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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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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4）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此事他在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孔子的学说，经过荀子、孟子，尤其是宋明理学家程朱陆王的发展，早已不是原貌了。颜习斋早指出过这一点。“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孔子，其实就是宋儒所塑造的孔子。诚如李大钊说的：“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①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漫长、曲折艰苦斗争的道路上，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成为毛泽东观察形势决定政策的指导理论，但如前所述，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自幼熟读理解的孔孟学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仍旧是结合着时势的需要，而随时古为今用的。为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照搬照抄，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毛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孔孟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特别是1938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号召全党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顽症说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了响应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在1939年2月间，毛在陈伯达的一封信和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关于墨子尤其孔子的哲学思想，就总的看法和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从而可以了解他对儒墨二家学说熟悉的程度，对孔子的一分为二，以及对哲学上根本问题的关切。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正处在同国民党蒋介石作斗争的抗战相持阶段，因此总免不了用政治语言来谈哲学问题，用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来比喻古代的事情（这也是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的长期习惯）。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就不是本文要谈的范围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开宗明义道：“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按：古希腊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来了”。“题目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信中谈到“中庸问题”，虽然语言不同：“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 给张闻天的两封信都是谈孔子的哲学思想。关于名实问题，从所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说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观念论：“‘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则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关于中庸问题，“‘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然后信中从《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议论开去，认为朱熹的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不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5）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知仁勇“三达德”，信中说：“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前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在《论语》中出现百次以上，其含义宽泛而多变，孔子自己的讲解也有歧义，前后并不一致。这确是被后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们常常各取所需，见仁见智。如孔子讲“仁”原是为了释“礼”；“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孝”与“悌”是古代氏族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形成的观念形态，也是宗法统治体制“周礼”的核心。那时，家国无甚区别，忠与孝也是一体。儒家为了维护周礼，就创构了从“诚意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内圣外王”之道，这也是当时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后来孟子一味讲“以修身为本”，强调内“仁”的内省修养。荀子生于战国时代，虽本于“仁义”，却大讲“军旅”和“刑政”，并称“礼”与“法”，更致力于客观外界的改造。从此儒学分为“内圣”、“外王”两途。于是后来有汉代董仲舒的孔子，有宋代朱熹的孔子，也有清代康有为的孔子。如孔子并无禁欲思想，宋代程朱理学家却硬将“仁”变成“存天理灭人欲”。但不论怎样变化，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几千年来总是统治着人们，成为一种久远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作为历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君主专制主义、等级主义、禁欲主义思想意识，统治和毒害了中国两千多年，肃清这些封建余毒并非易事。从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看来，这仍然是我们今后的一个艰巨任务。如所谓“安贫乐道”、“何必曰利”；自古以来的重农轻商，轻艺技为末流；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不患寡而患不均”，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万事不求人，维护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以及建立在这基础上的历史悠久的宗法制度，家长制，等级观，特权化，藐法治重人治，定于一尊的帝王思想，等等，这些“不仅是封建和农业小生产社会的产物，而且也确与孔子仁学原型有关，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障碍。不清醒地看到这个结构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性的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人民（不止是某个阶级）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所带来的深重印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鲁迅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他尖锐地提出了和长期坚持了对所谓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批判和探究。他批判‘阿Q精神’，揭露和斥责那种麻木不仁、封闭自守、息事宁人、奴隶主义、满足于贫困、因循、‘道德’、‘精神文明’之中。……虽然这些并不能完全和直接归罪于孔子。但确乎与孔学结构有关。所以鲁迅总是经常把矛头指向孔老二。”① 不过，孔学和儒家积极的入世态度，同实用理性的仁学精神是分不开的。如毛泽东说的，孔子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拥护。突出人格的主动性，以身作则的实践性，勤奋学习、追求知识，以及意志锻炼、自我控制等，这种有历史责任感的道德自觉所构成的“仁”，确实达到一种人格力量的最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所有这些出自《论语》的体验“仁”的精神的语言，孔子自己以身作则实践并教导弟子自觉追求的东西，几千年来成为一种全民族的文化伦理道德标准。这种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从而起着一种替代宗教又同宗教类似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同西方、也同阿拉伯、印度等国不同，不会以教代政，而出现如宗教教派统治的中世纪黑暗时期。自古以来，不论佛教、回教或基督教的传入，不仅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意识，产生统治力量，反而或被儒学同化，或丝毫不影响儒家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感谢孔夫子在历史上起过的这种正面作用。“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都闪烁着灿烂光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感情、思想和态度，而它们又都可以溯源于仁学结构。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而这根脊梁与孔子代表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说毫无关系。”①
第四部分：读社会这一本大书“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6）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不仅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而且中华民族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② 这里所说的许多“家”和“英雄”、“领袖”，同鲁迅所说的“脊梁”自是同一意义。毛泽东历来主张对历史遗产采取分析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就在所有这些丰富遗产和历史人物，都是产生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也可以说，无不同孔孟学说或大有关系或小有关系的。因此，精华与糟粕，或共生，或互生，都不会单一的纯而又纯。无论学说、人物、事业或历史本身，都是极其复杂的，难以分析出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或精华或糟粕。因此，对这些历史上的人事，切不可采取或一笔抹煞或全盘肯定，或捧之上天或踩之入地的态度。 前面提到了“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灵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但也是孔子儒家的东西。“班固的《汉书》为刘德作传，称道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清初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之‘实学’反言心言性之空谈。其后乾嘉汉学训释经义，仍强调‘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曾国藩则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以实事求是精神贯通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他们讲求‘实事求是’，主意不尽相同，但都包含着力求对客观实际和思维活动规律作出正确反映的意向，代表了那种为学治事注意从实际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的优良文化传统。”｛1｝ 曾国藩钩通讲求考据的汉学与讲求义理的宋学，认为两者不可偏废，有其独到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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