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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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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同时他还编印了两期《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现在我们从《毛泽东书信选集》中看到这样一封典型的规劝信，是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写给彭璜的。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三集中没有这封信（第三集1921年1月上旬付印）。此信可能编入第四集。第四集已编好，预告说1921年8月出版，但现在没有发现，也许当年并未出版。彭璜是当时会员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五四运动时为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驱张运动时为驻上海的负责人，主编驱张的《天问》周刊。他是湖南商专的学生，毛泽东最亲近的战友，且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1921年1月，1、2、3号3天，学会的大会刚开过，大家都在会议上各抒己见，会开得很融洽，并无大的原则争论。彭与易礼容是同学，易同样是毛的好友，也是当时的活跃人物。这封信大概是由于彭与易之间，为一件并非原则大事，发生激烈争执而引起的。彭对易说了些过分泄愤的话，如说“要反抗”，“要征服”，毛泽东觉得“未免过当”。信中首先谈到自己的缺点：“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然后谈到彭璜的缺点：“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唯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兄以为何如？”我们几乎将这封信全抄下来了。朋友间因事争吵伤了和气，借机调解，晓以大义，将自己也摆进去，都有缺点，而能如此诚恳指出对方的十条缺点，既严肃深刻，又亲切诚恳，此种交友之道、同志之情，实值得学习，永远不会过时。想必彭璜一定接受了朋友的劝告，与朋友和解了吧。不幸的是，彭璜于1921年早逝。 经过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革命锻炼，新民学会不仅会员扩大了几倍，而且已不是一个纯学术的团体了。会员们已投身于改造中国的事业，他们在国内外，天各一方，寻找如何才能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道路。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新民学会（4）
自上海半淞园会议之后，学会会员主要分在法国和长沙两地活动。1920年7月，毛泽东回到长沙后，领导新民学会会员，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组织湖南进步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同陈独秀联系，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人，作建党的准备。他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会员中主要骨干都同时进行了这种学习。由于赵恒惕政府的破坏，湖南自治运动终于失败。1920年11月25日在致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到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他经过革命的实践和艰苦的学习，已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 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启示，如对十月革命的了解，比在长沙的会员要好得多。他们能直接阅读法文书报，蔡和森搜集了各种重要小册子约100种，准备编译丛书。这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比毛泽东等稍早一点，也更深一些。根据上海半淞园会议的要求，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13人（还有其他进步青年参加，共20多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5天会。一致通过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普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3000多字，写于8月13日；萧信几长一倍，写于8月初。蔡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信中对他的挚友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然后谈到讨论会务时的争论，他“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关于会务计划，如何准备人才，经济等等，各地方分工等等，列了一个大表，认为1931年或1936年前，“为纯粹的预备时期”。由于信收的晚，毛泽东于1920年12月1日始复信，长4000余字，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此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又于9月16日给他的一封长信，5000多字。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宣言即陈的手笔）。 1921年1月1日至3日，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开了3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方法，即刻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人人畅所欲言，详细讨论后，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5人，2人弃权，1 人主张“促社会进化”；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易礼容、陈章甫等12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3人弃权，2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刻着手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文化书社、印刷局等）等六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同意。 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清楚地证实，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组织准备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30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10人。这正是杨昌济教育救国思想教导的结果。如美籍学者李振翩（表决时，他赞成“促社会进化”、“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教育家周世钊（赞成“促社会进化”，第2项弃权），华侨教育家张国基、女教授劳君展、魏璧等。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新民学会的成立、发展、变化及后来的分化，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湖南这个有革命传统的地方，一代进步青年同中国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也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陈独秀、李达等将在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并寄去《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上海、北京小组成员中，李达、李中、李启汉、林伯渠、陈公培、周佛海、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等，都是湖南人，都与长沙小组成员有联系①。1920年冬，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人，贺民范也可能是小组成员②。 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新民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自动不存在了。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一时楷模”陈独秀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就爱读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非常钦佩陈独秀其人和他写的文章，这种“一时成了我的楷模”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论》① 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则谈到，“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的“许多方面的改革”，“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陈在《宪法与孔教》｛1｝ 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毛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许多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惠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2｝ 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3｝ 毛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4｝ 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如果人们细读当年毛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他说的“楷模”，确不是随口之言。
第五部分：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和邵飘萍 蔡元培的影响（1）
1918年8月，毛泽东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又这样谈到他同陈独秀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五四”运动后不久，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那时毛泽东正在长沙积极筹备出刊《湘江评论》，于是他就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两千多字的长文，历述陈被捕经过及各方营救情况，并记入章士钊致北京政府毋兴文字狱的长电。然后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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