秋雨不必抱怨媒体，他本人不是也曾经利用过媒体吗？只不过没有达到目的罢了。而且，余秋雨能够成为所谓的“明星学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媒体。余秋雨试图用侧攻的战略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搞得自己很没面子。这件事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大家对余秋雨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到“文革”问题上去了。余秋雨此举曾经让我非常费解，泪水是和温情、善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经常流泪的人应该是一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灵魂温柔、处事文雅的人，怎么能做出那么简单强硬、欺世盗名、瞒天过海的事情来呢？后来想想，刘备的哭也是一绝呀，而且哭得很真诚，只是眼泪背后的东西我们看不清罢了，因为被他的眼泪模糊了双眼。明明有其事，偏偏说成无，当然欲盖弥彰。本来只是偷了一根针，却拼命抵赖，结果把自己抵赖成了一个大盗。这件事余秋雨做得的确太不君子了，而且聪明过头，成了糊涂。聪明必须有道，否则，不君子的事最终都将体现为不聪明。　　　　

　　聪明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原因就在于太聪明，但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聪明过度的问题了，而是余秋雨人格心态局限的一个必然，不在这个方面体现出来，也会在那个方面体现出来。现在社会这么开放，又有历史在前面挡着，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洒脱一点，豁达一点，承认就是了，这并不影响你的光辉，因为你并不比一般人道德上更不完善。巴金不就以自己的坦荡赢得了尊重吗？事实上，自己先把伤疤亮出来是一个上上策，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防止被人揭。说出来以后，你就安全了；而不说，那就永远是一座休眠的火山。你自己先说出来，别人就不会揪你了；被人揪住了，坦然承认也没事了，最要不得的就是恼羞成怒。一旦恼羞成怒，就会为一口气而斗，而一旦斗气，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　　　　

　　历史是不容回避的，连许多伟人都走下圣坛被重新评价了，何况一个余秋雨。关于控诉与忏悔的问题，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当一个民族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敢于站出来说：“我控诉”；灾难结束的时候，又敢于站出来说：“我忏悔”，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反之，就是没有希望的。“文革”既是一场政治灾难，又是一场文化灾难，“文革”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文革”，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文革”。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余秋雨有必要也有义务对自己的“文革”做出反思，即便不是公开的，至少也应该是自省的，可是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根本拒绝这么做。连自省和反思都没有，忏悔就更谈不上了。从他的言语和文字当中可以看出，“文革”对于他来说就是家族仇个人苦，没有别的。如果余秋雨的文化关怀永远只会凌空蹈虚，而不敢与现实甚至与真实的自己接壤，那还有多大的意义呢？余秋雨及其家庭在“文革”中可能确实吃了一些苦，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可是，被吃者同时也可能是伤人者，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许只是小时候无意中参加过吃人的行为，尚且要进行那样深刻的自我反省呢。


看余秋雨告状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3）

　　退一步说，余秋雨如果真的认为自己没错的话，清查的时候为什么要承认呢？他应该抗辩，别让自己的档案里留下那一笔。究其原因，那时候他是个小字辈，没身份没名气可以吝惜，形势又那么急迫，识时务的做法当然是老老实实地承认，否则也别想蒙混过关。现在形势变了，那些都成为历史了，当然就要来个死不认错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时代原因，而是个人原因，从前余秋雨是一个年轻的无产者，在名上输得起，而现在已经功成名就，是个人物了，有身份负累了，要维护已有的冠冕堂皇，要保持明星的尊严威望，所以难免没那么超脱了。另外，作为一个“尊者”，这些年他已经被大众崇拜宠坏了，免疫力大大下降，稍微见一点风就会感冒。余秋雨真的那么在乎他的“文革”问题吗？未必，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问题本身。余秋雨之所以恼羞成怒，无非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有人敢对他不“为尊者讳”。说到底，就是名人心理在作祟。由余秋雨的热衷于出镜，可以看出他的好名，既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好名，也是名教熏陶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好名。好名者，必为名所累。余秋雨就是因为在名上这么输不起，涉及名的问题才会这么敏感，捍卫名的时候才会这么愚蠢——当然，他以为是聪明。　　　　

　　一个女人接了客，可能自有许多不得已的原因，旁人无话也就罢了。但她如果还非要为自己树一块牌坊，那就连一般的婊子都不如，比一般的婊子更令人可叹了。从当初一着臭棋开始，余秋雨便越来越被动，心态也每况愈下，他打官司无非就是想扳回来，结果输得更惨，心理倾斜也更加严重，终于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赌君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老想通过下一局捞回来，越想捞回来反倒输得越惨。这时候，余秋雨的“文革”问题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当一场战争打响以后，交战双方的情绪便完全受到战争态势的控制，而根本上忘记为什么而战了。但对于作为第三方的公众来说，余秋雨对这一问题越是讳莫如深，他们的好奇心就越重；他们的好奇心越重，余秋雨的压力也就越重，那件事最终变成了一个不能打开的黑盒子。以至于据说当黑盒子要被打开的时候，当事人竟然以自杀相要挟。　　　　

　　余秋雨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