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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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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Т竺鳎俏芏婺芏⒋铩！保ǖ�202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是这样记下来的：“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杨昌济在《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一文中说：“教授国文之时，宜注重于解释字义。曾涤生言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此成人治经之法，以施于学校之国文教授，尤为适切。字字解释明确，则读书时无误解之患，行文时无误用之患……曾涤生又言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欲求作文之进步，宜熟读各大家之文。”（第59页）这一点在《讲堂录》中记的是：“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不知道是先生在讲授时将这“八本”说齐了呢，还是学生从《曾文正公家书》中查找写全了的。 《论语类钞》中解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一句的时候，杨昌济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第68页）这一点，《讲堂录》中记的是：“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 《达化斋日记》中说：“夫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第9页）《讲堂录》对此颇有发挥：“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①、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今）。”后面这两层意思，来自杨昌济的《告学生》一文，“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今。”“吾尝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唯我；竖尽久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唯目前。”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一个用心听课的学生（3）…（图）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1920年在 综观修身课笔记中有关人生观、世界观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为人必须有高尚理想，以“圣贤”、“豪杰”自勉；“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二是“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学问必于实际中求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三是关于办事，提倡果断、精细和善用众人之长。“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前者以陶桓公、后者以凯撒为例。四是致力之道，在长期的积蓄工夫：“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五是修身之道，必不惮劳苦，具奋斗精神，还要有朝气。“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为反抗外国侵略，以弱胜强：“夫以五千之率，敌十万之军，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毛泽东的用心听课，在《讲堂录》的国文课部分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教师喜韩文，学生也就写了不少关于韩文的笔记。除了一些课文的作者评介、典故注释之外，《讲堂录》中还记有不少诗文作法的谈论：例如“列题贵有笔势。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伊尹论》之任字是。”“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等等，等等。可以看出这位袁大胡子是深通文章三昧的。学生把这些记上笔记本，可见已经引起了共鸣；证之后来毛所写文章，也确实从这些得到了益处。 据谢觉哉的回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读书笔记、日记、手抄书，以及剪报本等，积有一大网篮（蔡和森的信中也提到过润兄的“重要笔记”），可惜我们统统见不到了。现在我们只能从这个师范一年级学生的薄薄的一本《讲堂录》，从这吉光片羽中，稍稍说明他当年是何等用心听讲，何等用功，又何等善于独立思考。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熟读韩文（1）
从在东山小学接触到《新民丛报》的时候起，毛泽东就很喜爱梁启超的文章，这不但由于其思想内容多是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就是文笔，也明白晓畅，富有感情，长于说理，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毛以梁文为范本，也是很能写出这种笔法的论文的。 进入第四师范，教国文的是袁仲谦老师，学生们背地里叫他做“袁大胡子”。这位清朝的举人，可是不佩服梁启超的文章，跟当年许多老学究斥梁文为“野狐禅”一样，贬之为半通不通。袁老师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只是认为学梁启超走错了门径，这不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主张学韩文，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不论论说驳难记事抒情，无不佳妙；作文以为师法，门径就正了。韩愈为文，气象清新，善于造句炼字，“唯陈言之务去”，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袁老师认为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要知道旧时的读书人，只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敲门砖在手，不愁找不到饭碗。 韩愈（768—824）是唐代著名的儒学代表人物，所谓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实韩愈其人其文，主要还是宋人欧阳修等抬举起来的。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也是过分夸大了的。韩愈本人在《答李翊书》中说自己，“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反对六朝骈体文，以为华而不实，只是尚辞藻，重文采，堆砌典故，而内容贫乏。他主张“文以载道”，学习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由于那时皇室崇尚佛教，他企图以古文来宗经明道，尊儒排佛，尊王攘夷，以儒家的入世观反对佛家的出世观。自汉代受辞赋影响，逐渐倾向骈俪体裁，到了六朝，一切散文、韵文都骈偶化了。当时北方学人颜之推即极力反对，北朝就有过复古运动。魏晋六朝的抒情散文，一直为后人推崇（章太炎、鲁迅都是非常赞赏魏晋文章的），唐初陈子昂等也提倡秦汉散文。各个时代各有其流行口语，时代变迁，几千年前的直言口语，便显得古朴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即是平文（白话文）运动，古文正同骈文对立。按现代学者的研究，唐宋古文和唐宋传奇文乃孪生姊妹，前者鼎盛之时，也是后者风行之时，而古文巨子又多传奇大家。传奇文实是古文运动另一支生力军。陈寅恪说，唐代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韩愈也写传奇文，《毛颖传》即最著名者。风气所及，传奇文成为唐代士子干谒的敲门砖。唐代古文运动有其时代意义，韩愈乃是主将。不过韩愈虽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在宋儒眼里，他仍然是一个相当驳杂的文人。从文章来说，他虽极力推崇秦汉古文，实际上自己不仅能写富有辞采的散文，也能写铿锵上口的骈体文；他继承遗产，融合众体，既不失优良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有名的歌颂隐者、讥讽豪门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不过600字，骈散为一，偶句铺陈，间夹韵脚，并以歌词结尾。古今论者都称道这篇杰作，实开唐宋古文赋（如《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等）的先河。 毛泽东于是来到玉泉街，长沙过去有名的旧书铺街。韩愈的书不止一个版本，善本价贵，不是穷学生买得起的，毛在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工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早都朗朗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地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① 经过理解的诵读熟记，就如钱存在柜中，可以随时取用。“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①
第三部分：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熟读韩文（2）
《讲堂录》的后部分，有大量关于韩文的笔记，共包括七篇诗、赋、论，即《元和圣德诗》、《改葬服议》、《谏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以及有关内容的评介和议论。如《闵己赋》后，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引用韩愈为自己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一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处。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在评白皮书的时候，毛提到韩愈的《伯夷颂》，以为现在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1956年12月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毛又提到韩愈的《送穷文》，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人们听到过的。他对韩愈的诗也有好感。在给陈毅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文章格局和思想方面的影响，这里就不举例了。 和韩愈并称的古文运动柱石是柳宗元，后人以韩柳为古文宗师。柳宗元一生坎坷，因参加“势必失败”的王叔文一派党争，被贬后处于蛮荒之地十多年，死在柳州。他的文章精练整洁，尤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精如珠玉；他的胸襟与视野都比韩愈广而深。章士钊以半生精力研究柳文，于20世纪60年代写成100万字的大著《柳文指要》，从多方面论证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跟韩愈对比，称颂柳“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韩“以民为仇”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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