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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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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法国革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偏爱“情节剧”，现在有相当一部分读者偏爱“情节小说”。但是，“情节”固然是小说的一个要素，但不是惟一可以取胜的要素。在十九世纪后期，“情节剧”就成了严肃的作家和观众嘲弄的对象。那种认为“有丰富曲折的情节就是小说，否则就不是”的小说评判模式，恐怕也该寿终正寝了。库切不是一个善于编排离奇情节的作家，他是一个更大意义上的作家，他更关注的是故事的寓意，更着力的是人物的命运。
对本书文体提出质疑的另一个理由，是它具有太多的非虚构性（在西方，小说等同于虚构，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根游谈之类的“小说家言”），证据据说是它的浓厚的自传色彩。这样的指责库切是逃不掉干系的。他是大学教授，曾长期任教于开普敦大学，而《耻》的主人公卢里就是开普敦大学的教授，而且也是文学教授，所以有人说《耻》是库切的半自传；本书女主人公是一位知名作家，而且也来自澳大利亚（库切在2001年就移民澳洲了），跟库切一样，她也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去讲学，在本国反而不怎么受欢迎……人们不能不怀疑本书又是库切的半自传。于是，有人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个形象是库切的一个自我写照。他之所以采用反串法，可能只是为了避免执着的读者径直认为那整个就是他的自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伊丽莎白慷慨激昂发表的讲话都是库切的肺腑之言。我们若要研究库切的思想，可以直接把那些话拿来做论据。我们若要研究他的生平，也不妨把伊丽莎白的行状、交游、脾性、习惯等拿来，至少可以作为索引的线索。如伊丽莎白性格孤僻，言语尖酸，举止僵硬，很难跟人相处；有人会推断出，库切也是这样一号人物。这显然有把贾宝玉等同于曹雪芹的危险，是行不通的；所以，另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在库切和伊丽莎白之间划等号。伊丽莎白不是库切自身的写照，而是他观照的对象，甚至是批判的对象。伊丽莎白的言论不一定是库切的心里话。这会引起麻烦：从伊丽莎白口中说出来的话，到底哪些是库切为她专门虚拟的？哪些是她为库切代言的？要命的虚虚实实。正如我们无法分清《柏拉图对话集》中，哪些是苏格拉底的原话，哪些是柏拉图自己的而硬装到老师嘴上的。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即使我们在伊丽莎白和库切之间拉开距离，伊丽莎白至少是库切的镜子，或者说是镜像。他对伊丽莎白的微讽只是自嘲，他对伊丽莎白的指责（常常借别人之口）只是自责。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不管是写作还是阅读，都有明显的“实化”倾向。这种倾向跟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乃至自然主义不同，那是客观的，而时下的是主观的。与这种“实化”倾向想交融或匹配的是“我化”倾向，自我表演，自我表现。虚构与纪实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作家更愿意游走在自己的字里行间，使自己跟人物的关系平行起来甚至叠合起来，让人物为自己发言、张罗、奔波。越来越多的作家采用第一人称来展开叙述，或许，这样能原汁原味地表现自我，直截了当地与读者沟通。库切也不例外，只不过他做得更加迂回，哪怕在那部真正的自传体小说《青春》中，他都用第三人称。既然如此，既然这是世界小说发展新方向，为全世界作家（尤其是“美女作家”）所效仿，为全世界批评家所首肯；我们为何要独对库切如此苛刻，因为《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有相当的自传倾向，就否定它是小说，连自传体小说的名头都不舍得给？
思想型的作家大凡是学者型的。因为，真正的思想不是懒汉在太阳底下敞开肚皮所吸收来的，也不是无知的天才披头散发叫唤来的。那是在与历代伟大思想家的对话中突然萌生的，或者，是在广泛的阅读和思考中偶然抓获的。作为大学里的文学教授，库切的文学知识博大精深；作为文学批评家，他对历史知识有着独到的处理；作为世界知名的作家，他的视野是全球性的。对于这样一位博古通今的作家，我们怎么可能用一种模式去规范他、用一种风格去要求他呢？在库切的知识谱系中，有些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有些则是闻所未闻的。对那些偏僻的、偏远的（如关于非洲的人文地理的）知识点，我基本上都做了注解。我想，这是一本需要借助注解才能更好理解的书，也是一本留有很大的注解余地的书。
如果我们承认，“纯小说”这个提法还没有成为共识，小说还是一种开放的文体（也许是最开放的）；那么，我们可以说，《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一部包容了许多非小说乃至非文学因素的小说，戏剧、诗歌、演讲、辩论、传记、哲学、宗教、神学、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这种杂糅的风格使它拥有一个具备许多可感触、可阐释方向的空间；也许它的可读性不那么强，但它绝对是一个罗朗·巴特所盛赞的可写性文本。
北塔
匆匆于京郊惠忠庵
后记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J。M。库切的小说以结构精致、对话隽永、思辨深邃为特色。然而，他是一个有道德原则的怀疑论者，对当下西方文明中浅薄的道德感和残酷的理性主义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诚实消解了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础，使自己远离俗丽而无价值的戏剧化的解悟和忏悔。甚至当他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认定的信念时，譬如为动物的权利辩护，他也阐明了自己的前提，而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诉求。
库切的兴趣更多地关注着那些是非清晰却又显示为冲突频仍的情形，如同玛格丽特那幅著名油画中那个男人在镜前端详自己的脖子一样，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
他最早的小说《幽暗之地》初次展露了善于移情的艺术才能，这种才能使他一再深入到异质文化中间，一再进入那些令人憎厌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小说描写越南战争期间一个为美国政府服务的人物，挖空心思要发明一套攻无不克的心理战系统，与此同时他个人生活却糟糕透顶。此人的奇思异想与一份十八世纪布尔人在非洲腹地的探险报告并列而述，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遁世方式。一者是智力的夸张和心理上的妄自尊大，另者充满活力，是富于蛮荒气息的生命进程，两者互为映照。
在他的下一部小说《国家的心脏》中，出现了另一种注重心理描述的风格。一个与父亲一同生活的白人老处女发现了令她憎恶的事实，她父亲和一个有色人种年轻女子有着不正当关系。她幻想着把他们两人都杀死，而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透露出这个老处女自己想跟家中的男仆保持苟合之事。那一系列事情并无明确的结局，读者惟有从她的笔记中去找寻线索，但笔记中真真假假的记录交错混杂，粗俗和优雅的笔致并行其间。爱德华七世时期描写女性内心独白那种矜夸的文体与非洲大地的自然环境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等待野蛮人》是一部继承了约瑟夫·康拉德手法的政治恐怖小说，书中描述了一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打开了恐怖之门。游戏式的寓言小说《福》把文学与生活的不兼容性和不可分离的特质编织在一起———那女人渴望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而在生活中却只是藉藉无名的小人物。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延续了笛福、卡夫卡和贝克特的文学传统，库切遗世独立的作家形象在这里变得更为醒目。小说描写了一个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他逃离了日益严峻的动乱和将要降临的战事，却陷入了无所欲求的冷漠，并呈现对权力逻辑的否定状态。
《彼得堡的大师》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世界的一种释义。如果一个人（库切想象中的人物）对现实世界产生绝望之感，他面对的诱惑就会成为毫无道德约束的恐怖主义之源。在此，作者与邪恶的对抗带有恶魔信仰的色彩，这一点在他最近出版的一部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再次出现。
在小说《耻》中，库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名誉扫地的大学教授的挣扎———在南非日益变化的新形势下，当白人至上的传统土崩瓦解之后，他竭力维护自己和女儿的尊严。小说的主题是作者一直关注的中心问题：人是否能回避历史？
他的自传体小说《童年》主要围绕着父亲的人格屈辱以及由此引起的儿子的心理分裂。但小说同时展现了南非老派乡村生活的奇妙场景，以及布尔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在续篇《青春》中，作者冷酷地剖析自己，刻画了一个以古怪的方式祈望获得他人认同的年轻人。
库切的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文学财富。这里没有两部作品采用了相同的创作手法。然而，他以众多作品呈示了一个反复建构的模式：盘旋下降的命运是其人物拯救灵魂之必要途径。他的主人公在遭受打击、沉沦落魄乃至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之后，总是能够奇迹般地获得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文敏 译
后记他和他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
他和他的人
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
J。M。库切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我的新伙伴吧。我非常喜欢他，为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能干的人，我在每件事情上都给他指点，教他怎么做，特别是教他说英语———当我说话时他能听得懂，他真是个最聪明的学生。
———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波士顿，漂亮的小城，坐落在林肯郡的海边，他的人写道。全英格兰最高的教堂的尖顶耸立在那儿，领航员用它来导航。波士顿周围是一片泽国，到处是麻鳽———那不祥的鸟儿发出沉郁的呻吟和鸣叫，声音响得两英里开外都能听见，像是放枪。
不过这泽国也是其他各种鸟类的家园，普通野鸭、绿头鸭、短颈野鸭和赤颈鸭。为了去逮野鸭，泽国里的人们（沼地人）驯养出一种鸭子，他们称之诱饵鸭，或是囮鸭。
泽国就是大片的湿地，欧洲到处都是这样大片的湿地，全世界都有这类湿地，但在别的地方不叫泽国，这个名称只有在英格兰才用，没有传到外面去。
这些林肯郡的囮鸭，他的那个人写道，是在诱饵鸭塘里经人驯养而长成的。等到捕获季节它们就被放到外面去，放到荷兰、德国去。在荷兰和德国，它们碰到了自己的同类，目睹荷兰、德国那些鸭子的生活是何等不易，人家的河流在冬天的寒风中被冻住了，大地被积雪覆盖。它们总算用明白通晓的语言叫那些荷兰、德国同类脑瓜子开了一点窍，叫它们知道，在英格兰（它们就来自那个地方），生活可是完全不一样的：英国的鸭子生活在食物丰盛的海岸边；潮水自由地涌向四通八达的河湖港汊；那里有湖泊、有泉水、有袒露的池塘，也有被树阴遮挡的池塘；田野里满是拾穗者留下的谷物；没有冰霜没有雪，如果有也算不得什么。
当然这些景象都是用鸭子的语言来描述的，他写道，于是那些诱饵鸭或是囮鸭跟成群的鸭子们凑到了一起———可以这么说———就是诱拐了它们。这些英格兰鸭子就带着它们从荷兰和德国飞越大海河流，来到了自己的林肯郡泽国的诱饵鸭池塘里，它们一直对着它们吱吱喳喳喋喋不休（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告诉这些新来者说，这就是它们说的那池塘，它们可以悠然自在地在这里过日子。
其实它们早已经被那些驯养诱饵鸭的人盯住了，这些人潜入泽国隐蔽之处，那是他们在沼泽地里搭起来的芦苇棚，偷偷将一把把谷物抛进水里，驯养的诱饵鸭就一路跟着主人撒的东西走，后面就跟着那些外国客人。这样两三天以后，它们领着客人们进入越来越窄的水道里，而且还一路不时招呼着说，瞧我们英格兰日子多么好过，然后它们来到一处已经张好了许多网的地方。
这时候诱饵鸭的主人放出了诱鸭犬，这些狗被训练得能跟在禽类后面游泳，一路游一路吠叫。可怜的鸭子被追得紧时连忙飞起来，但又被上面架着的网撞落到水里挣扎成一团，想要游出去，但网越收越小，像一只钱袋，最后那些等着收获的人就伸出手来一只只把捕获物捉住。那些诱饵鸭得到了抚慰和夸奖，而它们的客人则被当场击昏，煺了毛，然后成百上千地拎出去卖掉。
林肯郡的这一切新闻就是他的人用匀称而灵巧的手写成的，每天在把这新闻故事搬到纸上之前，他都把羽毛笔削得尖尖的。
在哈利法克斯，他写道，矗立着一具断头台（英王詹姆斯一世时才被挪走），那倒霉的人把头搁在断头台的架子上，刽子手敲掉一根擎着沉重刀具的木栓，刀从教堂门那么高的梁架上落下来，砍头像屠夫剁肉一样干脆利索。
在哈利法克斯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在敲掉木栓到刀片落下的一瞬间里，那倒霉的家伙能够一跃而起从山上逃下来，游进河里，没有被刽子手再次逮住的话，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但实际上这样的事儿从古至今并未发生过。
他（不是他写的他，就是他本人）坐在布里斯托尔河边的房间里看着自己写的东西。他在这里已经住了许多年了，几乎可以说如今他已是个老人了。在用棕榈叶和蒲葵做成阳伞遮挡阳光之前，他那张脸就已经被热带的阳光晒黑了，但现在有点苍白，可还是老厚得像羊皮纸，鼻子上有一块被太阳晒出来的永远也长不好的疤。
这会儿一直陪伴着他的那顶阳伞在屋里，伫在一个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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