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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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笔里，时不时有着维修工刺耳的电剧的声音，似乎象征着，这是一个日新月异，不停修修补补的城市。临桌，几个外国人在闲谈。一辆车停了下来，一个摩登高个女郎昂首走入咖啡厅。不远的台阶处，是几个小贩，一个穿着黑西装的男人，蹲在地上卖枣儿。再远一点，是来来往往的，喧闹着的，堵着的公车站。我知道，这些是无关紧要的。我不知道，这对徐星来说，是否也一样无关紧要。　
　　　　　　　　
　　　　　　　　人物周刊：你还是否还觉得80年代的那一份烤鸭店的工作好？　　　
　　　　　　　　徐星：我这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工作，挺美好的。挺舒服的，还把它给丢了。我现在跟那些烤鸭店的工人还有挺好的关系，前几天还找我喝酒呢。　　　
　　　　　　　　喝酒……以前喝太多了，身体都喝坏了。现在老了，学会节制了——那时几乎天天醉。　　　
　　　　　　　　人物周刊：最近做什么？听说你在拍些DV？　　　
　　　　　　　　徐星：其实是关于“文革”红卫兵的记忆。还没真正开始采访。我去了哈尔滨找了些人，将来去重庆。我主要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在边远的地方。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的——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你也做过知青，在延安，还记得那时的生活吗？　　　
　　　　　　　　我去得比较晚，1975年去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饿肚子。没完没了地吃土豆，我觉得我把这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志丹是那时很有名的贫困县，　
　　　　　　我最记得我的生产队长。他每天天不亮就来我床头叫我起来上工。那时太年轻，睡懒觉。农忙时，队长每天早上四点就站在炕头就求我，快起吧，给咱出个工吧！叫烦了，我就说滚蛋！他说，那你吃啥呢？我说：不吃！　
　　　　　　　　　
　　　　　　第29节：徐星（4）　　　　　　　
　　　　　　　　两年后我就当兵去了。　　　
　　　　　　　　人物周刊：拍DV是因为平民关怀吗？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和底层的，没有话语权的人打交道？　　　
　　　　　　　　徐星：我很善于和底层的人打交道。童年的经验告诉我，底层的人的生活实际上是特别丰富多彩的。而城市里的许多人，他们的生活内容其实特别空洞，苍白无力，精神生活也大致如是吧，所以拍他们没什么大意思。我们现在缺乏同情心，社会变得越来越残酷，似乎是一个大环境所趋。我昨天晚上刚写了篇文章，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宗教感”，也没有“道德感”。我是无神论者，也不信上帝。但我觉得我们没有规则，太轻浮，缺乏一些庄重感。　
　　　　　　　　
　　　　　　　　人物周刊：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接触到了底层的人。　　　
　　　　　　　　徐星：1967年，我妈妈是医生。他们医院整个都迁到甘肃去了，那时响应毛泽东的“626指示”，说大医院的医生不应该在城市里给资产阶级大老爷看病，应该到农村去。父亲是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也被打为“右派”，被管制起来了，几乎没有人身自由。我姐姐在内蒙插队，我哥哥在怀柔，家里六口人，在六个地方。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每年有两次去看我妈妈。从北京坐火车，30个小时到西安，在西安转车到咸阳，然后再做一整天的长途车，才到我妈妈的地方。晚上在火车站睡觉，见到许多逃难的人，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感到特别震撼。在车站里许多人挤在一起，围着一个汽油桶做成的大火炉取暖，那时特别冷。他们对我也很好奇，都当我是城里人，觉得我象一个落难少爷。他们都说，孩子真可怜，就把暖和的地方离火炉近的地方让给我，我听着那些各式各样的人聊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慢慢地睡着了，有时醒来发现身上盖着一件臭烘烘地大衣或是一件老棉袄，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啊。后来我迷上了这种生活方式，少年时在路上跑的这些经历，我想给我一生的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那时的火车不准点，每一个站都停。路上看到很多很残酷的东西，那真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那时火车，挤得跟罐头似的。我觉得这跟在城市里见到的，听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没爹妈的保护，我从11岁开始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了——　
　　　　　　　　
　　　　　　　　然而出门几次后，我就上瘾了。我特喜欢坐长途车，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车上有猪呀，鸡鸭子呀，挤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活生生的生活。　　　
　　　　　　　　人物周刊：谈谈你见到的第一次死亡。　　　
　　　　　　　　徐星：文革是看到一个被打死的“私人房产主”老太太从她家院子里拉出来仍到车上，我看到了，非常可怕。　　　
　　　　　　　　人物周刊：30年来底层的人们有什么变化？　　　
　　　　　　　　徐星：没什么本质的变化。我过去拍光明桥底下一个卖玉米的姑娘。“光明桥”这个在我看来颇是意味深长。不知道卖玉米的姑娘经济活动和国家的GDP增长是否有关系，大概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模式。因为她的生活里实在是没有什么光明可言。　
　　　　　　　　
　　　　　　　　她被人拐卖过，颠沛流离，她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玉米。她每次看见我，都很高兴地让我吃她的玉米。　　　
　　　　　　　　我问她，你将来想过什么的日子。她说，我想做一个，让有钱人看得起的人。　　　
　　　　　　　　人物周刊：1986年，你骑着一辆28自行车，从北京一直向南骑了大半年，一直到深圳。在当时算是创举了吧？　　　
　　　　　　　　徐星：当时我差不多是第一人。我走到哪里，都有人在报纸上发消息。当时还没有京广告诉公路。国家一级公路其实就是一条柏油路。树都砍了，路边有无数的工人。我路过河南的时候，正好农民收麦子，我就把自行车一放，问他们，我帮你收麦子，和你们一起吃饭可以吗？他们特高兴，说来，来。干完活，就可以吃他们用新麦子做的馍。后来还来了一个伴儿，就是《剩下的都属于你》里的西庸，我们老嘻嘻哈哈的，开玩笑，找姑娘什么的。他以前在北京作协工作，为了跟我走一趟，就把工作给辞了。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很本色，和这些流浪的经历都有关。　　　　　　　
　　　　
　　　　　　第30节：徐星（5）　　　　　　　
　　　　　　　　徐星：大概是1993年，《剩下的都属于你》最后一部分就写完了。从细节里，我写的是当年的生活。那时王府井的厕所只是一个大池子，地铁也才三毛钱。1993年，尝试过给这个给那个出版社，可是他们都不要。为什么不要我就不知道了。后来2004年出版，我后来懒，不改就发表了。　
　　　　　　　　
　　　　　　　　现在计划写第二部分，写我眼中的、现在的生活。本来今年年底该写完了。可是现在看起来够戗，我还是拖，估计要到明年了吧？　　　
　　　　　　　　人物周刊：你似乎对权力没什么欲望？　　　
　　　　　　　　徐星：前几年我做一个杂志的主编，大概能算作有点权力吧，管人，还管给人定工资标准　　　
　　　　　　　　，我觉得这一辈子没这么为难过。早晨一进办公室，都说徐总好，徐主编好，我特受不了，还有人诉苦，说谁谁对他不好。我觉得这特别扭，特可怕，我发现象我这样的人就是干不了。当一个负责的人是很累的。　
　　　　　　　　
　　　　　　　　我简单，都是出于自私，为了让自己生活不那么累，我要是天天计较，算计，那该多累呀。　　　
　　　　　　　　人物周刊：体制外对你有损伤吗？　　　
　　　　　　　　徐星：有吧，就是没有保障吧。为了他妈的生存，要去挣点钱吃饭，经常要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做过好多事啊，比如拍广告啦。每个人都得为了生活付出点代价。比如你，还得为了生活来采访我，哈哈。（记者立刻否定了）　
　　　　　　　　
　　　　　　　　人物周刊：你的幸福是什么？　　　
　　　　　　　　徐星：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生活里中的很多小事，见到一个不错的朋友，都能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所以我的幸福挺多的，很难具象化，我时刻都会觉得挺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挺美好的。　
　　　　　　　　
　　　　　　　　人物周刊：你对未来有何憧憬？　　　
　　　　　　　　徐星：我的未来很渺茫，不确切。因为我还很年轻，才五十岁。　　　
　　　　　　　　1981年开始写作。　　　
　　　　　　　　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7　）。　　　
　　　　　　　　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城市的故事》（《中国文学》1986。4　）。　　　
　　　　　　　　1986年发表部分短篇小说《殉道者》、《无为在歧路》等（《人民文学》　1986。12　及其他刊物）。　　　
　　　　　　　　1986年与山东电视台联合执导电视剧《他们的地平线》，并饰演了片中的角色。该片获当年度的“民族团结奖”。　　　
　　　　　　　　1988年发表中篇小说《饥饿的老鼠》，短篇小说《帮忙》等（《收获》1986。1　及其他刊物）。　　　
　　　　　　　　1989年发表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短篇小说《爱情故事》等（《中外文学》1989。2，《上海文学》　1989。7等）。　　　
　　　　　　　　1989年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出版（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9年11月，接受联邦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邀请，离开中国暂居德国。　　　
　　　　　　　　1990年获得国际笔会瑞典分会图霍尔斯基（KULT　TUCHOLSKY）文学奖。　　　
　　　　　　　　1991年接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　住在伯尔家中写作。　　　　
　　　　　　　　1992年发表短篇小说《我是怎样发疯的》（《今天》1992。　1）。　　　
　　　　　　　　1992年发表短篇小说《失去了歌声的城市》（《今天》1992。　3）。　　　　
　　　　　　　　1992年发表剧本《国王和马的故事》（《今天》1992。　4）。　　　
　　　　　　　　1992年发表剧本《一出戏是怎样完成的……》（《今天》1992。　5）。　　　
　　　　　　　　1992年小说集《Le　crabe　
　　　　　　àlunettes》法语版出版（1992巴黎Julliard出版社）。同年意大利THEORJA出版社出版意大利文版。1994年从联邦德国返回中国。至1996年继续文学写作，完成部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中国大陆尚未出版。部分作品被台湾、香港转载　
　　　　　　（《中国大陆现代小说选》辑1、辑2，1986，中国台北，圆神出版社等）　，部分作品被译成日语　（《现代文学》1989，　东京，　
　　　　　　苍苍出版社），部分作品被译成英语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出版社，1996）。　　　
　　　　　　　　1991—1996年完成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　。　　　
　　　　　　　　1997年出版英文版小说集《Variations　Without　a　Themeand　Other　Stories　by　
　　　　　　XuXing》（美国Wild　Peony　出版集团）。　　　
　　　　　　　　2002年独立制片完成制作纪录片《崖畔上画下你眉眼》DV。　　　
　　　　　　　　2003年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法国出版（《Et　tout　ce　qui　reste　est　pour　toi》）（Editions　de　
　　　　　　l’Olivier出版社）。　　　
　　　　　　　　2003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2004年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在法国出第三版（《Variations　sans　thème》）（Editions　de　
　　　　　　l’Olivier出版社）。　　　
　　　　　　　　2004年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德国出版（《Was　bleibt；ist　fuer　
　　　　　　dich》）。同名长篇小说年内将出版意大利语版和西班牙语版。　　　　　
　　　　　
　　　　　　第31节：赵忠祥（1）　　　　　　　
　　　　　　　　谁为这条腿“埋单”？　　　　
　　　　　　　　记者：吴虹飞　易立静　　　
　　　　　　　　戴着一副墨镜的赵忠祥出现在梅地亚中心的大厅。　　　　
　　　　　　　　他的腿脚有些不大灵便，但还是走得尽量不露痕迹。　　　　
　　　　　　　　那条曾经骨折过的腿现在给他的主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它卷入了一个3800元的官司。医生饶女士声称治疗过该腿，并指认赵忠祥没有为这条腿“埋单”。这单名人之“腿”的欠款案件，并非为了说明名人是多么地“抠门”，连看病的钱都不给，而是看起来，更象是一对情人反目的家长里短的闲事。告状的女人由爱生恨，使出浑身解数，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彼此相爱过，而赵则认定她是为了“要钱”。两方的律师态度大相径庭，饶的律师声称自己出于同情和义愤，决定帮助这个女子，而赵的律师则反对“把人情牵扯到案件中来”。　
　　　　　　　　　
　　　　　　　　因为赵是名人，又是绯闻，很快就爆发了“媒体狂欢”。文化研究者则解释：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色欲话语”。　　　　
　　　　　　　　赵忠祥竭力否认此事。“我不相信21世纪会把白的说成黑的！”——可是21世纪为什么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呢？　　　　
　　　　　　　　对于案件的胜诉，他和律师，都有“十足的把握。”他没有失去他一贯的自信与威严。“我一向知道自己吃几两干菜。”他语气轻松，只是偶尔把牙签一节一节地掰断了。　
　　　　　　　　　
　　　　　　　　下午三点后，咖啡厅中央的屏幕上，出现了赵忠祥主持的节目。很多动物在野外跳跃，间伴着赵老师温和清晰的解说。　　　　
　　　　　　　　他倚在沙发上，看着电视上的自己，“其实自己都不忍心看，挺对不起大家的。”　　　　
　　　　　　　　赵老师：我为什么要放过她？　　　　
　　　　　　　　记者：吴虹飞　易立静　　　
　　　　　　　　人物周刊：目前这个案子的进程如何？　　　　
　　　　　　　　赵忠祥：从法律进程来说，我想已经到了尾声阶段了。名义上是驳回重审，其实根本不会重审，而且法院接这个案子是错误的，因为一事不能二审。我个人认为，如果不出意外，不可能会有别的走向。我是赢定了。　
　　　　　　　　　
　　　　　　　　人物周刊：你如何看待这个案子？　　　　
　　　　　　　　赵忠祥：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无可奈何。我不认为这是情人间的反目，实际上是饶颖勾结社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