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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爱智者的逍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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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因其“诗人”和“作家”的身份而成为时人的关注点。其主要学术著作《谈艺录》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识，有学者甚至只着眼于其值得商榷之处，并归纳出“疏于辩正”、“造语失贴”、“征引未周”、“文有脱误”、“诠释欠妥”、“评语自相矛盾”、“注或衍或漏”等七类问题。（50）与此形成对照，他的诗歌艺术与小说艺术倒是颇受重视，当时旧诗界领袖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选录了钱诗中的两首并若干警句，并下以“多缘情凄惋之作”之断语，更劝戒其“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51）这大约是关于钱著的最早评论之一了。自《围城》出版后，两年内共印行了三版，当时的评论界对该小说既有“赞美”，也有“谴责”，褒之者将其定位为“学人小说”、“新《儒林外史》”，贬之者则指责该小说“有的只是色情”、“只会教人联想到肉欲”。（52）但无论或褒或贬，《围城》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不难理解有人何以会有如下印象：“在抗战末期，钱钟书和张爱玲女士同时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53）
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内，钱钟书继出版《宋诗选注》（1958）一书后，仅发表了《通感》（1962）、《读〈拉奥孔〉》（1962）、《林纾的翻译》（1964）等寥寥数篇文章。这一时期对钱钟书的研究，除了围绕《宋诗选注》发生过一次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争议之外（54），别无可陈。
1979年，《管锥编》初版，钱钟书随后进入了对其已有成果加以整理、增订与补订的时期，新发表的著述则仅有《槐聚诗存》、《石语》及序跋、开幕词等若干短章。在《管锥编》初版之年，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首倡“钱学”，并指导其研究生专攻《管锥编》。（55）此后，钱钟书研究有了广泛、迅速的发展。在钱钟书逝世前的将近二十年内，出版有学术专著《碧海擎鲸录：钱钟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何开四，成都出版社，1990）、《〈管锥编〉述说》（蔡田明，中国对外友谊出版公司，1991）、《钱学论》（陈子谦，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修订版）、《钱钟书〈谈艺录〉读本》（周振甫等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语象论——〈管锥编〉疏证》（臧克和，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人文世界探幽》（胡河清，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季进，上海三联书店，2002）等约八部，论文集《〈管锥编〉研究论文集》（郑朝宗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撩动缪思之魂——钱钟书的文学世界》（辛广伟等遍，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钱钟书评论》（范旭仑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等约三种，研究索引与资料集《管锥编谈艺录索引》（陆文虎编，中华书局，1990）、《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田蕙兰等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记钱钟书》（牟晓朋等编，大连出版社，1995）等约三种，专门学术刊物《钱钟书研究》（钱钟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已出3辑）、《钱钟书研究采辑》（陆文虎编，三联书店，已出2辑）、《钱钟书研究集刊》（上海三联书店，已出2辑）等三种，传记《钱钟书传稿》（爱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钱钟书传》（孔庆茂，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张文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等数种，各类单篇文章数百种。总体来看，在“钱学”史的勃兴期，“钱学”已成为广受关注的学术领域，研究范围较前两个时期有了巨大发展，研究者从文艺学、哲学、史学、语言学、训诂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角度对钱钟书已出版的几乎所有著述，都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研究，这就为进一步深化对钱钟书的研究奠定了深厚而广博的基础。
钱钟书逝世之后，钱钟书研究进入缅怀及深化期。从国内到海外，人们纷纷对这位给他们带来审美愉悦、学术启示和人生智慧，并在中西文化的会通方面卓有建树的作家（writer）兼学者（scholar），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此类文章结集为《一寸千思——忆钱钟书》（何晖等编，辽海出版社，1999）、《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钟书在一起》（沉冰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等几种。与此同时，海内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钱钟书进行盖棺论定式的历史定位，其中颇具影响的，则是以余英时为代表的钱钟书之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终结”之论。笔者有理由期待，在缅怀与初步的历史评价告一段落之后，对钱钟书的研究会进一步向深度掘进，也许，这才是对一位文化老人的最好“纪念”。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7节 钱学大观（2）
2、欧美“钱学”述要
从“钱学”（QianStudies）在欧美学界的发展情况来看，尽管美国学者夏志清早在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56）就辟专章评价了钱钟书的小说艺术及文学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西方中国学界对钱钟书的注意，但有关钱钟书的其它论著、译著却大多迟至中国“文革”结束后才在欧美陆续问世。（57）迄今为止，欧美的钱钟书研究者已在《围城》、《人•；兽•；鬼》等钱氏小说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果（58），并在《谈艺录》、《管锥编》等钱氏学术著作的译介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如业已出版了钱氏诗论的选译本《诗学五论》（法国学者郁白译，ChristianBourgois出版社；1987）、《管锥编》的选译本《管窥：思想与文学札记》（Limitedviews：EssaysonIdeasandLetters，加州大学SantaBarbara分校RonaldEgan译，哈佛亚洲中心出版社，1998）等译著，并出现了如美国的胡志德（T。D。Huters）、德国的莫芝宜佳（MonikaMotsch）等在《谈艺录》、《管锥编》等钱著的研究方面颇有心得的海外“钱学”专家。
关于胡志德的“钱学”成果，张泉《跨文化交流中的钱钟书现象》（《钱钟书研究》第3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一文有较全面的介绍。该文指出，胡氏的博士论文《传统的革新：钱钟书与中国现代文学》（1977）对“有相当难度的文评专著《谈艺录》”所作的专章探讨，从海外“钱学”乃至海外汉学的角度来看，乃是“具有开掘意义的工作”。该文随后介绍说：“海外学者一开始对于《谈艺录》它的评价并不高。夏志清就说过，尽管该书‘眼光正确，范围惊人，旁征博引……，却没有能替中国诗的急需重新估价立下基础’（《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有人指责钱钟书在论述李贺时，对于具体问题过于关注，见小不见大（《李贺传》，1971）。胡志德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认为，钱钟书一贯欣赏、传统诗话和随笔文体的审美形式，这种非正规文体一扫正规散文的呆板，能够达到即刻吸引读者的效果。《谈艺录》看似缺乏总体结构或指导理论，但这部由三百七十七页推理严密、涉猎极广的论证构成的专著，‘触及了传统诗论中的相当数量的主要问题’，所探究的，正是‘中国古典诗论的主体’。”笔者以为，对《谈艺录》一书若非深有体悟者，不能道此语；即使对国内研究者来说，这一看法也有着相当的启示性。张文又就胡氏《钱钟书论》（1982）一书介绍说：“作为一部试图系统研究钱钟书的专著，《钱钟书论》的探讨是多方面的，进一步分析钱钟书所受到的中外影响；从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角度对钱钟书作多侧面的描述；钱钟书吸收和运用西方现代文论的情况；钱钟书理论著作与创作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等等。显然，胡氏的论说是相当全面的。笔者以为，该书与国内学者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1993）一书，乃是迄今仅见的尝试全面考察钱钟书的学术著述而又颇见“系统性”的两部专著。
钱钟书曾将《围城》德文版译者、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称为“也许是西方第一个‘发现’《管锥编》而写出一系列文章的人”。（59）其《〈管锥编〉与杜甫新解》（马树德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一书实为海外“钱学”进一步拓宽深度与广度的重要标志。该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起的是“定向作用”（60），除了介绍钱钟书的生平与著作外，还从《管锥编》的方法论（中西现象“逐点联系法”）、《管锥编》的文体、《管锥编》中的“镜子”母题以及《管锥编》中的“宇宙观”等角度对该书作了考察，并对“通感（联觉）”、“镜鉴”、“倩女离魂法”等很少为汉学家所关注问题进行了探讨，其研究方法以比较分析为主。该书第二部分的论述重点则是唐代诗人杜甫，其用意是将“第一部分中形成的理念验证于实践”（61）。这部分通过诠释作者选译的25首杜诗，探求了中西方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尝试着对杜诗提出了一些新解。笔者以为，莫芝女士在《管锥编》研究中所作的贡献，乃是“钱学”研究界与比较文学界迄须加以考察的重要课题。
不过，尽管海外“钱学”已有了长足发展，但欧美学人对钱钟书并未产生普遍认同，难怪胡志德在悼念钱钟书的文章中不无感伤地感慨说：“（在美国，）那些略通中国文学者不得不惺惺相惜，期望有一天钱钟书的卓越努力能化解文化差异的坚硬界围，而渗入钱钟书所深谙的欧洲文人世界。”（62）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8节 钱学大观（3）
3、钱钟书研究与“背负十字架的思考”
前文提到，本书拟着重考察钱钟书会通中西之治学理念与治学模式，但不仅仅着眼于中西“比较文学”或中西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而更多地着眼于中西“会通”与传统学术（主要是文学学术）在现代语境下所发生之“新变”的内在关联性，力图将中西之会与古今之变在一个特定的论题上整合起来，这种运思方式确如“背负十字架的思考”，有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从目前的“钱学”成果来看，以下三类研究与本书的思考直接相关：1）从中西文化关系角度切入或涉及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者；2）从“比较文学”或中西比较研究的视角切入或涉及比较研究方法论者；3）从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或“现代转型”视角切入或涉及该问题者者。
第一类研究中的较重要论著有张泉《跨文化交流中的钱钟书现象》（《钱钟书研究》第3辑，1992）、莫芝宜佳《倩女离魂法——钱钟书作为中西文化的牵线人》（史仁仲译，《钱钟书研究采辑》第1辑，1992）、胡河清《钱钟书与上帝》（见王晓明等编《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等。张文从跨文化交流（主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总结了欧美学者关于钱钟书的基本评价及研究概况并对中西文化沟通的可能性进行了考察。该文的基本结论：“‘钱学’（指钱氏之学，而非钱钟书研究，——笔者按）将是有效促进人类的真正理解与交流的独特知识体系”，应当说是颇具远见的中肯之论。莫文则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倩女离魂法”这一命题，借以概括钱钟书沟通中西文化的基本方法之一，这一方法的具体内涵是：“我看人看我”，也即：“一个中国人设身置地于外国，用夷狄的眼光回来看中国，以致有了新认识。”钱钟书曾将借西方理论（如狄德罗的“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才能惟妙惟肖地体现所扮角色的热烈感情”）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如谚语“先学无情后学戏”），称为“回过头来另眼相看”，并援用黑格尔的观点概括说：这种借别人眼光审视自身的作法，乃是“认识过程的重要转折点”，它能使“旧相识”变成“真相知”。（63）笔者以为，莫氏受唐传奇《倩女离魂》中女主人公灵魂离开肉身、且相互打量的情节的启示，而将钱钟书所谓“回过头来另眼相看”的援西释中之法概括为“倩女离魂法”，应当说是比较到位且颇具新意的。于1994年4月自杀身亡的青年学人胡河清，无疑是钱钟书研究者中极赋灵性的一位，他非常注重从文化的高度审视文学现象，其《钱钟书与上帝》一文即指出，在《管锥编》研究中，应注意钱钟书借“希伯来文化”反拨“儒教传统”的潜在用心。这一看法可以说是别有会心的独到之见。
第二类研究中比较重要的论著相对较多，大致有郑朝宗《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读〈管锥编〉与〈旧文四篇〉》（《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再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读〈谈艺录〉补订本》（见郑朝宗著《海夫文存》，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赵毅衡《〈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平行研究》（《读书》，1981年第2期）、张文江《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的一本早期名著——读〈谈艺录〉》（张《读书》，1981年第10期）、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读书》，1981年第10期）、胡范铸《阐释的虚静与视野的溶化——钱钟书评鉴与阐释思想论析》（《钱钟书研究》第3辑，1992）、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纪念钱钟书》（《钱钟书研究集刊》第1辑，1999）、季进《钱钟书与阐释学》（《钱钟书研究集刊》第1辑，1999）及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等。
厦门大学中文系已故郑朝宗教授在以中西比较研究的角度总结钱氏之学方面，可以说是有草创之功。其《研究古代文艺批评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再论文艺批评的一种方法》二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考察了钱著中的中西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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