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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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回国，报纸就兴高采烈地纷纷提起这事。《时代报》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获奖小说家被指控反犹》，还摘发了她讲话中的一些冒犯人的段落，错误的标点使这些段落读起来扑朔迷离。电话开始响个不停：大多数是记者，但也有陌生人，其中有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女人，大声甩过来这样一句话：“你这法西斯杂种！”从那以后，她不再接电话。她一下子就站到了被告席上。　　　　
　　　　她应该早就预见并避免这种纠缠不清的局面。因此，她又在那讲坛上干什么呢？假如她有点头脑，她就应该避人耳目。她老了，总是感到累；她曾经有过对名声的追逐，但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渴望。如果问题真的是邪恶的代名词，大得足以藏污纳垢；那么，她想用更多的谈话来解决邪恶问题，到底有多少希望？　　　　
　　　　可是，在她接到邀请函的时候，她正在读一部小说，正沉浸于小说的恶毒的魅力。小说写的是最糟糕的一类人的堕落，这使她被吸入了一种无边的沮丧情绪。“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她一边读着，一边想叫出声来；天知道，她是要对谁说话。就在那天，她收到了邀请函。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受人尊敬的作家，是否愿意莅临一个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聚会？如果她愿意，就请发表演讲；题目很泛，是“沉默、同谋与罪行”。　　　　
　　　　那天她读的书是保罗·韦斯特写的，韦斯特是个英国人，但他似乎已经使自己摆脱了英国小说家常有的那些比较小气的关注。那书是关于希特勒以及希特勒行将在国防军驻地受到行刺一事。她觉得书写得很好，直到她读到那些描述谋划者的具体行动的章节。韦斯特的资料是从哪儿弄来的？是否真的有目击者？他们于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在忘却之前，在记忆为了防止自己变成空白之前，他们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下来。他们的话语肯定把纸页都烧焦了。他们还写下了刽子手对受刑人说的话。多数受刑人是哆哆嗦嗦的老人，囚服已被剥掉。他们穿着破旧的囚服，出来参与人生的最后一个事件。哔叽呢裤子上沾满了污垢，套衫上满是蛀虫咬出来的洞，没有鞋子，没有带子，假牙和眼镜都被摘掉了，筋疲力尽，颤颤巍巍，手伸在裤兜里，以便提着裤子，恐惧地呜咽着，吞咽着自己的泪水，不得不听着屠夫训话。这粗鄙的畜生的指甲上还凝结着上个星期的血。他嘲笑他们，告诉他们，当绞刑架上的绳子“啪”的一声，突然绷紧时，就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他们年迈的双腿像纺锤一样细长，而他们的尿啊屎啊会如何顺着双腿流下来，他们年迈的阴茎软塌塌的，将如何产生最后的震颤。一个挨一个地，他们走向绞刑架。那个刑场没有一般刑场的特征，以前可能是一个停车场，或者正好是一个屠宰场。上面装着碳弧灯；因此，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可以隐身在他的林中老窝里，通过银幕，眼看着他们先是啜泣，然后是扭曲，然后是一动不动，松弛着一动不动，成了一摊死肉。他为自己已经报仇雪恨，而感到心满意足。　　　　
　　　　这就是小说家保罗·韦斯特写的东西，一页一页又一页，写得满满当当；这就是伊丽莎白所读到的，她为这场面感到恶心，她为自己感到恶心，也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世界感到恶心。直到最后，她干脆把书推开，把脑袋埋在手里，呆坐着。龌龊！她想叫出来，但没叫；因为她不知道，她该把这词扔给谁：是她自己，还是韦斯特，还是那群在天上无动于衷地看着所有这一切的天使。这些事之所以龌龊，是因为它们不应该发生；之所以到现在还龌龊，是因为它们既然发生了，而如果我们又希望自己保持健全的心智，那么它们就不应该被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应该被掩盖起来，永远被掩藏在地底下，就像全世界的屠宰场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在她接到那份邀请函时，手上还留着臭味，那是因为接触韦斯特的龌龊的书而被沾染上的。简而言之，正是因此，她才来到阿姆斯特丹；“龌龊”这个词仍然在她的嗓子眼里往上翻涌。龌龊：这不仅指希特勒手下的刽子手们的行径，不仅指行刑人的行径，而且还指保罗·韦斯特的黑色书籍。这样的情景不属于光天化日，应该避免让处女们和孩子们的眼睛看到它们。　　　　
　　　　以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目前的处境，阿姆斯特丹人会对她有什么反应呢？那儿的市民是所谓“新欧洲人”，敏感、实用而且完全能适应环境；在他们中间，“邪恶”这个意义明确的加尔文主义术语是否还是那么有力？自从上次这恶魔厚着脸皮大摇大摆地走过他们的街道，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了；不过，当然，他们不可能已经忘记。阿道夫及其军队的形象仍然纠缠着大众的想象。“狗熊”考巴是他的兄长兼师傅。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衡量，考巴都比他更残暴、更邪恶，其灵魂的龌龊更骇人听闻；但考巴几乎已经消失。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用恶去制衡恶；这制衡的行为本身会在我们的嘴里留下恶劣的味道。两千万、六百万、三百万、一万：在这些数字面前，我们的心总会在其中一个上碰碎。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你的心会破碎得越来越快———这种情况至少已经在她的身上发生。一只麻雀被弹弓从树枝上射下来，一个城市被彻底毁灭？谁敢断定：哪样更糟糕？邪恶，完全的邪恶，一个邪恶的宇宙，由一个邪恶的神所创造。在阿姆斯特丹这个文明的、管理得很理性、发展得很好的城市里，面对那些友好的荷兰主人，和同样友好、聪明而敏感的听众，她敢说这话吗？最好是保持平和，最好不要过分地大喊大叫。她可以想象《时代报》上下一篇报道的题目：《科斯特洛认为，宇宙是邪恶的》。　　　　
　　　　她走出宾馆，沿着运河，穿着雨衣，慢慢走着。作为一个老年妇女，由澳大利亚飞来，经过漫长的航行，她的头还感觉有点轻飘飘的，她的脚还感觉有点摇摇晃晃的。迷惘：是否只是因为她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她才想着这些黑暗的念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也许，她就应该减少旅行。或者，增加旅行。　　　　
　　　　她将要演讲的题目，那个由她自己和主办方协商确定的题目，是“沉默、同谋与罪行”。讲稿本身，或者，其中的大部分，不难写。在她主持了几年澳大利亚笔会之后，她在睡梦中都能论述检查制度。假如她想为自己把事情搞得轻松些，她可以给他们念她的例行检查报告，然后在银币博物馆里花上几个小时，然后登上去尼斯的火车。到了那儿，一切就方便了；因为她女儿在那儿，是一个基金会邀请的客人。　　　　
　　　　她的例行检查报告自由地表达了一些观点，也许带有文化悲观主义的笔触；这种笔触已经成为她晚近的思维的标志：西方文明的基础在于———相信无穷无尽的、无与伦比的努力。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们对文化悲观主义已无能为力，只有紧紧地抓着它，任由它把我们带向任何一个地方。正是在“无与伦比”这一点上，她的观念似乎悄然发生了变化。尽管存在着几个对她而言比较模糊的原因，促使这种变化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但她怀疑，阅读韦斯特的书也造成了这种变化。具体说来，她不再相信，人们通过阅读而总能有所提高；她进而不再相信，作家们冒险进入灵魂中比较黑暗的区域，总是能够毫发未损地出来。她开始疑惑：随心所欲地写和随心所欲地读，这本身是否是一件好事。　　　　
　　　　在阿姆斯特丹，无论如何，她都计划说说这些。在与会者面前，她计划举出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保罗·韦斯特的这部小说《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在悉尼的一个编辑朋友曾给她寄来一包书，请她看一看。这些书有的是新出的，有的是再版的，《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是其中一本，也是她真正读过的一本。她把阅读感想写进了一篇评论，然后寄了出去；但是，在最后一刻，她把稿子撤回来了，因此那篇评论一直没有发表。　　　　
　　　　当她回到宾馆前，早已有一个信封在等着她，里面装着一封主办方写的欢迎信、一份会议议程和几张地图。现在，在北方的太阳的短暂暖意中，在一张长椅上，她坐了下来，细看那份议程。“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澳大利亚著名的小说家和散文家，《爱可尔斯街的房子》和许多其他书籍的作者。”这不是她乐意宣传自己的方式，但他们没有问过她。跟往常一样，她被冻结在了过去之中，被冻结在了年轻时的成就之中。　　　　
　　　　


第六课第六课　　邪恶问题（2）

　　　　她的目光在名单上继续往下移动。大多数跟她一起参加会议的人，她都闻所未闻。正在这时，她的目光被单子上的最后一个名字抓住了，她的心刹那间停止了跳动。“保罗·韦斯特，小说家兼批评家。”保罗·韦斯特：这个陌生人，关于他的心灵状况，伊丽莎白曾耗费多少笔墨加以论述。她在演讲稿中问道：有没有人能够像保罗·韦斯特那样，深入到纳粹的恐怖的森林里，漫游一阵后，再毫发未损地出来？我们是否想到过：这位探险家被诱惑进入那片森林，经历了一番冒险之后，出来时可能不是更好更强，而是更糟糕了？保罗·韦斯特本人将坐在听众席上，她怎么能发表那样一个演讲？又怎么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听起来会像是对一名作家同行的攻击，而且是蛮不讲理、无缘无故的攻击，总之是人身攻击。谁会相信这样的事实，即，她从未跟保罗·韦斯特有过任何过节，从未见过他，只是读过他的这一本书？她该怎么办？　　　　
　　　　她的演讲稿有二十页，其中足足有半数是关于《封·斯陶芬伯格伯爵的富足时光》的。幸亏那本书在她发表演讲之前不会被译成荷兰文，最幸运的是，听众中没有任何其他人读过此书。她可以去掉韦斯特的名字，只说他是“一本关于纳粹时期的书的作者”。她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本设想要写的书：一部关于纳粹的假想小说，小说本身的写作会伤害作者的心灵。那样的话，除了韦斯特自己———如果他在场，如果他劳烦自己来听她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士的演讲———就没有一个人会了解实情。　　　　
　　　　现在是下午四点。通常，在长时间飞行中，她只是醒一阵睡一阵。但这回她试着吃了一种新药，似乎还真管用。她感觉很好，随时准备投入工作。她有足够的时间重写演讲稿，把保罗·韦斯特及其小说推到深远的背景里，只留下一个显而易见的论点，那论点是她自己想出来的；作为道义历险的一种形式，它具有潜在的危险。可是，一个没有例证的论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论点呢？　　　　
　　　　她能否把保罗·韦斯特换成某个人———比如塞丽娜？塞丽娜有一部小说，名字她已经忘了，嘲弄了虐待狂、法西斯主义和反犹主义。她是几年前读到的。她能否借到一本，最好不是荷兰文版，然后把塞丽娜写进自己的演讲？　　　　
　　　　但保罗·韦斯特不是塞丽娜，塞丽娜跟他一点都不像。韦斯特绝对不会嘲弄虐待狂；况且，他在书中基本上没有提到过犹太人。他所揭露的恐怖是本民族的恐怖。这肯定是他跟自己打下的赌：把少数几个装模作样的德国职业军官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以他们的成长背景来看，他们根本不适合谋划并实施暗杀活动；小说叙述的是：这帮人从头到尾都笨手笨脚，以及由此导致的后果。让人惊讶的是，小说留给读者这样的感觉：实实在在的同情和实实在在的恐惧。　　　　
　　　　她本来想说，一个作家任由自己的笔，跟随着这样一个故事，进入到最黑暗的深处；所有人都应该尊重他。现在，她不太想那么说了。这似乎就是她心中所发生的变化。无论如何，塞丽娜不像韦斯特。用塞丽娜代替韦斯特是不行的。　　　　
　　　　对岸停泊着一艘游艇，甲板上有两对男女，他们正坐在一张桌子边，闲聊着，喝着啤酒。有人骑自行车从她身边倏忽而过。这是荷兰的一个平常的日子，一个平常的下午。她旅行了数千公里，却发现自己置身于这样一种平常的情景；她是否应该抛开这情景，躲到宾馆里去，为了一个星期之后就会被忘掉的会议，去绞尽脑汁整理发言稿？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避免让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感到尴尬？在一系列比较重要的事情中，片刻的尴尬算得了什么？她不知道保罗·韦斯特的年纪———他那本书的封套上没有说，而照片可以是几年前拍的———不过，她确信，韦斯特不是年轻人。他和她，是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还没有老到感觉不到尴尬的程度？　　　　
　　　　她回到宾馆，有人告诉她，让她给亨克·巴丁斯打电话。巴丁斯来自自由大学，曾跟她通过信。巴丁斯问她：旅行是否顺利？住得是否舒服？她是否愿意跟他还有另外一两位客人一起去吃饭？谢谢，她答道，我不去。她想晚上早点休息。顿了顿，她开始提问。小说家保罗·韦斯特，他到阿姆斯特丹了吗？是的，巴丁斯答道，保罗·韦斯特不仅已经来了，而且就下榻在她住的这家宾馆里；相信她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很高兴。　　　　
　　　　如果说她需要有什么事情来刺激自己的话，那么这就是。让保罗·韦斯特无法接受的是，他会发现，自己跟一个撒旦一样的女人住在一起，那女人会对着他大吵大嚷。她肯定会要么打断他的演讲，要么主动离去。必然是这么回事。　　　　
　　　　她熬了一个通宵，绞尽脑汁整理她的演讲稿。首先，她试图去除韦斯特的名字。“最近有一部小说，”她是这么说起那本书的，“来自德国。”但是，显然，她这样说是不行的。纵然大多数听众都会蒙受她的欺骗，韦斯特将明白，伊丽莎白指的是他。　　　　
　　　　如果她尝试着把论题变得缓和些，那会怎么样？如果她暗示说，作者在表现邪恶行径时，可能并不明智地使邪恶看起来似乎挺诱人，从而使邪恶压倒了善良；那又会怎么样？这样会使口气变得缓和一些吗？她删掉了第八页上的第一段，这是所有写得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