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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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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月复一月，他要让所有这些陌生人———出版商、读者、批评家、学者———满意，他们全都装备着他们自己的种种观念，诸如，写作是或者说该怎么样？小说是或者说该怎么样？非洲是或该怎么样？还如，满意是或者说该怎么样？你们会想，面对所有这些人，作为作家，这个家伙是如何轻松地忠实于自己的本质的？为了让别人满意，为了成为别人认为他应该成为的样子，为了写出别人认为他应该写的东西，他面临很大的压力；你们觉得，这家伙能一直不受这等压力的影响吗？
“我这可能说得让你们分散注意力了；不过，刚才我不经意讲出来的一个词，可能已经使你们竖起了耳朵。我谈到了我的本质，以及我对自己本质的忠实。关于本质及其衍生物，我能讲的就这么多；不过，这么说并不全面。你们肯定在心里问：在如今反本质的时代里，各种身份如同衣服，我们随便拿来、穿上又扔掉，作为一个非洲作家，我如何能证明我对自己本质的言说是正当的？
“围绕着本质和本质主义，我应该提醒诸位的是：在非洲思想界，有过一段混乱的漫长历史。诸位可能听说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同黑人传统’运动。根据这场运动的发起人的说法，‘认同黑人传统’是一个本质，它能把所有非洲人团结起来，使他们成为独特的非洲人———不仅包括非洲的非洲人，而且包括大量散居在非洲之外的非洲人；后者以前主要散居在新大陆，现在则在欧洲。
“柴克·哈米窦·凯恩是塞内加尔的作家、思想家，在此，我要给你们引述他的几句话。柴克·哈米窦曾经接受过一个欧洲记者的采访。那记者说，‘我感到很迷惑，你们赞誉某些作家，说他们是真正的非洲人。从事实来看，那些作家的身份值得质疑，因为他们用外语（尤其是法语）写作，他们的书是在国外出版的，而且，大多数读者也是外国人；他们能真正地被称为非洲作家吗？称他们为来自非洲的法语作家是否更妥当些？语言之于出身，难道不是一种更加重要的本质？’
“下面是柴克·哈米窦的回答：‘我提到的那几位作家都是真正的非洲人，因为他们生在非洲，住在非洲，他们的感觉也是非洲的……在生活经历、感觉方式、节奏和风格诸方面，他们与别的地方的作家判然有别，’他继续说，‘一个法国作家或英国作家的身后有着数千年的文字传统……而我们继承的是口语传统。’
“柴克·哈米窦的回答一点都不神秘，一点都不抽象，没有一点种族主义色彩。他只是适当地强调了那些不可捉摸的文化因素；因为我们不容易用文字把这些因素固定下来，所以常常会忽略它们。人们在肉体意义上的生活方式。他们动手的方式。他们走路的方式。他们微笑或皱眉的方式。他们说话的调子。他们唱歌的样子。他们声音的音质。他们跳舞的样式。他们相互接触的方式。手如何摆放，手指又如何感觉。他们做爱的方式。他们做爱之后躺卧的方式。他们思考的方式。他们睡觉的方式。
“我们非洲小说家能在自己的写作中把这些文化因素体现出来（在这一点上，让我来提醒你们，‘小说’一词进入欧洲各种语言时，具有最模糊的意义：它指没有形式的写作形式，写作是没有章法的，它的章法形成于过程之中）———我们非洲小说家之所以能把这些因素体现出来，而其他地方的作家却不能———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失去与身体的联系。非洲小说，真正的非洲小说，是口语小说。在书页上，它处于休眠状态，只有一半的生命；在我们身体的深处有一个声音，只有当这个声音把生命吹入词语，小说才会醒过来，才会把话说出来。
“因此，我要声明，非洲小说，就其自身而言，在第一个词被写下来之前，它是西方小说的批评，因为西方小说已经沿着脱离肉体的道路走得太远———想想亨利·詹姆斯，想想马塞尔·普鲁斯特———所以我们阅读西方小说的恰当方式，或者说惟一方式，是在安静和孤独之中。女士们，先生们，让我来总结一下我的这些论点———我发现，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规定———为了支持我自己的以及柴克·哈米窦的立场，我要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这位专家不是来自非洲，而是来自加拿大的雪原，他就是研究口语文学的大专家保罗·扎姆托尔。
第二课第二课 非洲的小说（3）
“‘自从十七世纪以来，’扎姆托尔写道，‘欧洲如同一种癌症，已经扩散到了全世界，起初还是偷偷地，但后来是以集约化的步子扩散；到了今天，这肿瘤正在毁灭人、动物、植物、环境以及语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每天都有几种语言消失，被抛弃，或者被压制……毫无疑问，从一开始，这种病的症状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通过对声音的否认，文学已经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已经繁荣起来，已经变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制止特权写作的时机已经到来……因为非洲在写作上所受外面的影响还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也许，在政治—工业帝国主义的乞求下，我们伟大而不幸的非洲将发现，它比其他洲离这个制止特权写作的目标还近些。’”
艾古度讲完之后，听众们掌声雷动，情绪激动。他讲得很有力，也许，甚至可以说，很有激情。为了他自己，为了他的职业，为了他的人民，他站了起来。纵然他所讲的一切可能并不切中听众的生活，但他难道不应该为他的演讲得到报酬吗？
然而，伊丽莎白不喜欢艾古度演讲中的某些内容，即跟口语文学以及口语文学的神秘色彩有关的那一部分。她认为，需要坚持下去并往前推进的永远是身体，而声音是身体中一个阴暗的要素，它自会从身体内部涌上来。她原以为，伊曼纽尔是在“认同黑人传统”那种伪哲学中成长起来的。很明显，他不是。很明显，他已经把这种哲学当做他的一个职业标签。那好吧，祝他好运。还有时间，至少还有十分钟，供听众提问。她希望问题是追根究底的，能把艾古度的本性揪出来。
如果伊丽莎白从口音上去作判断，第一个提问的人来自美国中西部。那女人说，几十年前，她读过一部非洲小说，那是她平生第一次读非洲人写的小说；小说是阿摩司·图图奥拉写的，她忘了题目了。（“《棕榈酒酒鬼的故事》”，艾古度提示道。“是，就是这题目”，她答道。）她被这小说迷住了。她认为，这部作品预示着将有伟大的作品产生。所以，她听说，在尼日利亚，在图图奥拉自己的国家，他不受尊重，知识分子们还贬损他，认为他不配享有在西方的声誉。这是真的吗？图图奥拉是否属于演讲者心目中的那一类口语小说家？图图奥拉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他是否有更多的作品被翻译了？
“没有，”艾古度答道，“图图奥拉没有更多的作品被翻译，事实上，从那以后，他没有一部作品被翻译，至少没有被翻译成英语。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的作品不需要被翻译，因为他一直在用英语写作。这就是你所提问题的根本所在。图图奥拉所用的语言是英语，但那不是标准英语，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尼日利亚人从小学到大学所学的那种英语，而是一个半文盲的普通职员所用的英语，他最多只受过小学教育，外面的人几乎看不懂他写的东西，所以，出版时，英国的编辑们作了修改和完善。他们改正了图图奥拉文字中一些明显而低级的错误；但他们修改时非常克制，保留了那些在他们看来真正属于尼日利亚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在他们听起来是生动形象的、异国情调的、民间传说的音色。”
“从我刚才所说的这番话，”艾古度继续说道，“您可以想象，我也不认可图图奥拉，或者说图图奥拉现象。根本不认可。他之所以被尼日利亚知识分子所抛弃，是因为他们被他弄得很尴尬———他们可能会受他牵连，也被看成是不知道如何写准确的英语的土著。至于我，我很高兴，我是土著，土生土长的尼日利亚人，地地道道的尼日利亚人。在这场斗争中，我是站在图图奥拉一边的。他是一个或者说曾经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您喜欢他，我很高兴。我认为，他写的另外几本书没有一本比得上《棕榈酒酒鬼的故事》，但它们都已在英国出版。噢，是的，他属于我所指的那一类作家，口语作家。
“我之所以要详细地回答您的问题，是因为图图奥拉现象很有启发意义。图图奥拉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因为他没有调整他的语言，以满足别人的期待———或者说去符合他自己可能有的一些想法；假如他不是那么本真，那么，他自己的想法可能就会跟别人的期待变得一致起来———那是阅读他、评判他的外国人的期待。正是由于没有更好的见识，他像说话一样地写作。因此，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他不得不屈服于某种极为不可救药的做法，即被包装成一个具有非洲情调的小说家。
“不过，女士们，先生们，在非洲作家中，谁没有异国情调呢？事实上，对西方人来说，我们非洲人只要不是野人，全都具有异国情调。这就是我们的命运。甚至在这儿，在这艘船上———它正在驶向那片应该说是最具有异国情调的大陆，也是最野蛮的大陆，根本谈不上人性的标准———我能感觉到，自己具有异国情调。”
听众们发出了一阵笑声。艾古度笑得很灿烂、很投入，整个看起来是自发的。不过，伊丽莎白还是不能相信，这是真诚的笑；她不相信，这笑来自艾古度的心灵———如果说凡笑都来自心灵的话。假如说异国情调是艾古度为了自己而拥抱的那种命运，那么这是一种悲惨的命运。伊丽莎白不相信，艾古度不知道这命运；他是知道的，而且他自己心里反抗着这命运。在这白人的海洋中，一张黑色的脸。
“还是让我回到刚才的问题上来吧，”艾古度继续说道，“您已经读过图图奥拉，现在来读我的同胞本·奥克里吧。阿摩司·图图奥拉的作品很简单，很简陋。奥克里的不是。奥克里是图图奥拉的传人，或者说他俩是某些共同的先辈的传人。不过，奥克里以某种复杂得多的方式，调和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矛盾（请原谅我用了这个术语，这只是我这个土人的一点炫耀）。读奥克里吧。你会发现这很有启发意义。”
“非洲的小说”这场演讲，跟船上的所有演讲一样，大家都期望能轻松一些。人们不希望游船上的任何事情是沉重的。不幸的是，艾古度的演讲似乎有沉重的危险。那个主管娱乐的高个小伙子，那个穿着浅蓝色制服的瑞典男侍，慎重地冲他点了点头，算是从侧室里给艾古度发出了信号。艾古度听从了指示，优雅而轻易地把表演推向结尾。
“北方之光”号上的船员跟乘务员一样，都是俄罗斯人。实际上，除了船长、导游和管理人员，其他全都是俄罗斯人。演奏音乐的是一个巴拉莱卡琴乐队———五男五女。他们在吃饭时所表演的伴奏音乐，在伊丽莎白听来，显得过于甜腻；饭后，在舞厅里，他们的演奏变得活泼起来。
乐队的队长是一个临时歌手，一个三十多岁的金发女郎。她粗通英语，足以用来报节目。“我们演奏的这支曲子，在俄语中叫做《我的小鸽子，我的小鸽子》。”她让“鸽子（dove）”一词的发音跟“炉子（stove）”而不是“爱情（love）”押上了韵。由于用了颤音和突降音，那支曲子听起来像是匈牙利风格的，或吉卜赛风格的，或犹太风格的，像是所有风格的，惟独不像俄罗斯风格；不过，她，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又是谁呢？像她自己说的，是个乡下女孩吗？
伊丽莎白跟一男一女一起，坐在桌子边，喝着饮料。他们告诉她，他俩来自曼彻斯特。他们盼望着能听她讲小说，他俩都已经报了名。男的身材细长，神态圆滑，声音清脆，伊丽莎白觉得，他像一只塘鹅。他是怎么赚钱的？他没说，她也没问。女的很娇小，很性感。他俩一点都不能使她联想到曼彻斯特。史蒂夫和雪莉。她猜想，他俩没结婚。
让伊丽莎白感到轻松的是，话题很快就由她和她写的书，转到了洋流；关于洋流，史蒂夫似乎知道所有她想知道的情况。然后，话题又转到微生物，方圆一公里之内，微生物有数吨之多，它们的生活内容是：在冰冷的水中被平静地冲来冲去，吃和被吃，繁殖和死亡；总之是被历史遗忘。史蒂夫和雪莉自称是生态游客。去年，去了亚马孙；今年，要去南大洋。
艾古度站在门口，四处张望着。伊丽莎白朝他招了招手，他走了过来。“伊曼纽尔，”她说，“到我们这儿来吧。这是雪莉。这是史蒂夫。”
那对男女称赞伊曼纽尔的演讲。“很有意思，”史蒂夫说，“您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观念。”
“我刚才在想，正如您所说的，”雪莉更有想法似的说，“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的书；不过，对您这样的作家，对您自己所说的这类口语作家，也许印出来的书并不是合适的媒介。您是否曾考虑过，直接在录音带上创作？为什么要绕印刷这个弯呢？为什么要绕写字这个弯呢？请您直接跟听众讲讲。”
“多么聪明的想法啊！”伊曼纽尔说，“这想法不会解决我这个非洲作家的所有问题，但值得我们好好想想。”
“它为什么不能解决您的问题？”
“我遗憾地告诉您，非洲人不愿意只是默默地坐着，听着那在一台小机器里转动的唱片，他们需要更多的东西。因为那样太像偶像崇拜。非洲人需要活生生的存在、活生生的声音。”
活生生的声音。三人都沉默了，就好像他们都在倾听那活生生的声音。
“您确信非洲人需要活生生的声音吗？”伊丽莎白第一次插话道，“非洲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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