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对话-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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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这种思想在美国人身上起作用呢？　　　　　
　　　　相反，中国的妇女是认可型的，没有美国妇女的那种死不认输的架口。只要男人是尊重她的，既然她的地位很低，经济上也不行，但她可能觉得自己很幸福，对丈夫就很满意。这是中国妇女的幸福观。而在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的伦理中，中国的男人还没有像美国人那样学会很快地离婚，中国人对家庭的观念一直很强烈，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也可能正是这一点，中国的夫妻观表现出了独特的风韵。　　　　　
　　　　刘达临：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第一点是中国人对家庭和性问题看得比美国人要重得多；第二点是中国人对离婚一直持否定态度，认为离婚总是不好的，西方人是不在乎的，不行就可以离婚；第三点是中国女人的经济状况不大好，所以对婚姻很在乎。当然，中国人的这些观念都在改变。　　　　　
　　　　徐兆寿：从这些问题出发，我觉得性教育的内容早已超出性本身了，已经成为人的教育。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根本上来解决，就是对妇女的进一步解放，对平等思想的进一步升化。性说到底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关系。　　　　
　　　　


第四部分第55节　大学生能结婚吗

　　　　某军医大学一对男女同学，因恋爱而发生婚前性行为，女方怀孕了。这时离毕业还有几个月，是做人流还是等毕业后两人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他们拿不定主意，就去请教他们信得过的一位老师，但万万没想到这位老师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向校方汇报了，校方对这两个学生的处理则是“开除学籍”、“开除军籍”、“遣送还乡”。　　　　　
　　　　刘达临：这是我们在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我当时觉得这两个学生的确不应该发生这种性行为，但如果发生了，并不是什么大罪。我在军队工作过20年，我知道“开除军籍”意味着什么，这两个年青人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徐兆寿：这个事件凸现了几个问题：第一，大学生能不能发生性行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学生能不能同居？您今天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仍然觉得他们不应该发生性行为？　　　　　
　　　　刘：从根本上讲，我是不赞成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发生性行为的，不要太早地摘青苹果吃，青苹果是没有熟的果实，吃起来肯定是很酸的；另外，我也不是太赞成同居，性行为是一种与责任心相连的行为，在大学生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承担这些行为的后果时，尽量地不要使它发生，因为性行为一般可以通过避孕来免除后患，但如果避孕失败或没有避孕而导致女大学生怀孕，就要分散他们的学习精力，会影响学业。还有，他们的一切都处于一种不稳定中，同居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如未来是否能生活在一起还不一定，他们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是谈不上的。但如果非要同居，就要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实际科学的避孕。　　　　　
　　　　徐兆寿：前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湖南某大学两个同居的大学生被校方开除了，但是这两个学生却把校方告到了法庭上。这说明大学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校方和社会的看法是不同的。我也做过一些粗略的调查，大部分大学生赞成在校期间同居。如果我们公平一些说的话，大学生已经是成人了，他们的行为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定，而不是学校、家庭和社会。学校、家庭、社会应该听听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实际上，他们是回答了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来，很多大学都配有自动售套机，就说明已经认可了这种行为。　　　　　
　　　　当今天的大学生们在听了上面两个军校大学生的遭遇后，可能会庆幸他们活在今天是多么幸福的事。但是，没有一个人的心理会是平静的，真的是幸灾乐祸的。因为这样的事仍然在发生，还将不断发生下去。学校是矛盾的，社会是矛盾的，大学生也同样是矛盾的，可是这种矛盾会产生多少不幸啊！　　　　　
　　　　那两个军校的大学生可能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的权利和尊严在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后，他们却无处审诉。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也有争取权利与尊严的自由。可悲的不仅仅是学校和社会，还有大学生。　　　　　
　　　　所以我在很多场合下都说那两个湖南高校的学生是勇敢的，是觉醒了的，他们知道用法律来为自己辩护。也许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的力量太孱弱了，但是，必将失败的并不是他们，而是学校，是旧的思想。在我的《非常日记》出版前，《兰州晨报》在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消息时，也发表了我对大学生同居表示理解的观点，结果，在甘肃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大学生思想政治和健康状况调查时，兰州大学的一位教师对我进行了大肆批评，说我的导向是错误的。我们学校的领导也找我谈过话。我极力辩护，难道不让我们犯那个军校的错误吗？　　　　　
　　　　刘达临：对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谈过，就是我们不主张大学生在校期间同居，但如果发生了，也要宽容一些对待，毕竟这是21世纪了。军队院校当然比地方院校要严格得多，处理也会严肃得多，但这是那时观念下的产物。即使在今天，军队院校也会相对比地方院校要严格得多。　　　　　
　　　　徐兆寿：第二个问题是，大学生能不能在校期间结婚？如果认可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发生性行为，可以同居，婚姻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再加上这几年教育部对大学生的入学年龄放宽了，学分制的实施又给大学生提供了创业和修学的机会，读学位的年限也放宽了。最重要的则是，大学生的同居实质上与婚姻生活相差不大，他们大都在学校周围租了房子，除上课外，他们在那儿做饭，过性生活，经济上一体化，与那些结婚后不生孩子的夫妻差不多。这种假婚姻能不能变成真的呢？诚然，要想结婚，除了他们已有的爱情基础，还有很多，如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原因，还有，毕业后能否在一个地方就业，等等。需要的条件似乎还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从简考虑，只要毕业后在一个地方就业，他们就已经可以结婚了。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结婚时不是啥也没有吗？　　　　　
　　　　如果这样考虑的话，那两位军校的大学生就可以生下他们可爱的小宝宝了，要知道，他们是多么想要那个孩子啊！可是现在，他们过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悔恨？还是愤怒和仇恨？他们在一起了吗？他们的理想被无情地砍断了，他们的爱情也被无情地打击了，他们还在一起吗？他们后来生了孩子吗？对那一个不幸的生命，他们又是怀念呢还是已经忘却了？他们周围的人还是那样戳他们的脊梁骨吗？他们的父母一直在怨恨他们吗？他们又是怎么一生仇恨那个毫无同情心的老师的？他们丧失了多少啊！　　　　　
　　　　如果今天他们要重新站在法庭上，以神圣的名义要求学校和社会给予赔偿，谁胜谁负呢？也许我们还会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我们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那么，我们有权以今天的立场来对历史做个判决。　　　　　
　　　　武汉大学据说是第一个出台大学生可以在校期间结婚的高校，但第三天却又否认这种政策。教育部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自我国调整大学生入学年龄以后，大学生在校期间能否结婚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该发言人指出，这个决定要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由学校自己决定。　　　　　
　　　　刘达临：这主要涉及到大学生在他们在校期间没有能够结婚的基础，如经济上和心理上等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问题跟我们那时候当兵时出现的一种情况有点相同，就是结婚的青年能不能服兵役。没有结婚的青年在服兵役期间是不能结婚的，而结婚的青年是可以服兵役的。如果说上大学以前没有结婚的青年，年龄也比较小的话，最好就是要谈这个问题。　　　　　
　　　　


第四部分第56节　性教育是人性的教育

　　　　徐：现在大学生入校的年龄放宽了，而且各各大学都在试行学分制，就是大学生可以在一定的年限内修完学业，不一定非要在四年里修完本科学业，这样就有一部分青年有了创业的机会。这些青年若返校时的经济基础和年龄可能要比其他人大，他们能不能结婚？　　　　　
　　　　刘：这个不太好处理，不能一刀切，如果他们的条件允许了，我想是否应该允许他们结婚，但可能也是个别现象，不是全部学生。　　　　　
　　　　徐兆寿：第三个问题便是，大学里面要不要开性教育课，谁来开这样的课？他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刘达临：在我们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中，在问及谁传授的性知识丰富有用的问题时，认为是同学、朋友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42。5％，大学生占80。7％；认为老师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58。9％，大学生只占0。6％。大学里基本上就没有性教育课。所以有85。1％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性教育太保守。但是大学阶段是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最高的时期，这就造成大学生的性行为与性教育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一现象要求大学里面必须要加强性教育，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性教育。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开这样的课呢？我觉得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自身要破除性神秘感，有一种自然、健康、科学的性观念；2、知识面要广，因为性教育涉及教育、生理、心理、社会、民俗、历史、文学艺术、医学等许多方面；3、自身作风要正派，增加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4、善于清楚地、生动地有分寸地表达，因为性教育要讲究“适时、适宜、适度”；5、很重要的一点是，性教育教师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学生能和老师讲心里话，使老师更有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徐兆寿：第四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受众只是大学生吗？现在一般都认为，大学里面还是要开性教育课，因为大学生的性知识太贫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也应该听听性教育课。人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但是为人父母者，还是学校和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若不接受性教育，他们如何给自己的子女和学生进行性教育课呢？诚然，我们可以由专门的性教育教师来授课，但是家里呢？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单是学校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大学生有必要的性知识和预防措施，也就不会发生军校那两个大学生的悲剧。如果那个大学教师也有一些起码的性知识，那么，他也就不会铸成大错。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他后悔过吗？他的良心一直是平静的吗？那么那个军校呢？是不是还是一如既往地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是不是还是将错就错呢？　　　　　
　　　　刘达临：所以性教育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　　　　　
　　　　徐兆寿：最后一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部分。是一些性知识吗？是一些必要的性预防措施吗？仅仅是生理上的吗？还是官面堂皇的理论匡匡？我认为这是最起码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些性知识，它不是真正的性教育。真正的性教育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它必须让人们了解人的起源，人的本性，人类的性文化史，最后才是性知识。这是一种基本教育，倘若性教育课只有最后一点干巴巴的东西，而没有了前面的性文化，那么，人们对性的认识仍然会停留在过去的层面上，仍然对自身和社会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这种性教育便是失败的。　　　　　
　　　　刘：性教育首先应该给学生传授一些有关性的知识，如生理上的，如何对待青春期的性，如何避孕等；第二步就是要进行一些有关性道德、性伦理方面的教育。1986年10月，我参加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性教育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吴阶平教授。开会的第一天，我就纳闷，为什么这个会叫“性知识教育”座谈会呢？按照我的理解，性教育首先是一种人格教育，包括观念、态度、道德、情操、习惯、作风等；其次才是知识教育，二者密不可分。在开会的第一天，我们几个与会的同志就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了，后来，参加预备会的同志回来说没有采纳。第二天开会，到我发言时，我又开始说起来，吴阶平教授打断我的话说，他说他在昨天的预备会上没有理解我们的意见，现在听了我们几位的发言，觉得我们的提议是全面的。　　　　　
　　　　你说的这种教育比前面两种教育还要高，是一种性历史与文化的教育。这也算是最高层次的性教育了。　　　　　
　　　　徐：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性教育应该是一种人的本位教育，即人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与人最近的，但几千来来我们却离它最远。我甚至觉得性教育应该是所有教育里面的主课，它是真正的人性的教育。　　　　
　　　　


第四部分第57节　性学家家里的性文化

　　　　夏威夷大学的戴蒙德教授是刘达临教授的朋友，一次开会，他请刘达临教授到他家做客，只见他家里的摆设很特别。戴蒙德喜欢收集面具，墙上挂着几十个各种各样的面具，几乎包括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很有意思。卧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毡，没有床，睡在地上。卧室的墙上则挂着许多日本的“浮世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春宫面，而且非常夸张，男女生殖器大得吓人。这是他从日本访问时带回来的。　　　　　
　　　　世界著名性学家、德国的黑柏乐教授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东西，例如书房里摆了几只由玻璃做的大阳具，餐厅里陈列着一具从印度尼西亚买来的木制神像，有两尽多高，大阳具高高勃起。　　　　　
　　　　1989年4月下旬，刘达临教授到香港参加“中国人性教育面面观”，住在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吴敏伦先生家里。吴敏伦有两个孩子，男孩15岁，女孩13岁。当他们在家里翻看许多西方的有关性的书刊，在大厅里观看有关性的录像，和在一起聊有关性的话题时，两个孩子也在场，他们会若无其事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