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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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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够听出自己话音中的怒气。她在干什么呢?向一群老家伙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可能来自意大利或者说意大利南部的某个小村镇;可是,不知为何,现在他们却坐在这里,审判起她来了。她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他们对塔斯马尼亚知道什么?
“我压根就没提到塔斯马尼亚人的声音,”“八号”说道,“我问的是你的想法。”
她关于塔斯马尼亚的想法?如果她迷惑了,那么在座的其他人也会迷惑;因为,那个对她提问的人得转而向他们作解释。“发生了一些惨剧,”那人说道,“无辜的孩子们受到了侵犯。一些种族整个被灭绝。她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想法呢?她是不是没有任何引导自己的信仰?”
灭绝塔斯马尼亚人的,是她的同胞,她的祖先。最后,在这场听讼、这场审判后面,隐藏着的是否是:历史上的罪恶问题?
她吸了一口气,“纵然你们是法官,纵然我是在法庭上,甚至是在终审法庭上;但是,对有些事情,我可以说说,对另外的事情,我最好保持沉默。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我的回答只能是:如果从今天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中,你们得出结论说,我对这些事情不闻不问;那么,你们错了,完全错了。让我再补充一句,希望你们能有所启发:信仰不仅仅是我们所具备的伦理支持。我们也能依靠自己的心灵。我就说这么多,再也没有可说的了。”
藐视法庭。她这几乎是藐视法庭。这样子的勃然大怒,她从来不喜欢自己是这副样子。
“可是,作为一个作家,你今天在这里所表现的,不是你自己的人格,而是一个特殊的案子,一种特殊的命运。一个作家写的不仅是好玩的东西,而且要探讨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在你的书中,你作出一个又一个判断,肯定是在探讨。是什么因素促使你作出这些判断的呢?你是否还坚持说,这只是一个心理问题?作为一个作家,你没有信仰吗?如果一个作家只有凡人的心思,那你这个案子还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他不是傻瓜,不是一头来自格威里的穿着绸缎袍子的猪。这不是疯子帽商的茶话会。今天,她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经受了考验。这很好:让她赶上了,亲眼见识了。
“今天,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被列入了隐没者之中,我是他们的书记员,是众多书记员中的一个。每天早上,我坐在自己的书桌旁,做好准备,等着白天有人来叫我。这就是书记员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方式。如果那些塔斯马尼亚的老人决定来使唤我,如果他们真的来;那么我就会尽我所能,高高兴兴地进行记录。
“对孩子也一样。你刚才提到了那些被虐待的孩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孩子来叫过我;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
“然而,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我张开耳朵,接受所有的声音,不仅是那些被杀害的、被虐待的人的声音。”哪怕是在这一刻,她都力图保持自己的声音,力图不让人一听就知道她这是在进行法庭辩论,“如果那些决定使唤我的是杀害他们或虐待他们的人,如果那些人想利用我,通过我发言;那么,我也不会对他们闭目塞听,不会对他们评头论足。”
“你是否会为杀人犯说话?”
“我会。”
“你对杀人犯和被害人不加以判别?这是否就是书记员的职业需要:写下你被告知的一切?你是否完全丧失了良知?”
她知道,自己被问住了。不过,要是这使她感觉越来越像一场辩论赛,而且越来越临近终点;那么,她自己被难住了,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以为,罪犯自己就没受苦吗?”她问道,“你以为,他们没有从烈火中叫出声来?‘不要忘了我!’———他们喊的就是这话。这是精神痛苦的呼喊,那对此充耳不闻的,算是哪门子良知?”
“这些声音召唤你,”那个胖子说,“但你没问它们来自何方。”
“没问。只要它们表达的是真实的东西,我就不会问。”
“那你———仅仅靠扪心自问,就能判定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
她不耐烦地点了点头。她想着,这很像是对圣女贞德的盘问。“你如何知道自己声音的来处?”她根本无法容忍这样直接的质问。难道他们没有头脑,不能说点新东西?
一阵沉默。“继续,”那人鼓励地说。
“就这么多了,”她说,“你问过了,我答过了。”
“你是否认为这些声音都来自上帝?你是否相信上帝?”
第八课第八课 在大门口(3)
她相信上帝吗?她宁愿机警地跟这样的问题保持距离。哪怕我们假定上帝是存在的———不管这“存在”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应该质问:上帝高高在上,呼呼大睡;我们为什么要像选民投票似的,闹哄哄地,用“相信”和“不相信”去打扰他?
“这个问题太私密了,”她说,“我没什么可说的。”
“这里就只有我们几个。你放心说吧。”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我怀疑,上帝对这样冒昧的问题———冒犯了隐私的问题,不会有好感。我宁愿让上帝存在,正如我希望,‘他’会让我存在。”
一阵沉默。她头疼。她寻思着,自己用脑过度,想得太多:这是来自身体本身的警告。
审判长扫视着四周。“还有问题吗?”他问道。
没有。
他转向她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收到我们的通知。通过现存的邮路。”
她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她宁愿坐着;但那床像烟灰缸一样,四周都是突起的边缘;所以,没法坐。
她讨厌这个炎热而缺乏空气的房间,这是作为她的宿舍分配给她的。她讨厌房间里的气味,一碰到油腻的床垫,就觉得恶心。这儿的时间,尤其是在中午时分,似乎比她平常所习惯的时间要过得慢些。自从她来到这里,有多久了?她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追踪。感觉像是有几周,甚至几个月了。
下午最热的时候一过,就会有一支乐队出现。乐手们走到广场上,他们穿着硬挺的白色制服,戴着高帽,衣服上挂着许多金色的丝绦。在那儿的一个华丽的台子上,他们演奏苏泽的进行曲、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以及两支流行歌曲:《蝙蝠》和《索伦托》。指挥留着整洁得像铅笔一样的胡子,小镇上的浪荡子都留这样的胡子。每演奏完一支曲子,他都会微笑着,向欢呼的观众鞠躬;而那个演奏大号的胖子则摘下帽子,用一块深红的手帕擦拭额头。
的确,伊丽莎白心里说,在1912年,在意大利或者说意大利南部的某个默默无闻的边境小镇,这是人们预料之中的情景。她曾从一本书上读到类似的情景描写,正如这工棚似的监狱,这干草床垫和四十瓦的灯泡,这整个法庭上的事,包括这昏昏欲睡的法警,都曾在书上出现过。是不是因为她是作家,这一切都是专门为她设计的?这是否是某人出的馊主意,把作家的地狱,或者至少说炼狱,搞成这副样子?这老一套的炼狱。不管什么样,她都应该是在外面的广场上,而不是在这儿的工棚里。她可能是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在树阴里,四周是恋人们的呢喃。她面前放着冷饮,她等待着第一阵微风来抚触她的脸颊。毫无疑问,一个普通人中的普通人,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广场上那对年轻人的幸福是假的,那岗哨的厌倦也是假的,连那个短号手在上音域吹错了的音调都是假的;那么,做一个普通人又有什么关系?自从她来到这个地方,生活一直如此:破旧的嘎嘎作响的公共汽车,疲于奔命的引擎,用皮带捆在屋顶上的手提箱,大门上那些巨大的往外突起的钉子;这一幅精心构筑的情景倒是很适合于普通人。她为什么不出去,去扮演她自己的角色?她的角色是个旅人,突然之间出现在一个小镇上;命中注定,她再也不能离开这小镇吗?
不过,哪怕她隐居在这工棚里,谁会说,她就一无用处?为什么她要那么想:只有她有能力从这场戏中抽身出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真正的坚强和真正的坚毅,绝对不是说,非得把戏演完;那么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就让乐队开始演奏一支舞曲吧,让那对情侣相互鞠躬并走到地板上;而在那儿,在跳舞的人们中间,就让她,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位老演员,一个人待着。她穿着不合身的衣服,以她那僵硬但并非不优雅的方式,转着圈。如果说,让她去做一个职业演员,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也是老一套———那么,就让它是老一套吧。当所有其他人似乎都信奉老一套,并以此为生,她有什么资格,一听到这老一套,就浑身颤抖?
信仰也是这么回事。“我相信那不可压制的人类的精神。”她应该跟法官们说这句话。这话能使她在气势上压过他们,而且会使人们跺脚欢呼。“我相信整个人类是一个人。”其他所有人似乎都相信这一点,都信奉这一点。甚至她,在她被这种情绪感染时,也时不时地会信奉这一点。她为什么不能假装一回,仅仅一回?
在她年轻时,在那个现在已经失落、已经逝去的世界里,曾经碰到过一些人;他们都还信奉艺术,至少还信任艺术家,还力图追随大师的足迹。尽管上帝和社会主义已经没落,但引导我们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或里尔克,或凡·高;凡·高的耳朵包着纱布,代表着激情。她是否已经把这孩子气的信仰,以及对艺术家及其真话的信赖———带进了自己的晚年?
她首先倾向于说“不”。当然,在她的书中,她没有表明自己对艺术的信仰。写作是终其一生的劳作。现在,这劳作既然结束了、过去了,她就能对自己一生的写作进行回顾;她认为,这样的回顾是非常冷静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目的是不再自欺欺人。她的书没有教育人,也没有鼓吹任何东西。它们只是尽可能清晰地写出这样的内容,即,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它们还比较恰当地写出了几十亿人中的某一个个人的生活状况。她自己称这个人为“她”,而别人称她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到了最后,如果她更加相信的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些书本身;那么,这只是那样的信任,如木匠相信稳定的桌子,或桶匠相信坚固的木桶。她相信,她的书比她这个人更加具有整体感。
天气出现了变化,这变化甚至影响到了宿舍的空间;她知道,太阳正在降落。她已经任凭整个下午滑走了。她既没有去跳舞,也没有搞她的申诉;只是沉思默想,浪费时间。
在那个狭小而简陋的浴室里,在靠里的浴位,她好好地洗了个澡,使自己焕然一新。当她回到宿舍,发现来了个新的,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这女人闭着眼睛,坐在一个铺位上。以前,在广场上,她曾看到过这个女人;当时,这女人身边有个男人,那男人戴着一顶白色的草帽。她以为这女的是本地人;但是,很明显不是。很明显,这也是一个申诉者。
一个问题出现在她的脑际———不是第一次:“我们,所有的人,是否都是申诉人,等待着我们尊敬的法官们?在这些法官中,有的是新来的,有的是原来的。我称后者为‘土包子’,他们在这里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已经定居下来,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环境,并成为了本地社会的一分子。”
关于铺位上的那个女人,她感到有一种熟悉的东西,但她无法写出来。她第一次看到那女人,是在广场上;甚至在那时,她都觉得挺熟悉的。不过,从一开始,她就感到,那广场本身,以及整个镇子,都有些熟悉的东西。那情景似乎已经成了模模糊糊的记忆的胶片,而她则被移放到了这胶片里。比如,那个搞清洁的波兰女人,如果她真是波兰人,如果她真的是搞清洁的,那么,伊丽莎白以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她的呢?为什么要把她跟诗歌联系起来?这个年轻女子是否也是诗人?是否也在那样的地方:有时在炼狱里,更多的时候在某个文学主题公园里;这公园的建立,是为了让她在等待的过程中感到欣慰,跟她一起等待的是一些演员;他们全都装扮成了作家?不过,诚如是,则他们为什么装扮得如此拙劣?他们为什么不把这整个事情做得更好些?
最终看来,这个地方非常奇怪;或者说,如果生活节奏不是那么缓慢,那么,这个地方将会变得怪兮兮的。它的奇怪之处在于:在演员和他们所承担的角色之间,在让她看的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东西之间,有一道鸿沟。如果来世跟今生一个样,那么就把今生叫做来世吧———如果来世最终被证明只是一个把戏,从头到尾只是对今生的模拟,那么,为什么这模拟总是失败?而导致它失败的,不仅仅是一根头发的粗细,而且还是一只手的大小———如果是前者,我们还可以原谅。
这跟卡夫卡所描写的世界一样。这高墙,这大门,这岗哨,都直接来自卡夫卡。也是要求当事人坦白,也是这样的法庭,里面也有打瞌睡的法警和一群老人,老人们也穿着乌鸦一样黑的袍子。在她翻来覆去费力地说出自己的话时,他们假装注意地听着。卡夫卡,但是,只有表面的卡夫卡,被简化,被磨平,成了一个寓言。
卡夫卡被特地推出来,为什么?她可一点都不热爱卡夫卡。大多数时候,她都不能耐心地读卡夫卡的作品。因为,卡夫卡在无能为力和强烈欲望之间,在暴怒和驯顺之间,来回变动。太多的时候,她发现,卡夫卡,或者至少是他笔下那个叫“K”的自我,完全像个孩子。她被猛然投入这场“演出”———她不喜欢这个说法,但是没有别的。为什么这场景如此具有卡夫卡的风格?
第八课第八课 在大门口(4)
出现在伊丽莎白脑际的一个答案是:这场演出之所以用这种方式上演,是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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