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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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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事情，都是冥冥之中有一个力量，帮你安排好的。”潘石屹仔细思悟了一阵。
潘石屹的深入浅出与平和心态让人折服，尽管事后会觉得有些遥远和不清晰，而潘石屹平易近人的态度又总会弥补这些。
就像一位同行的精辟描述：
潘石屹对记者非常好，从不摆架子，感觉他总会跟你谈点绝密的消息，但你会发现，不仅谈话没有什么真正秘密，而且第二天，你还会发现太多的媒体都出现了昨天的谈话内容。
基于老潘的平和，采访接近末尾，我不遗余力地临时八卦了一下，“您认为您哪里最吸引张欣女士？”老潘有一点结巴，含糊地说：“我都一个老男人了，还有什么吸引不吸引的。”我不识趣地又问：“那年轻的时候呢？”潘总说：“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从来没有送过女孩子花啊、巧克力什么的。但我非常喜欢《英雄》里的那种‘大浪漫’，为了杀另一个人的头，可以把性命托付给别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浪漫。”
想从潘石屹的言谈里捕捉往日惊涛骇浪的痕迹是困难的，对一个喜欢老子的人，人生本应是江上扁舟般的淡然与温润。从农村穷小子到亿万富翁，当所有人沉醉于生动的小故事中时，他戛然而止，说出一句：“我相信命运。”
就像小说中惯用的手法。“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注定要在这个时代发生，而命运刚巧选中了他。”
（本文与郑洁合作）
第78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1）
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
余华，1960年出生，浙江海盐人。中国大陆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曾当过牙医，后弃医从文，进入海盐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中文系合办的研究生班深造。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唤》、《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篇小说集《我胆小如鼠》，随笔集《灵魂饭》等。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法、德、荷兰、意大利、西班牙、挪威、日、韩等国语言在国外出版。2005年，出版最新长篇《兄弟》。
从1983年起，余华写作已经23年。
1993年，不再担心退稿的小说家余华，还和妻子挤在京城一间平房的单人床上，还只能从《收获》领取稿费400元。当张艺谋把《活着》的改编费预先支付了2万元给他时，他竟然担心张艺谋要赖掉那剩下的5000元。25000元“巨款”压在单人床的枕头下好几天，夫妻俩甚至以为这辈子都不用发愁了。
余华其实并没有想到，2005、2006年，他的长篇《兄弟》大行其道，“万圣书园”、“三联书店”、“当当网”连续几天断货。《兄弟》脱销了。
前牙医余华，从小在医院长大。父母下班时用酒精擦手，他也学会了用酒精擦手。这样使人联想到他早期作品的洁净、冰冷、残酷的气息，夹杂着某些沉静的疯狂和暴虐，令人不安。10年来他少有露面，有时飘忽在国外，萍踪不定，那时你可能会想，这么一个一肚子不平、满脑子严肃思想、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该是多么冷艳、多么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位先生啊。
永远不要把文字和一个作家的个人气质联想得过于紧密。穿着红色套头衫、46岁的余华，好脾气，耐心，替人着想，说话滔滔不绝，吃饭大快朵颐，大笑十分快活，他甚至是憨厚的。
他是天真的，情感丰富的。当看到电视里讲述失散了多年的丈夫从台湾回到家乡，见到了30年未见的妻子，这样一个陈旧的套路，却让余华难以自持，“他们没有哭，我却哭死了。”而在写《兄弟》时，他也大哭了几场，颇是引来了几句外界的讥诮。他是好笑的，当我们问及他简历上的各种奖项，什么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什么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什么法国文学和骑士勋章，多么拗口的名字呀，他摇着头说，如果不那么写，简历上就只有“余华，五年牙医，二十年作家”，“这也太短了”。
他生活平静、传统。由于失眠，他每天躺在床上，“最大的愿望就是赶紧睡着”。而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火箭队的比赛，和查看有关姚明的任何信息。
他表明自己是积极、入世的。“天天上网，收发邮件，看sina新闻，先看国际新闻，然后看社会新闻，前者是高端新闻，后者是底层新闻，这是两三个小时必做的功课。”博客一个星期更新两三次，他曾经还很认真地、一条一条地回答博客上的留言。去年的超女总决赛，他也场场必看，他以为这样的盛况，自己焉能错过？虽然觉得有些累，他也愿意敞开自己，满足无数家媒体记者的好奇心。
作家余华，已经把牙医余华渐渐淡忘，后者只是零星散落在某些文本里，变成了书写的回忆。他去医院看病，甚至已经开始不习惯那里的气味，于是他终于明白，那样的气息，那些坏牙和张开的大嘴，以及有些黯然落拓的故事，已经一去不返。十多天后，他将偕娇妻爱子，飞往他喜爱的欧洲。生活多么美好，只需努力、诚恳地活着。
质疑《兄弟》
从某种意义来说，先锋作家余华实际上遵循了一条传统的文学道路。他根正苗红，在传统的文学刊物《收获》、《北京文学》（过去，这些杂志代表着一种文学的话语权）里被栽培、被提拔，从传统的文学通道出来，他面对的赞扬和诟病更多来自文学内部。
十年之后，文学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市场和传媒，余华的实力，或者是幸运在于，即便在文学商品化、众生喧哗的时代，也能获得骄人业绩。他的影响虽然不止于文学，但是他自认为还不能担当思想者的角色。
吴虹飞：
先从您的新作《兄弟》下部开始吧。《兄弟》上部出版后，一方面销量很大，但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不小，评论家谢有顺甚至说“《兄弟》不值得一看”，但您好像非常自信？
余华：
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假如我在20年前写了《兄弟》，面对这么多争议，我可能会非常慌张。但我今天一点都不慌张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拿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起码可以（超）过我自己的标准，可以拿出来出版。
第79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2）
至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 假如10年后这本书还有关注，说明还是有价值的；假如它能够挺过50年，就可以长寿200年了。余华：
吴虹飞： 我列举几种批评的声音。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这么评论：
余华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类经验，“在关于‘文革’的记忆与想像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兄弟》依然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处理它，比如人性的善恶对立，尊严与卑怯的对立。”您如何看？
余华：
表达了善和恶的文学作品里有伟大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不表达善和恶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伟大的，比如马尔克斯的部分作品。文学之所以丰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有无数个角度可以看，有无数个作家通过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用自己的角度去否定其他的角度。
什么是人类复杂的经验？有这样的伟大的作品，也有表达了人类单纯经验的伟大作品。而且人类复杂的经验标准是什么？这句话太笼统了，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可以说它表达了复杂的经验，也可以说它表达了最单纯的经历。有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一句老话：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吴虹飞：
李敬泽还批评您的“简单”，他认为：“《兄弟》的简单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简单到不能成立。”您觉得您的作品是简单的吗？
余华：
李敬泽的这篇文章我去年就读到了，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兄弟》仅仅出版了上部，仅仅出版了总篇幅的三分之一，他就如此匆忙地出来作出定论，与他以前的风格不一样。
批评一部小说永远比写一部小说容易。《兄弟》是否是一部简单的小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吴虹飞：
“死是容易的，活着是更难的，余华本来比任何人都更懂这个道理，但他却庸俗地采取最容易的办法，让他的人物一个个‘悲壮’地死掉。”“死亡”是不是您技术上的一个窍门？
余华： 《兄弟》上部叙述的是“文革”中最为暴力的时候，那时很多人死于非命。我从来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作家的技巧，二十多年的写作经历告诉我：
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虚构的人物同样也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是我写作长篇小说最大的收获。
我已经完成的四部长篇小说，每一部的叙述发展都背离了我最初的构思，我努力在叙述中尊重人物，努力倾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这样他们就会走出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不是作家单方面强加给他们的人生。吴虹飞：
也有人质疑说，“余华已经感受不到《在细雨中呼喊》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余华： 比起“文革”时“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兄弟》上部里的“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不会让人吃惊。
也许有人不喜欢阅读令他感动的小说，所以他说是“煽情”。可是我面对的不是几个，而是很多读者，每个读者都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方式中来读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在一部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感受，这就是文学。文学的丰富从根本上来说，是读者的阅读发现出来的。吴虹飞：
很多人诟病的一个细节——篮球高手宋凡平，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篮球场上飞奔出来拥抱一个被众人最瞧不起的寡妇李兰——很多人认为这不可能。
余华：
从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来看，这样的举动确实不可思议。问题是我在前面作了大量的铺垫，人山人海的铺垫，把气氛已经烘托出来了，宋凡平的扣篮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他自己都惊心动魄了，然后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这是人性的爆发，必须考虑到人性的力量。就像在今天的生活中，一个柔弱的人会突然杀死一个强悍的人一样。吴虹飞：
还有人觉得李兰柔弱到底，李光头性欲旺盛、心眼活泛，宋钢老实憨厚，见义勇为的童铁匠，见风使舵的余拔牙，举止暧昧的张裁缝，都没有性格的波折，都是单一品格的人物，您又如何看待呢？
第80节：余华： 写作的自信与难题（3）
余华： 我相信会有读者这样阅读，同样我也相信会有读者不这样阅读。吴虹飞：
宋凡平被红卫兵打死，他的尸体装入棺材后，仍然要进行一番暴力“处理”——让人把膝盖砸断然后放进棺材；孙伟的父亲在牢房里将大铁钉敲入头骨时，描写也是极其细致，借此来展示“文革”的残酷。可是有人质疑说，代表“暴力”的红卫兵、袖章和绿军装始终在作者的笔下语焉不详，只是作为一种暴力符号存在，使得“文革”被剥离了政治内核，只剩下一个精心营造出来的“寓言”，这也是简单化的表现吗？
余华：
任何一部虚构作品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都会在叙述里有轻重缓急。否则别说是18万字的《兄弟》上部了，就是1800万字的叙述，也难以表达出一个时代的丰富性。一部小说、一个故事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余华：
吴虹飞：
谢有顺还指出了一些“硬伤”，《兄弟》上部第13页，李光头“他知道自己在厕所里偷看到的五个屁股，有四个是不值钱的跳楼甩卖价，可是林红的屁股不得了，那是价值连城的超五星级的屁股”，“此后李光头学聪明了，他不再供应免费的午餐”等。“跳楼甩卖价”、“超五星级”、“免费的午餐”这样一些上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词，将它用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语境里，用在主人公的自叙（“他知道”）里，您认为这是合理的吗？
余华：
已经有记者这样问我了。把这些段落抽出来孤立地看，可能是这样，问题是《兄弟》全文的叙述者是“我们刘镇”，而且一开始就定格在了2005年，李光头准备上太空了，叙述的视点是从2005年开始的，这不是一部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是“我们刘镇”叙述的小说。吴虹飞：
还有人批评说，“曾经是一个文学标杆的余华，现在正坦然地表现着自己的温存，让自己安然地融入一个消失了紧张感的现实。”您丧失了锐气了？
余华： 如果我丧失了锐气，就不会面对这么多的争议了。吴虹飞： 您如何看待那些针对您的、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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