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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中国电影幕后故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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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６月，本该按时进行颁发的“百花奖”，自然是不能如期举行。广大观众和热心读者焦急得又等待了两个多月时间，评委会每天都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询问信件有数百封之多。此时，文化艺术界的文艺整风运动已进入了白热化程度，继续发奖已成为海市蜃楼般的可望而不可即。中国电影家协会在没有得到上级主管部门明文通知之下，进退两难。在时隔一年之后的1964年年底，违心地借用社会上的“左”倾观点，自诬此次《大众电影》“百花奖”所有的获奖影片“没有很好的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文艺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精神，不符合当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呈报上级批准撤销了这次评奖。”至此，经过众多权威部门和群众团体通力合作、有近90万人积极参与的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终于在强大政治形势的压力之下无疾而终。1966年7月后首创“百花奖”的《大众电影》被迫停刊，直到1979年才重获复刊。
1966年“文革”运动在全国全面爆发后，蔡楚生作为三、四十年代重点要批判的“黑线人物”，自然是首当其冲地遭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于1968年7月15日含冤而去，终年62岁。然而，在他的身后除了早在1935年以《渔光曲》一片，而荣获苏联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荣誉奖，从而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获得的第一项奖项之外，还有从1947年公映以来，历久不衰，已被评为世界电影经典名片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及在1963年荣获国内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四项主要大奖的《南海潮》。除此之外，尚还有他的个人代表作品《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王老五》……这些都是这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留给后人的无价财富和不可估量的瑰宝。然而，蔡楚生呕心沥血创作的《南海潮》，却只留下了全片的上集，而成为了永久、永远也弥补不了的深深遗憾！
第一部分：险象环生的“广州第一大案”初涉艺海 银幕索珠
风 起 云 涌“南国片”
提起颇富地域和人文特色的“南国片”，就不能不提起一位与“南国片”相关联、并且密不可分的著名导演——王为一。虽说他并非是“南国片”的首创，但是他在执导《珠江泪》、《椰林曲》、《七十二家房客》等脍炙人口的影片中，继承和发扬了“南国片”鲜明的叙事风格，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三家巷》。如今，年届九旬有余的王为一导演，依然是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他的形象，他的资历，像一本记载丰厚、意境深邃的往事歌谣。
初涉艺海 银幕索珠
祖籍江苏苏州吴县的王为一，1912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1934年，参加上海艺华影业公司从事电影工作前，曾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西洋画，与同学赵丹、徐韬同组美专剧团，并参加左翼戏剧联盟，积极从事地下戏剧活动，
由于思想激进，倾向进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被“美专”开除，为谋生加入聂耳主办的“森森国乐队”，8个月国乐队解散，他便在“艺华”从场记职业开始了他的从艺生涯。不到3个月就遭到国民党的追捕和通缉，组织上就迅速把王为一转移到香港全球影片公司。等到1936年风声平息以后，年轻气盛的王为一又重新返回上海，既不改姓，也不改名，理直气壮地加入业余剧人协会，参加该会的第三次话剧大汇演。《雷雨》、《醉生梦死》、《欲魔》等一出出中外名剧的演出，而且于当年就参加了电影《狂欢之夜》的拍摄，从而使他剧影双栖、艺路更宽。王为一在这部新华影业公司开拍的由著名导演史东山编导、著名摄影师余省三、薛伯青掌镜、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金山和著名电影演员周璇、胡萍、顾而已领衔主演，根据苏联名家果戈理《钦差大臣》改编的故事片中，出演了主要配角。
1937年，王为一又在新华影业公司参加拍摄了一部在中国影坛占据重要地位的经典名片——《夜半歌声》。该片由著名导演马徐维邦编导，余省三、薛伯青摄影，金山、胡萍、施超、顾梦鹤主演。王为一在影片中扮演一个看门老头，这是他年轻时第一次扮演老年角色的新尝试。由于拍摄《狂欢之夜》而步入电影之门，王为一有幸与著名导演史东山结识，并因其刻苦钻研的韧劲而被史导赏识，于是新华公司在1937年开拍的由著名艺术大师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余省三摄影的《青年进行曲》时，史东山提拔王为一任该片的副导演，王为一从场记、演员到副导演，果然不负众望和恩师的提携与期待，在这部反映时事、鼓舞人民斗志的进步影片中，出色地完成好配合导演的工作。这部影片的开拍，也正值“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之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出于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义愤，也使得王为一充满激情的协助导演，拍摄出这部有时代意义的影片。
但是，王为一刚当上副导演不久，业余剧人协会因三次公演成功，组织上决定筹建一个职业剧团，以期望中国话剧有个比较固定性的组织，通过经常性演出除提高演出质量外，并达到宣传抗日救国、鼓舞民众斗志的目的。业余剧人协会都积极赞同，如赵丹决心退出电影界，以减低工资参加这个业余实验剧团，以示全力支持。王为一也同样离开他的电影导演的前程，参加了这个职业剧团。剧团采取了间接的表现形式，以选取象征性、有代表性、针对性的古装剧和中外名剧的演出，来借古喻今，针砭时弊。于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太平天国》、《武则天》、《原野》等话剧相继亮场。王为一、赵丹、徐韬等同是美专毕业的同学、同事和好友，携起手来，一专多能，既导又演，还兼任美工、设计、舞台置景，以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全国一致抗战的烈火洪流之中。
1938年夏，赵丹和王为一联合导演的话剧《钦差大臣》正在积极排练时，上海“八·一三”爆发了，日寇大举侵犯，闸北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上海失守。王为一只得随政府组编的12个战地演出队之一的第三四队一起，分片分区域到全国各地进行演出。王为一随演出队一道沿长江朔游行走，风餐露宿，一路风尘来到武汉，正值武汉举行“世界和平大会”，王为一等所属的“抗战剧团”，参加大型话剧《为自由和平而战》的演出。这台话剧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演出形式，以及对演员表演的要求上，都有很大的改进，称之为“活报剧”。即舞台随时间、剧情进行，不拉大幕，不换场，而改用道具、布景的变化，演员表演连贯进行，一气呵成，这对以往惯用换场、调整情绪的演员们来说，是一次演技的考验和提高。
王为一主持编剧和导演工作，这一在当时非常新颖的演出形式，大受欢迎。无论是话剧故事，还是演戏形式，都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也起到了发动民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反抗侵略的良好效果。为此，中国电影制片厂邀请王为一到重庆演出，为该厂排演《为自由和平而战》。
第一部分：险象环生的“广州第一大案”怀揣希冀 西域蒙难
重庆，作为抗战的大后方，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剧团、名家以及著名演员，真可谓群星荟萃。当时因胶片短缺，电影故事片制作极为困难，而话剧演出较为频繁，王为一、赵丹等人也经常参加演出。
但是，大家越演越感到话剧表演的路子好像是越走越狭窄了，单一的形式，杂乱无章的表演所暴露的种种弊端，使赵丹、郑君里、王为一等陷入了沉思。大家冥思苦想，寻找解决话剧进步的道路和前进的途径，希望话剧主题要更明确，情节更集中，表演风格更统一，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更加多样化。这些面临的改观，必须从苏联著名的戏剧大师斯坦尼夫拉夫斯基体系中去认真而系统的学习，才能创造和完善中国自己的话剧表演事业。
此时，重庆社会上又传开了新疆地区政治开明，提倡“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及“反蒋”的政策，又得知大文豪茅盾、著名实业家杜重远、学者张仲实、新闻界名人萨空了等人已在新疆工作，生活书店也将去新疆设立分店的消息，大大地吸引了大家去新疆的决心。就这样，王为一、赵丹、徐韬、朱今明、易烈一行与同行的重庆生活书店编辑史枚等人，带着家属、妻儿，怀着对话剧表演事业的神圣使命和责任感，准备前往苏联去系统、完整地学习斯坦尼专业体系，幻想回来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艺术圣殿，探索和推动中国话剧表演事业。1939年夏，王为一一行千里跋涉到了新疆，可是残酷的现实把他们美好的愿望给彻底地击得粉碎。
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是一个残暴狠毒的大独裁者，他表面上标榜“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所谓“六大政策”，实质却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和血腥镇压，把新疆改制以实现自己的“独立王国”。来到这里的茅盾、张仲实设计逃脱，杜重远却落入魔爪。随后，作为组织者的徐韬、主要演员赵丹和编导王为一、朱今明以及音乐作曲的易烈等都先后被投进监狱，并被分别关押。从1939年到1944年这漫长的5年时间，王为一、朱今明、易烈被关了4年零2个月，而赵丹、徐韬则被整整关了5年，易烈在狱中重病身亡。
这5位电影界著名的主创人员被捕的消息传到内地后，周恩来在重庆发动文艺界著名人士联名写信进行抗议，延安文艺界也联名上书，在各种舆论和社会重压以及当时时局转变之下，王为一等人才九死一生，历尽磨难后走出人间地狱般的新疆。
可是，他们却永远地失去了自己感情深厚的结发爱妻。因为随同他们一行前来的妻子，在与各自的丈夫失去联系之后，孤苦无依的被撵出新疆，流亡到兰州之后，生活无计，自知丈夫生活无望，利用演出与空军基地人员相识的机会，搭乘飞机返回重庆。她们为了生存而被迫改嫁。这给大家彼此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情感创伤。
第一部分：险象环生的“广州第一大案”《珠江泪》流 一鸣惊人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王为一在历尽战乱和人生磨难的双重炼狱之后，更加以饱满的创作激情投入到自己用生命换来的话剧和电影艺术事业，他加入到由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的“左翼”昆仑影业公司。
1947年，著名导演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正是以王为一等参加的演出队远行跋涉的那段艰苦生活为蓝本进行创作拍摄的故事片。影片由著名演员白杨、陶金主演，王为一自身曾经经历过这段往事，他再度被恩师定为该片副导演。
1948年，王为一与患难挚友徐韬联合执导了由欧阳予倩编剧，吴蔚云摄影，赵丹、王人美、凤子、苏绘主演的《关不住的春光》，影片描写了一个知识女性由错误的婚姻造成的人生痛苦，最终坚强地认识自我并与丈夫毅然决裂的故事。这也是王为一、徐韬、赵丹三个患难与共的好友唯一的一部银幕合作。王为一在“昆仑影业公司”又参加了两部进步影片《希望在人间》和《丽人行》的拍摄。王为一在这两部都是描写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寇斗争事迹的影片中，扮演了凶神恶煞的日本头目的反派角色，这对亲身经历抗战、无比憎恨日本侵略者的王为一来说，又是一次阶级感情与出演角色极大反差的挑战。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战争的局势开始了大转折，根据当时战事的转机，电影战线将大批撤离上海，南下香港。阳翰笙、蔡楚生、欧阳予倩、于伶、史东山、张骏祥、白杨、柯灵、舒绣文、王为一等都先后到达香港，会同原来在香港倾向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一起，开展了香港的进步电影运动，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电影艺术事业上做出贡献。
1949年夏，“南国”影业公司完成了两部粤语片：《珠江泪》、《羊城恨史》和一部国语片《冬去春来》。王为一首次独立执导的《珠江泪》，由广东著名剧作家陈残云编剧，这部影片从拍摄到公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时事环境非常适时。影片在创作过程中，曾得到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的许多帮助，同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摄制组即赶到广州，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实景拍摄。影片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的广东珠江岸边的一个农村，一对农民夫妻在苦难岁月里的离合悲欢，这是一部以解放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经济矛盾和尖锐斗争为内容的影片，通过农民在地主迫害之下的种种不幸，反映了广大人民渴望解放的迫切要求。影片现实主义的风格，再加上环境气氛的出色渲染，那广州特有的横街、窄巷、狮鼓、小食担、沿途卖唱的盲女、珠江河面上的帆影、海珠桥旁的人流、还有码头上停泊的航船，都是那样的富有南国风情和广州特色。《珠江泪》的艺术成就，奠定了王为一以“南国特色”见长的导演风格的基础。
粤语片通过大获成功的《珠江泪》之后，接着，又有以撰写小说《虾球传》而闻名的广东著名剧作家黄谷柳编剧的《羊城恨史》、秦剑也编导兼一拍摄了《满江红》。这几部进步的、且有一定艺术成就的粤语片与一大批较为优秀的国语片的出现，使以往良莠不齐、质量低下的香港影片，得以有明显的起色和改观，这一积极的推动作用，使香港电影事业更好地朝着正确、健康、高水平、艺术化的轨道上前进和发展起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珠江泪》的现实主义表现风格和浓郁的南国风情，为当年的香港电影增添了一笔浓彩重抹的亮色。
第一部分：险象环生的“广州第一大案”边寨抒情 革命亲情
《珠江泪》之后，香港电影界同仁成立了一个合作社性质的“五十年代影业公司”，王为一执导拍摄了一部描写小资产阶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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