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32-中国电影幕后故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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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用白毛女的舞蹈造型来衬托片名和字幕，给人以突出主题、别致新颖之感。后来，罗马尼亚拍摄的芭蕾舞剧艺术片《山姑娘》，就是完全沿袭了我国《白毛女》的片头处理的风格和样式。　　　　
　　　　“文革”后期，每年在“5·2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纪念日子里，芭蕾舞剧艺术片《白毛女》被作为重点节目，风光尽现。这便是江青之流的“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利用盗名窃誉炮制出来的“八个样板戏”，来进行一种愚民说教的政治图解。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芭蕾舞剧《白毛女》（3）

　　　　转眼间的1975年，已距芭蕾舞剧《白毛女》问世整整十年。整个《白毛女》剧组奉命被调往北京，在西苑饭店由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挂帅”，继续“闭门修改”“再攀高峰”。又是整整的8个月，主创人员异常痛苦、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硬是把这出早已成形的好戏，又来个“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但其结果却使早已失去原味的芭蕾舞剧，不但与几年前的演出大相径庭，而且成了面目全非的“四不像”。直累得历经磨难、精疲力竭的编导人员无可奈何地苦笑道：“过去抗日战争是八年，我们这个戏搞了十年还搞不完。”瞧着乱成一团麻、一锅粥的改编，气急败坏的刘庆棠无法向主子交差、直骂娘。在当年底前去审查的张春桥，面对如此狼狈不堪的尴尬局面，也是黔驴技穷，望洋兴叹，《白毛女》剧组黯然神伤地打道回府。　　　　
　　　　自此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近一年间，芭蕾舞剧《白毛女》作为首批“八个样板戏”之一的重场戏，却突然奇怪地从全国各地的舞台上消失了。这一超出一般民众想像而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一直到“四人帮”在金秋十月后的彻底覆灭才终于找到了答案，曾遭江青蓄意“封杀”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又从销声匿迹的海底，浮出到波光粼粼的水面，以她那芭蕾舞原版表演的特殊魅力，拂去层层人为强加的污垢灰尘，重新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辉。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白毛女》重现光辉　饮誉国际

　　　　正是由于歌剧、故事影片、芭蕾舞剧和根据芭蕾舞剧拍摄的艺术片《白毛女》在民间引起的广泛影响，其中，朱逢博富有激情演唱的“北风吹”、“扎红头绳”、“盼深山出红日”和合声演唱的“看人间”、“太阳出来了”、“大红枣儿送亲人”，再加上优美的芭蕾舞造型“窗花舞”、“奋起反抗”、“逃进深山”、“月夜情思”、“奶奶庙斥敌”、“走出山洞”、“报仇伸冤”、“拿起枪杆子闹革命”等脍炙人口的歌与舞，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被率先引进到日本的芭蕾舞团进行排演，后来，最初排演这部芭蕾舞剧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正式到北京进行访问演出，剧中扮演喜儿的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和北京东方歌舞团的著名歌剧演员王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电影演员田华，曾与周恩来总理一起，留下了三个喜儿的合影照片。1996年8月，四代喜儿王昆、田华、石钟琴、辛丽丽、瞿笑意又在北京喜相逢。此外，扮演过喜儿和大春的汪齐风和杨新华的名字，也广为人知。　　　　
　　　　关于《白毛女》本身，关于《白毛女》之外，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故事。新千年一则《“喜儿茅慧芳”状告某四川作家名誉诉讼案》，格外引人关注。原因何在？原来是曾写出一些较有影响作品的四川某名作家，从十多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胡月伟所著长篇小说《疯狂的上海》一书中，有关芭蕾舞校学员芳芳不惜出卖肉体当上造反派司令的情节中获得灵感，写出了一篇指名道姓的纪实文学来指向曾主演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喜儿茅慧芳”，文中洋洋洒洒地记录了茅慧芳在动乱期间的人生沉浮，并重点叙述了她从芭蕾舞台跳到政治舞台，又从政治舞台跳进了监狱舞台。该纪实文学刊登发表在郑州一家文学期刊上，不但立即在社会上和广大读者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也惊动了早已前往美国定居的茅慧芳，这一“爆炸性”文章的公开发表，给茅慧芳本人和社会舆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这凭空飞来的横祸和人身污辱，茅慧芳忍无可忍，据理力争，一页状纸把四川作家和郑州的那家文学期刊告上法庭。其结果，当然是遭受诬陷的茅慧芳胜诉，善良的茅慧芳最终还宽容地原谅了四川作家。这当然是《白毛女》的题外话，但高明的四川知名作家此时却犯了一个不该出现的错误，他为了抢占和制造“揭秘性秘闻”，竟于事实而不顾，错误地把长篇小说中所虚构的人物同真实生活中的人物画上了等号，在没有面见被写人的情况下，再一次用公开的不实文字伤害了被写人，最终“喜儿”再次戏剧性地扬眉吐气洗刷了自己的冤屈。　　　　
　　　　步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同样是革命圣地培养出来的著名歌剧演员郭兰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率先恢复排演了歌剧《白毛女》，曾在“八个样板戏”之一的京剧《龙江颂》中出演水莲的中央歌剧舞剧院的李元华也饰演过喜儿，还有当今最受欢迎的著名歌唱演员彭丽媛、万山红等，都先后在不同时期复排的经典歌剧《白毛女》中领衔主演。这部被誉为代表中国民族歌剧、中国经典名片、中国芭蕾舞剧最高成就的20世纪华人经典名片的《白毛女》，以其三种不同艺术表现形式的神奇魅力，不但征服了中国观众，而且也征服了世界观众。　　　　
　　　　　　　　　
　　　　一咏三叹《红灯记》　　　　
　　　　中国经典名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已经成为广大观众耳熟能详、记忆深刻的最熟悉的老电影。影片除了让广大观众难以忘怀的那些惊险、曲折的故事情节之外，也记住了主演两部影片的著名演员冯　　、项、张瑞芳、白穆和孙道临、李玲君、陈述。可是，热心的影迷们，您知道这两部影片的编剧——沈默君吗？他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著名“八个样板戏”中的《红灯记》的原创者之一。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三连冠”带来的噩运缠身

　　　　1938年，沈默君参加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火线剧社，曾在苏浙公学、华中军政大学学习。1948年，任华东第三野战军总后勤部政治部文工团团长兼编导。曾创作过歌剧《叶大嫂》，小说《孙颜秀》、《夫妻英雄的故事》等作品。　　　　
　　　　1951年，建国初期，沈默君同沈西蒙、顾宝璋三位部队作家一起，根据陈毅元帅夺取山东孟良崮战役伟大胜利的真实战例，联合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南征北战》，获得华东军区创作一等奖，并于第二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故事影片。1953年，沈默君独立创作的《渡江侦察记》，获得文化部和华东军区创作一等奖，也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又获得1949—1955年文化部表彰的优秀国产影片一等奖。1954年，由于突出成绩的取得，沈默君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担任电影创作组组长，于1957年与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合作了电影剧本《海魂》，并获得1958年文化部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三等奖，再次由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赵丹、崔嵬、刘琼、高博、王丹凤、康泰联合主演拍摄成电影。作为剧作家的沈默君，还在1952年参加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海上风暴》中，在镜头前出演郭连长一角，这也是他作为专业剧作家和业余演员的双重身份唯一一次的银幕“触电”。　　　　
　　　　沈默君出众的创作才华，虽然赢得了军内外的一致喝彩和认可，却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那些在政治风口浪尖上胆战心惊行走着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人为强加的罪名，会无情地降临在沈默君的身上，由此而过早地摧毁了一个颇有才华的剧作家的创作生涯和政治生命。1957年，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全面开展，沈默君连自己也不知因为哪种原因，就被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而勒令脱下军装，被冷酷地遣送到黑龙江省北大荒军垦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于是，银幕上再也没有找到由沈默君这个名字编剧的电影，而在遥远而寒冷的东北荒凉之地，一个虚弱、瘦削的未老先衰的中年人，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一望无际肥沃的黑土地上，忍气吞声、心情沉重、默默无语地跟随着一批又一批被流放着的人们，在栽种着比人还高的红高粱。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中国的电影界正忙于为国庆10周年赶拍众多的献礼影片，地处东北吉林省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笑逐颜开》、《冰上姐妹》等4部影片，被幸运地挑选到文化部拟定的18部彩色献礼片之中，这些幸运的大事情当然和无人知晓、并已经被开除出电影界的沈默君没有任何的关联。可是，在东北广袤而辽阔的大地之上，长影厂却在取景的外景地中，意外发现了沈默君就是以军事题材影片而闻名影坛的知名编剧。长影厂的领导求贤若渴，多次积极将沈默君的情况向上级申报，终于在1961年底，沈默君意外地结束了长达4年的“右派”流放生活之后，被弄清了所谓问题，摘掉了压在头顶的“右派帽子”，但仍然以继续观察、以观后效的“监管对象”，首先被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借调到哈尔滨继续去搞文学创作，随后，又如愿地于1962年的5月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浩然一颂《革命自有后来人》（1）

　　　　沈默君来长春电影制片厂报到之后，凭借着剧作家的才情，通过４年的北大荒流放生活和半年来的哈尔滨专业创作，在东北的许多地方，收集了许多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革命民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　　　　
　　　　沈默君在听完一位老“北满抗联”讲解的当年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位交通员的故事之后，竟让他连续几昼夜不能入眠。当时的真实故事，是在东北最残酷的抗日战争时期，一位“北满抗联”的交通员，千里迢迢、风餐露宿，一路踏雪，从边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他按事先的布置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里，可是，到了规定时间，前来接头的人却迟迟没来，一连三天，仍然不见接情报的人，这位交通员身上带的所有的钱都已经花光了，但是，严格的组织纪律和神圣的使命在身，使他又不能擅自离开接头地点。于是，这位可敬的交通员，只能忍饥挨饿地在小客栈的炕上昏睡了4天，在第5天当他已经奄奄一息、即将耗尽残存的生命之时，才终于盼来了迟到的接情报的人。这样一段小故事，在沈默君的心头，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他不但被“北满抗联”英雄们的可歌可泣事迹所感动，而且也立志一定要重操旧业，创作出一部热情歌颂这些“北满抗联”英烈事迹的剧本来。　　　　
　　　　当时，长影厂以导演《红孩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刘三姐》而声誉鹊起的著名电影导演苏里，因本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所以，对沈默君创作的主题和风格很是欣赏，他也很想让沈默君撰写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亲自拍摄。于是，苏里拉上本厂同行尹一青，这两个导演再配上一个编剧沈默君，三个人几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天天碰在一起琢磨着本子，大家约在一块围绕着“北满抗联”英雄的革命斗争题材话题不断，滔滔不绝，但是，始终在浩如烟海的革命斗争题材中，又没有马上能找到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切入点。尹一青导演很是苦恼，他在一旁边冥思苦想，边自言自语地独自琢磨。他说，如果能设想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但是由于斗争需要而组合成一家，这样就把家庭亲情和革命的利益，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想不到，尹导演这样一个脱口而出的随想，似乎一下子让沈默君茅塞顿开、豁然开朗，那留存在心坎里“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忠于革命、暗送情报的真实故事，还有抗日联军在深山老林同日军的浴血奋战，一下子在沈默君的脑海里，形成了异常清晰的创作思路。而剧中男主人公李玉和的原型，则是依据在当地确有其人的共产国际代表的地下党员张宗伟的一些经历脱胎而来，就连影片中的龙潭车站也实有其地。但是，作为围绕全剧发展的“密电码”，就是完全依靠作者另辟蹊径的丰富想象了，因为真正的李玉和是整天拎着一个皮包，作为当时当地最有代表性的铁路工人的面貌出现的。沈默君再一次整理思路，才思飞扬，他决定努力完成当时尽情讴歌以“革命斗争题材”为主线的光荣任务。沈默君逐一列出人物形象的性格、故事情节的发展，再结合著名古典传统戏曲《赵氏孤儿》中的具体章节，不到两个月时间，沈默君便联合罗静一起完成了《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文学剧本，并另外又起了一个剧中以铁路红灯作为联络暗号、并将红灯隐喻为照亮革命道路的《红灯志》，和《三代人》备用。沈默君又经过两个月补充搜集材料，亲自采访幸存下来的老抗日联军战士、老工人，经过第二稿修改以后，当年，以迟雨、罗静为署名的电影文学剧本，便在长影厂主办的《电影文学》杂志的第9期上公开发表了。　　　　
　　　　由于当时沈默君的“右派”帽子刚摘掉没多久，所以，他处处小心谨慎，自知自己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肯定不可能顺利地投入拍摄，故在编剧的署名上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直呼其名，而是首次以“迟雨”为笔名，而刻意隐瞒了自己曾经是“右派”身份的真实姓名。这部完全符合当时政治需要和时代要求的新编剧本，故事以东北某地为背景，通过一家三代人为保护上级交派的传递“密电码”的任务，而英勇斗争、前仆后继的感人故事，热情歌颂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换取中国革命斗争最后胜利的英雄事迹。


第三部分：一咏三叹《红灯记》浩然一颂《革命自有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