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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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嬷刃虻木瘛Ｕ馐敲簧乃枷胫校又泄晌幕ㄇ鹩诠傩薜浼拿窦浯澄幕┘坛欣吹囊桓龊苤匾牟糠帧�1959年，他在庐山讲话，谈到当时刮共产风，说：“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可见，毛泽东晚年的平均主义思想、理想社会主义思想等等，都有着《水浒》等书“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的影响。 毛泽东去世前不久，在请人读《水浒》给他听时，曾发表过一些独特的意见。这些意见经人筛选，报纸上只刊出了两段这样的“语录”：“《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同人们所熟知的他历来对《水浒》的肯定评价，完全不同。于是当时报纸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评论《水浒》、斥责宋江投降派的热潮。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读《水浒传》（3）
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眼睛不好了，请人为他一读少年时代就酷爱的书，读书的人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于是谈起对书中一些人物、故事的看法，其中有的因感时而发，如“反面教材”，这同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不合实际的忧虑有关。由于不能亲见亲知外界的种种事实真相，发表些大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本来不是什么奇特的事。奇特的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利用这些来制造谰言，兴风作浪，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只不过是借题做文章，并不是什么要认真评价《水浒》。 如果抛开“文革”后期政治斗争的背景，单只作为一种文学评论来看，毛泽东对《水浒》的这些评论，和他对《红楼梦》的那些政治性评论一样，是别具只眼的一家之言，是从他自身的经验观感出发对《水浒传》的一种评论。 《水浒传》的版本，大致有三个源流。一种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题施耐庵本，罗贯中编次；一种是《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刻本；还有一种是《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回本，金圣叹评点。这三种版本，究竟哪一种是祖本？说法很不一致。以前，人们大抵把一百卷本作祖本，除梁山聚义的故事外，还有征方腊的内容。而余象斗刻本中，征辽、征王庆、征田虎的内容，被认为是后加的。金圣叹评点本，尽管自称是得了古本，却仍被认为是“腰斩”了浒》。不过，报载近来罗尔纲教授考订，以为七十回本确是祖本，以后“征四寇”的内容均系后人所加，是歪曲了这部歌颂造反英雄的小说。如果此说可以成立，那么，毛泽东批评《水浒》写了投降派，以及宋江投降后去征方腊，则只能看作对续貂者的不满了。 毛泽东是高度赞扬造反的。他对自己一生的“无法无天”是极为欣赏的。因为他始终认为，革命的秩序才是最正常的秩序。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就是“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句话成了最重要的动员口号，红卫兵们自称“造反派”，别人也叫他们造反派。毛大不满于宋江的投降、招安，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他对宋江高俅之间的斗争性质，也是用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但他似乎忽略了一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不是一个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农民起义，不可能反皇帝制度，最多只是推翻一个旧皇帝拥戴一个新皇帝。农民小生产者的眼光，超越不过时代的限制。他们即使造反成功，历史告诉我们，也不过是自己来当开国皇帝罢了。因此，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出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了。这个基本道理，在毛泽东已出版的著作中，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中，本来是明白无误的。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到老而兴味依然。不管他对《水浒》的各种评论，是否尽都公允、正确，但他确实是一位爱读《水浒》者，善读《水浒》者。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读《三国演义》（1）
《三国演义》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最爱读的小说之一。小说主要的内容是叙述魏蜀吴三国相互之间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实繁杂，故事曲折，人物生动，有声有色。他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早年就爱读《三国》，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魏蜀吴之间60年中，有许多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显然毛最初也是从这里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大概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外出的专列（火车）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志》是必备的，可见爱好之深。1958年9月，毛泽东乘专列视察大江南北。“一天，毛主席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主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① 晋代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南朝裴松之作注，博引群书，收入大量史料。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连祸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人才辈出的时代。唐代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唐代已可能有三国故事由艺人演述。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志演义》，篇幅比《平话》增约10倍。尤其文字通俗，雅俗共赏。章学诚说它“七实三虚”，“虚”是作者的艺术创造。因此，《演义》一出，《平话》失传。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祭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山显圣、空城计等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元明杂剧约70多个剧本，京剧剧本约140出，现在大部分存在。三国故事剧本之多，是古代各朝故事无法相比的。 由于《三国演义》的流传，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曹操、关羽、张飞成为奸诈、忠义、勇猛的典型，其他如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气窄心狭的周瑜，仁德的刘备，长厚的鲁肃，勇将许褚、典韦，以及甘受愚弄的蒋干，等等，无不各极其态，老幼乐道。许许多多人们习用的俗语比喻，也出自三国的典故用语：如身在曹营心在汉；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大意失荆州；挥泪斩马谡；说曹操，曹操到；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等。其中有许多已成社会生活中的固定词汇；如赤膊上阵，这是写许褚之事；乐不思蜀，这是写刘禅之事。聂绀弩说：“《三国演义》把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正史《三国志》通俗化为比较容易看懂的历史小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最初是说话人用口头语言讲说出来的。”其功劳有二：“一、把历史知识和非历史知识从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拿来交给一般群众，改变群众的精神生活。二、取代文言文，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文。”《三国演义》是封建时代的文学。它所创造的人物典型，离开了书本，和人间世俗一结合，就越传越大，超过了书本所创造的典型性。小说尤其历史小说，最忌描写过实，不近情理。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个学术报告中，批评三国演义说：“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同样的意思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说了：“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就是关羽在《聊斋志异》中成为维护纲常名教的正神，曹操是永在地狱受罪的恶鬼的道理。”（聂绀弩语）曹操作为奸雄的形象是宋以后的事，与《平话》、《演义》有关。曹操确是被《演义》片面化了。因此，毛泽东赞成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从他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看，他对曹操其人是持肯定态度的。总的说来，《三国演义》的社会历史影响确是深远的，可从中学习办事做人，学习军事打仗，学习处世交友，各行各业，工农兵学政商，都可从中体会借鉴，各取所需。同《红楼梦》、《孙子兵法》等一样，《三国演义》已走向世界了。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读《三国演义》（2）
《三国志》书中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借鉴之处。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载：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蒋瑞藻《小说史考证拾遗》中，引阙名《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二百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清刘銮《五石瓠》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它学习到了战争的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三十回、第四十九回、第八十四回）。 在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推崇的，大概要算诸葛亮。在《讲堂录》里，谈到“办事之人”的时候，就以诸葛亮为例。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还不止一次提到孔明。例如，1957年，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他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毛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里也用诸葛亮作过比喻。他以为，应该是诸葛亮似的有才能的人组织政府，算是人民的公仆；而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大众，却不是比作刘备，而是比作平庸无能、听凭诸葛亮摆布的阿斗。一个把群众看作孔明，一个则把群众看作阿斗，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差异。笔者听陶铸谈过，毛泽东同他闲聊时讲到：生平见过两个伟大人物，都是不要群众的，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斯大林。 1953年谈到青年团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谈及团的干部年轻化，也引证三国时代的事例。他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 1958年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毛从《三国演义》中引来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语，来说明人的忧患与生俱来。 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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