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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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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参见秦海鹰《关于中西诗学的对话——弗朗索瓦•；于连访谈录》，上海：《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
（40）（41）参阅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
（42）见1979年秋钱钟书致郑朝宗信，收于《钱钟书书札书钞》，《钱钟书研究》第3辑。
（43）钱钟书《诗可以怨》，《七缀集（修订本）》。
（44）有学者在总结钱钟书文学研究的特征时指出：“钱钟书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总背景下加以观照，自然就目光四射，举重若轻。他又把中国文学放在古今学术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样就能名其异同，观其通变。在探索某一创作意向时，他又会通各种文学体裁，启人心智，又涉笔成趣。论陶渊明《闲情赋》的‘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二句，除了引诗文作例证外，还引了《聊斋志异》的《青梅》，《绿野仙踪》第60回写齐蕙娘，《儿女英雄传》的第38回。这样的情况在《管锥编》中到处可见。”（傅璇琮《学养深厚与纵逸自如》，《濡沫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这段话颇具代表性地概括出了钱著超越中外（西）“古今”、“文体”以至雅俗界限的特征。
（45）参看注38。
（46）最近的版本为浙江古籍版，1998。
（47）（48）（49）（50）郑樵《通志•；总序》，见郑樵著《通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51）郑樵《夹祭遗稿•；上宰相书》，《郑樵文集》卷三，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P36。
（52）参见章学诚《释通》一文，见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P16。
（53）《谈艺录（补订本）》第九一则。
（54）（55）钱钟书《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版：1997）。
（56）钱钟书《谈中国诗》，《钱钟书散文》。 （57）钱钟书《致胡乔木》，《钱钟书散文》。
（58）钱钟书《美的生理学》，《钱钟书散文》。
（59）钱钟书《围城•；序》（人民文学版：1991年）。
（60）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围城》附录。
（61）（62）（63）（69）（70）（71）（72）参见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64）参见余光中《中西文学之比较》，收于郁龙余编《中西文化异同论》，北京：三联书店，1992。
（65）参见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散文》。
（66）钱钟书《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的发言》，《钱钟书散文》。
（67）如季羡林先生对东方文学与文化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归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范畴。而按季先生的说法，他起初并未意识到他所作的考据工作与“比较文学”研究有联系，直到有人向他作了提示，他才欣然将相关论文以“比较文学”的名义结集出版（见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收于《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68）《管锥编（全五册）•；老子•；二六章》。
（73）（74）（75）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钱钟书散文》。
（76）吴全韬《钱钟书关怀后学二三事物》，杭州：《浙江日报》，1999年7月25日。
（77）钱钟书介绍说：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为例，以相反两意会于一字。（《管锥编（全五册）•；周易正义•；易之三名》）可见，黑格尔断言中国语文“不宜思辨”的依据之一乃是中国文字不能兼包“相反两意”。
（78）《管锥编（全五册）•；老子•；一章》。
（79）所谓“回鸾舞凤”格，照钱钟书的解释，是指“先呼后应，有起必承，而应承之次序与起呼之次序适反”的修辞手法。如谢灵运《登池上楼》：“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惭渊沉。”，以“薄霄”句近接飞鸿而以“栖川”句远应潜虬；杜甫《大历三年春自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神女峰娟妙，昭君宅有无；曲留明怨惜，梦尽失欢娱。”，则以“曲留”句近接昭君而以“梦尽”句远应神女。“其例不胜举”。（参见《管锥编（全五册）•；毛诗正义•；关雎（五）》）
（80）如钱钟书对西方“语言哲学”宗师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思想就有所关注，并在论著中引用了后者强调哲学研究应向语言学转向的著名观点：“吾人心智遭文字语言蛊惑，不易摆脱，如蝇处玻璃瓶中，哲学乃所以除蛊破惑，示痴蝇以出瓶之道。”，借此说明不同学说“各有其所谓网（存在者所受束缚的象喻——笔者注），其解网也，遂复我用我法、卿用卿法”。（参见《管锥编（全五册）•；史记会注考证•；货殖列传》）
（81）赵瑞蕻《岁暮挽歌——追念钱钟书》，上海：《文汇报》，1999年1月2日。
第四章 “如带风骚道未亡”：钱钟书的古典文学研究第18节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分析（1）
钱钟书在治学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中西会通。翻阅钱著，常常可以聆听到中西方文化与文学之间灵犀相通而又联类丰赡的对话，宛如置身众声和鸣的音乐天地，又如静观交光互影的缤纷万象。显然，钱钟书的这一治学特征是以其兼通中西的学养为知识准备，又以其开放的中西文化观及文学研究意识为思想前提的。因为，倘若没有“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与开阔视野而于文学研究中强求“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则难免捉襟见肘、心力不副；同时，倘若没有超越中/外门户之见的文学研究意识，也就不可能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沟通中西。
我们知道，钱钟书是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1），而在该领域内注重中西方“观念”与“材料”的互证与会通（2），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中的新现象，并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乃至新境界。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着眼，钱钟书以会通中西为尚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乃是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嬗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个案。
由于钱钟书的“古典文学研究”具有会通中西的特征，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总结他的学术成就。钱钟书本人对此颇有微辞，这一点上一章已谈及，兹不赘。以笔者之见，钱钟书以会通中西为尚也就是注重中西比较的古典文学研究与一般的“比较文学”论文相比，在方法上主要有两点差异：（1）钱钟书的中西比较研究往往是以“博证”为特征的，而一般的“比较文学”论文往往限于少量观念或现象的互参互证；（2）钱钟书的中西比较研究往往是点到即止的（3），而一般的“比较文学”论文由于受学术体例的制约则力求论证的完整。因此，试图将钱钟书以会通中西为尚的古典文学研究从总体上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无疑稍欠允当。这就是钱钟书何以拈出“打通”二字以示其包括会通中西在内的以求“通”为尚的文学研究有别于“比较文学”方法的根本原因。（4）
我们看到，钱钟书在谈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某一观念或现象时，除了广征博引本国文献以资参证或明其源流外，往往还大量引用西方文献中的类似观念或现象作为对照。笔者以为，钱钟书这一博征中西式的治学方法可以说是“朴学”“博证”之法在中西文化相碰撞的历史背景下的合理延伸，相对于后者而言，它一方面在学术视野有极大拓展，另一方面也在文化观念上有所突破，也就是跳出了传统学术“夷夏大防”或近代某些学人“中体西用”的保守思路，敢于承认并借鉴西方文明在精神层面如文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或成果。因此，它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朴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致力于探讨钱钟书以“博证”为显著特征的会通中西的治学特征，实质上是基于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其“学贯中西”的“渊博”如何体现于其文学研究中？并使其取得了哪些突破和创获？又存在着哪些局限性？
显然，对钱钟书“学贯中西”乃至“博通古今中外”的意义的认识，只有上升到了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和观察层面，才不致流于对钱钟书“渊博”学识的皮相赞美，而有可能对钱钟书会通中西的治学特征及其得失作出有深度的总结。同理，对王国维、陈寅恪等与钱钟书一样享有“学贯中西”之誉的近现代中国学人，亦不能一味津津乐道于他们的学识“渊博”，或热衷于炮制关于他们的种种知识“神话”，而应致力于揭示他们的“渊博”与他们的治学之道及其学术创获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跨文化分析
前文提到，钱钟书是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其主要研究领域的，其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是注重中西方“观念”与“材料”的互证与会通。从具体操作的层面来看，钱著中的中西比较研究模式或曰跨文化分析，主要包括平行分析、阐发研究这两种类型。（5）所谓平行分析，主要是指对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学或文论中的同类或对等要素（如主题、题材、文类、风格、叙事模式、研究形态等）进行对照分析，而不以事实联系为依据，如对爱与生死、历险与成长等主题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方式予以辨析，或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处理战争题材及流浪题材的方式进行类比（6），或对不同文化中的主导文学批评形态进行对照分析（如本文第五章关于“体系建构式”文评与“札记体”文评的价值评判），均属此列。所谓阐发研究，主要是指以外来的理论话语对本土文学现象或观念进行解读和诠释，或反之以本土理论话语对异域文学现象或观念进行解读和诠释，如以弗莱的“原型”理论对中国神话传说的类型进行归纳，以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中有关心理学层面的问题进行解析，以狄尔泰意义上的“阐释循环”命题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解释观进行反思（本文第四章的主题），或反之以中国传统的“神韵派”诗论阐发西方“浪漫主义”及“象征主义”诗派的观念（7），及以老庄哲学阐发西方的“存在主义”美学，诸如此类 。究其实质，阐发研究可以说是平行研究的一个分支，因为两者在观照中外文学现象、审视中外文学关系时，均不以事实联系为依据；但由于阐发研究以其明确的研究取向——即借助某一方的理论话语阐明另一方的文学现象或观念——和日益凸显的学术价值而在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因此，我们特将该研究模式从平行研究中单独列出。
钱钟书一贯强调，“学说有相契合而非相受授者”（8），与此相应，在其论著中，较之中外文学的影响研究，钱钟书更注重不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平行分析和阐发研究。具体而言，对于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似现象，除有踪迹可追寻者外，钱钟书从不轻易断言影响关系（“相受授”），而宁可作为平行关系（“相契合”）处理。（9）因此，在钱著中，平行分析和阐发研究构成了其跨文化分析尤其是中西比较研究的主要类型；而译介学研究作为影响研究的一个分支，亦由于钱钟书对文学翻译问题的重视而在钱著中占据着一定比例，但由于对此研究类型的考察，对说明钱著中会通中西的文学研究模式帮助不大，故姑置不论。
1、平行分析与中西方共同文学规律的寻求
钱钟书在其论著中习惯于将中西方文学或文论中的同类要素如主题、题材、表现手法、修辞手段、批评形态等加以对照分析，主要借以揭示中西方的共同“文心”（即共同的文学规律），这又包括两个层面：（1）显明某种文学现象的普遍性；（2）揭示中西方学人尚未发现的文学规律。
1） 中西文学中的“错乱颠倒”与“情思连绵”之象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管锥编•；楚辞•；九歌（三）》一则对屈原《九歌•；湘君》一诗中“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一句所作的平行分析。钱钟书首先列举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有着类似表现手法的诗句，如韦应物《横塘行》所谓：“岸上种莲岂得生？池中种槿岂能成？”元稹《酬乐天》所谓：“放鹤在深水，置鱼在高枝。”以及《湘夫人》所谓：“鸟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随后分析说：
“夫鸟当集木，罾当在水，正似薜荔生于山，芙蓉出乎水也；今乃一反常经，集木者居藻，在水者挂树，咄咄怪事，故惊诘‘何为？’。与下文‘麋何食物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相贯。采薜搴芙之喻尚涵自艾，谓己营求之误，此则迳叹世事反经失常，意更危苦。……《卜居》：‘世浑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怀沙》‘变白以为黑兮，倒下以为上’；错乱颠倒之象，寓感全同。” （10）
紧接这段分析之后，钱钟书引入了西方文学中的相应表现手法——即以“错乱颠倒之象”寓“世事反经失常”之意——以为参照，他介绍说：西方诗歌题材有叹“时事大非”、“世界颠倒”之门，“荟萃失正背理不可能之怪事”，如“人服车而马乘之”，“牛上塔顶”，“赤日变黑”，“牲宰屠夫”之类，以“讽世感伤”。如海涅即有一首诗，举“以头代足行地”、“牛烹庖人”、“马乘骑士”等为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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