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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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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举着手，力图引起人文学院院长的注意；那位院长是这次演讲会的主持人。
“诺玛！”约翰轻声叫道，急促地摇着头，“别！”
“为什么？”诺玛轻声回问道。
“求你了，”约翰又轻声说，“此时此地，别这样！”
“周五中午，我们将就今天这位贵宾的演讲作进一步的讨论———在会议通知书上，你们可以了解到有关的详细内容———不过，科斯特洛女士惠允再回答听众的一两个问题。有———吗？”院长环顾四周，眼睛放出光芒。“有！”约翰听见身后有人叫道。
“我有权提问！”诺玛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道。
“你是有权提问，只是别实施这权利，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约翰轻声回应道。
“我无法容忍她就这样草草收场！她搞混了！”
“她老了，她是我母亲。求你了！”
在他们身后，已经有人在说话。约翰转身，发现，讲话的是一个长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他想道，天晓得，他母亲何以要答应对听众的问题作出满意的答复。他母亲应该知道，公共演讲要吸引的是傻子和疯子，正如尸体吸引苍蝇。
“我不明白，”那人问道，“您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您是否说我们应该关闭养殖场？您是否说我们应该停止吃肉？您是否说我们应该更加人道地对待动物，更加人道地杀戮它们？您是否说我们应该停止动物实验？您是否说我们应该停止拿动物做实验，甚至包括像克勒所做的那样仁慈的心理实验？您能否阐明这些问题？谢谢！”
阐明。根本不是傻子。他母亲可以说得更明白些。
伊丽莎白站在麦克风前，紧紧地抓着讲台的边缘，讲台上没有讲稿；她看上去神经明显紧张。这不是她的强项，约翰又想道，她不应该这么做。
“我希望，一些原则不必明说，”他母亲说道，“如果你们想要从我这演讲中抽取出一些原则，那么，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答复：开启你们的心扉，听听你们自己的心里话。”
伊丽莎白似乎想要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院长看起来很是狼狈。毫无疑问，那个提问题的人也感到很是窘迫。约翰当然也很尴尬。她为何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呢？
他母亲似乎意识到了那阵不满的骚动，重新说道：“我对剥夺公权、规定饮食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一向不太感兴趣。剥夺公权，各种法律。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东西后面的本质。至于克勒的实验；我认为，他写了本奇妙的书。假如他不曾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用黑猩猩做实验的科学家，那书就不可能写成。不过，我们读到的这本书，不是那本他想写的书。我想起蒙田说过的某句话：我们认为我们在玩猫，但是，我们怎么能知道，那猫不是在玩我们？但愿我能认为，我们实验室里的动物是在玩我们。可是，唉，事实并非如此。”
伊丽莎白沉默了。“您的问题得到回答了吧？”院长问道。提问者夸张地耸了耸肩，做了个大鬼脸，然后坐了下去。
还得去赴宴。半个小时之后，在教职员工俱乐部，东道主举办了一场宴会。一开始，约翰和诺玛没有受到邀请。后来，人们发现，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在阿波尔顿学院还有个儿子，他俩这才被加入到了被邀请者的行列。他怀疑，他们在哪儿都会感到不自在。他们肯定是最年轻、最卑微的。也许，人们需要他去做和事佬。
怀着坚韧的兴趣，约翰巴望着想看看校方将如何处理菜单方面的挑战。假如今天这位赫赫有名的演讲者是个伊斯兰教阿訇，或犹太教拉比，他们大概就不会上猪肉。那么，出于对素食主义的尊重，他们会给每个人上炸干果饼？陪伴他母亲的那些贵客是否整个晚上都要烦躁不安，想象着自己回家之后，抓起熏牛肉三明治或鼓槌一样的冷鸡腿，狼吞虎咽？或者，学校里那些英明的头头脑脑会求助于属性暧昧的鱼；因为鱼虽然有脊椎，但并不呼吸空气，也不哺乳幼鱼？
好在不是他负责点菜。他害怕的是：在聊天的间隙，有人会走上前来，说出他称之为“问题”的话———“科斯特洛女士，是什么因素导致您成为素食主义者的？”———然后，他母亲会跨上高头大马，给出他和诺玛称之为“普卢塔克式的回答”。
那之后，那修复损伤的任务将落到约翰头上，他一个人头上。
问题的答案来自普卢塔克的伦理文章；他母亲熟记在心，而他只能部分地复述出来。“您问我何以我要拒绝吃鱼。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您居然能把动物的尸体放进嘴里，您居然嚼着鱼肉片，喝着死鱼汁，而不觉得肮脏。”普卢塔克真能让人无言以对：就“汁”这一个字便能让人哑口无言。搬出普卢塔克，就好像在提出挑战；那之后，会有什么事发生，就谁也不知道了。
他宁愿他母亲从未曾来过。再次见到她，是好事；让她看到自己的孙子孙女，是好事；让她得到认可，是好事。但是，如果他母亲的此次访问弄得很糟糕，那么，他将付出代价，他必将付出代价。而且，对他而言，这代价似乎是过高了。为什么她不能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过普通老太太的生活？如果她想对动物敞开心扉，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对她养的宠物猫敞开心扉？
他母亲坐在饭桌的主位，正对着加兰德校长。约翰跟她隔着两个座位，诺玛则坐在末尾。有一个位子空着———他寻思着那是谁的。
露丝·奥尔金来自心理学系，正在跟他母亲讲述一个实验，说有一只年幼的黑猩猩，被当做人养。当它被要求将照片分门别类时，它坚持把自己的那张跟人类的而不是其他猿猴的照片放在一起。“我们很容易会简单地解读这个故事，”奥尔金说———“也即，它希望自己被看做我们中的一员。不过，作为科学家，我们得有所警惕。”
“哦，我同意您的看法，”他母亲说，“在它心目中，那两类动物的区别可能不那么明显。比如说，一类是自由来往的，另一类则被锁起来了，只能待着。它的意思可能是说，它更喜欢处于自由者的行列。”
“或者，它可能只想取悦管理员，”加兰德校长插话道，“以显得它跟那管理员很相像。”
“对动物而言，这有点像马基雅弗利，您不这样认为吗？”一个大块头的金发男子说道。约翰没有记住那人的名字。
“马基雅弗利的同时代人都称他为狐狸，”他母亲说。
“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动物的品质令人难以置信，”大块头男人反驳道。
“是的，”他母亲说。
一切都变得非常顺利。服务员给他们端来南瓜汤，没有一个人抱怨。他能够轻松一下了吗？
在鱼这道菜上，他确实可以轻松一下。两道主菜之间是小菜，他们可以从两种小菜中选取一种。一是红鲷鱼烧小土豆，二是宽面条加茄子。加兰德跟约翰一样，也要了宽面条；事实上，他们有十一个人，其中只有三个要了鱼。
“一些宗教团体常常用禁食的名义，把自己禁锢起来；这是很有趣的，”加兰德说。
“是的，”他母亲说。
“我的意思是，比如说，那种禁锢的形式应该是，‘我们是不吃蛇的人’；而不应该是，‘我们是吃蜥蜴的人’。这是很有趣的。我们不做什么，而不是我们做什么。”在调任行政职务之前，加兰德是一个政治学家。
第三课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6）
“所有这一切都跟干净和不干净相关，”温德林奇说。尽管他的名字不像是英国人的，但他是英国人。“动物有干净和不干净之分，习惯有干净和不干净之别。不干净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段，可以用来鉴定谁属于哪个团体，谁不属于哪个团体；谁在内，谁在外。”
“不干净和羞耻感，”约翰插话道，“动物没有羞耻感。”听见自己在说话，他感到很奇怪。可是，为什么不说呢？———今晚过得很好。
“确实是，”温德林奇说，“动物们不会把自己的排泄物藏起来，它们还在公共场合做爱。它们没有一点羞耻感。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它们跟我们人类的区别之所在。不过，我们对它们的基本看法还是：它们不干净。动物们有不爱干净的习惯；因此，它们被排除在人类之外。羞耻感，对不干净的羞耻感，使我们成为人。亚当和夏娃：那个奠基性的神话。在那之前，我们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动物。”
约翰以前从未曾听温德林奇说过话。约翰喜欢温德林奇，喜欢他那认认真真而又结结巴巴的牛津口吻。这破除了美国人的自信。
“不过，生物系统不可能是这么运转的，”优雅的校长夫人奥丽维娅·加兰德反驳道，“这太抽象了，没血没肉。我们不跟动物做爱———这就是我们自己跟它们的区别之所在。想想跟它们做爱，就会使我们发抖。这就是说它们———所有动物，都是不干净的。我们不跟它们混杂在一起。我们使干净的和不干净的分开。”
“不过，我们吃它们，”这是诺玛的声音，“我们跟它们是混杂在一起的。我们消化它们。我们把它们的肉变成自己的肉。因此，生物系统不是这么运转的。有些特殊种类的动物，我们是不吃的。当然，这是指那些不干净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动物。”
她的说法当然正确，但也有错误：这错误把众人的谈话带回到了饭桌上，带回到了他们面前的食物上。
温德林奇又说道：“希腊人感到屠宰动物是有问题的，但他们又认为，通过使屠宰行为仪式化，他们可以弥补错误。他们举行奉献牺牲的仪式，把一部分供品奉献给神明，希望自己能保有剩余的。什一税也有同样的用意。在你打算吃肉时，祈求神明的祝福，祈求他们宣称那肉是干净的。”
“也许，这就是神明的起源，”他母亲说。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也许，我们创造神明，就是为了能够把自己的过失转嫁到他们身上。他们许可我们吃肉。他们许可我们玩弄不干净的东西。这不是我们的错，而是他们的错。我们只是他们的孩子。”
“您真的这么认为？”加兰德夫人警觉地问道。
“上帝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他母亲引述道，“这很方便。上帝告诉我们，这样做是允许的。”
又是沉默。他们等着她说下去。毕竟，她是拿了钱的客人。
“诺玛说得对，”他母亲说，“问题是，我们要界定我们跟动物的区别。这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动物，而不只是所谓‘不干净的动物’。禁止某些种类的动物———诸如猪等———是相当武断的。这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正处于危险的境地。实际上，是雷区，食物禁忌的雷区———禁忌是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雷区也没有逻辑———都不是意想之中的。除非你手里拿着一张地图，一张神圣的地图，否则，你决不可能猜想到，你会吃什么，你会走向哪里。”
“不过，这只是人类学的理论，”诺玛从桌子下首反驳道，“他一点都没说到我们今天的行为。现代人选择食物，不再取决于神明的许可与否。如果我们吃猪肉，而不吃狗肉。那只是从小到大的习惯。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伊丽莎白？这只是我们的一种习惯而已。”
伊丽莎白。诺玛这么称呼她，是在表示自己跟她的亲密关系。不过，诺玛是在玩什么把戏呢？她是否想把他母亲引向陷阱？
“嫌恶，”他母亲说，“我们可能已经摆脱了神明，但我们还没有摆脱嫌恶。嫌恶是宗教恐惧的变种。”
“嫌恶并不普遍，”诺玛反驳道，“法国人吃青蛙。中国人什么都吃。在中国，根本没有嫌恶可言。”
他母亲沉默了。
“因此，也许问题只在于，你在家里学到了什么，按照你母亲的说法，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什么是干净的、可吃的，什么是不干净的、不可吃的，”他母亲轻声说道。
“也许是吧”———此时，约翰觉得，诺玛讲过头了，正开始支配话题，而且到了完全不合适的地步———“这整个关于干净与不干净的概念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也即，他能使某些团体有能力从消极的意义上把自我界定为精英分子，或上帝的选民。我们是避开A或B或C的人，通过这种禁绝的力量，我们使自己脱颖而出，成为上等人；比如说，成为社会中像婆罗门那样的特权阶层。”
又是一阵沉默。
“素食主义禁止吃肉，但禁肉只是禁食的一种极端形式，”诺玛得寸进尺，“一个精英团体想要界定自己，禁食是一种快捷而方便的方式。其他人的饮食习惯是不爱干净，我们不能跟他们同吃同喝。”
此时，诺玛真的快要说到点子上了。此时局面出现了混乱，气氛也不安起来。幸好，用餐完毕了———红鲷鱼和宽面条———女招待来到他们中间，撤走了盘子。
“你读过甘地的自传吗，诺玛？”他母亲问道。
“没有。”
“年轻时，甘地被派往英国，学习法律。英国作为一个伟大的食肉国，当然很是自豪。但是，甘地的母亲让他发誓，不吃肉。她在一只旅行箱中装满了食物，供他一路上食用。在海上航行期间，他曾从饭桌上捡过一点面包吃，后来，就一直吃箱子里的东西。在伦敦，他曾面临困境，曾花费很长时间，寻找住处，寻找有他那样的食物的饭馆。他很难跟英国人交往，因为他无法接受或回报别人的好意。直到他偶尔遇到英国社会中的一些边缘人物———费边社成员、神学诡辩家等等———他才开始感到自在些。直到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孤独的小人物，一个学法律的学生。”
“伊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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