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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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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沉默了一下，突然说：“我的成绩单没有丢。”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显然有些生气了。
我于是讲了高考的落榜，讲了自己很想去谏壁中学补习，但是没有达到他们要求的分数线。我说我一定要读这个补习班，去考大学。
那个女的说，这怎么行！男的不吭气儿，他抽着烟，盘算了好一会儿。他让我出去等回话。十分钟后，他说，唉，帮他办了。
我那时很小，15岁，穿的衣服很敝旧。大概他是因此萌发了帮助之心。
他们问我需要多少分，我说语文70分，数学80分。说完了很后悔，因为这个分数已经可以考上大学了。我又把分数改过来了，语文68分，数学70分。写完了之后要盖章，但是在这节骨眼上，公章突然找不到了。
他们翻遍了抽屉，打开又合上。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可能是最紧张的时候。没有章不是完了吗？事实上公章就在手边，大概是当时大家都太紧张了吧。
女的盖完了章，轻轻说了一句：“苟富贵，勿相忘。”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那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美丽的女性。我的感激出于如下理由：
她竟然还会假设我将来会有出息。
我似乎没有说什么感激的话，拿着成绩单，飞跑着离开了。一直到回到家，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两腿已经虚脱了。
第二年我再次参加高考，开始了我在大学的求学之路。
对我而言，生活实在是太奥妙了，它是由无数的偶然构成的。你永远无法想像，会有什么人出现，前来帮助你。我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相信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呢？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博尔赫斯，喜欢休谟，喜欢不可知论，因为我觉得生命如此脆弱，而生活很神秘。这跟后来的写作，也有相关之处。
关于暴力的记忆
写作中出现暴力，大概和童年有关。我的童年看起来很平静，似乎与其他人差别也不大。其实在一个敏感的小孩子心里，却是波澜壮阔。
记忆中的暴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我记得祖父曾经用谈笑的语气来讲述一个故事，当时我们村里的一个人，私通日本人。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了，祖父说，后来我们把他“弄”死了。怎么弄死的？祖父说，就是用绳子把他绑在椅子上，叫了一个剃头的来，用剃刀割断他喉咙。祖父说得轻描淡写，而对于一个小孩子，那些东西是很残酷的，完全不能接受。
我们上学的时候，如果不听话，有些老师会打学生的耳光，打手心。我的语文老师是个苏北人，他说，我不打你，可你知道我怎么惩罚你吗？我会把你的耳朵整个拧下来，让你的血“吧嗒，吧嗒”流到地面上。他就这么说，典型的语言恐怖。
谁都知道，战争是很残酷的，但是那时的很多电影，如《地道战》等，却似乎把战争喜剧化了。“文革”后期的日常生活也不乏暴力的内容。死人、暴力是很好玩的，小孩子喜欢去模仿。渐渐地暴力就渗透入了生活，成了记忆的一部分。暴力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很简单，任何人都必须如此接受。
我的一个朋友，从前当过医生。他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有个人被一根长长的钢筋穿过了手掌，大家把这个人手忙脚乱地扛到了医院里，心急如焚地问外科医生该怎么办。那个医生正在吃饭，他冷冷地说，怎么办啊？等一等。我先吃饭再说。吃完了，拿一个榔头，“笃笃笃”就敲了出来。敲出来后，他说了两个字：
行了。而包扎一类的活就留给了护士。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还不是要一点点地敲出来？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外科大夫。冷酷而理性，还有一点幽默感。在我的印象中，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一种人：
穿着拖鞋，吸着烟，懒散，爱开玩笑，多少还有点神秘感。
死亡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任何一个小孩子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名人，你有很多钱，地位很高，事业很成功，可是你还是要死。我觉得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我要死，做一个圣徒和做一个流氓，有什么区别？托尔斯泰在苦苦追索：
生活中有什么力量可以安慰我？最后他找到了答案，这个答案在我看来也不是真的答案： 既然上帝给了我苦难，那么上帝认为我一定可以承受。如此而已。
过去那些内心坚固的人们
我与父辈可能难以沟通，但和祖父却可以相互理解。我的祖父有“历史”问题，我也不是很明了。他在监狱里关了25年，从东北放回来，他要洗澡。我那时很小，端着水盆进去，看见一个瘦瘦的老头，坐在一只大木盆里洗澡。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男人的裸体。他已经那么老了，头发都白了。我就跑掉了。
第二天，祖父要带我去拍照。对一个农村小孩子来说，拍照是很奢侈、很不可思议的事情。祖父把我背到很远的地方，帮我拍了童年惟一的一张照片。我拿着一个烧饼，穿得很臃肿——很可惜这个照片已经找不到了。
祖父和奶奶离婚了，一个人生活。他成天说一些我母亲看起来很无聊的话，做一些很无聊的事儿，把屋子打扫得很干净，或者帮村子里其他人做饭，或者教我背书。每到过年，他会做一大桌的菜，把他的孙子们叫过来吃，每个人发一包花生米，在当时是很贵的东西——用报纸包着的。当时小孩子是不懂什么是“反革命”，拿了花生米，吃完了那顿绝对丰盛的宴席，立刻溜之大吉。他当时对我们有什么期待？他心里有多少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已经不得而知。
我读大学的时候，和女朋友回老家，祖父要带我去看一个他很崇拜的人，叫仲月楼。他以前不带我去见他，因为这个人很厉害，学问太大了，写得一手好诗和好文章，书法又很好，写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书，几本诗集，文章也很好。祖父说，如果他不想理你，是很正常的。果然这个人第一次看到我时并不理我，眼睛看着别处。我当时也很生气，你凭什么看不起我。我的女朋友当时还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他和她倒是谈得很好，把我晾在一边。
可是我看了他的文才，就不骄傲了。他给自己父亲写的墓志铭是这样的： 呜呼哀哉！我父秉光风霁月之度，锦胸绣口之文，经世邦国之才，奈何生不逢时。
他父亲也会写诗。仲月楼被关押在安徽的一个农场，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写了一首诗给他，算是诀别，我记得诗是这样的：“遥望皖南天，我儿在那边。云飞去复还，儿怎不言旋？”一个快要死的人写给儿子的诀别诗，就应该这样简单，质朴！我自己做了父亲之后，更觉得这诗太好了。
像仲月楼这样超凡脱俗的人，也有着世俗的生活。他的女儿就完全看不惯他：
你这个人真是不可理喻，写那么多诗，一点用没有。他就和女儿斗嘴，哈哈大笑，像一个老顽童。
后来他不知怎么给我写来一封信。称呼我为“贤契”，信中说，你是学文学的，文字的功底一定很好，你写几首诗给我看看。我当时心里有些虚，怕写不好，老先生说不定再也懒得答理我了。就请了一个中文系老师帮我写两首古体诗，那样也许还可以交往下去。结果他看到那些诗，把我大骂了一通，说你学了三年的大学了，连平仄都搞不懂。现在的大学怎么了得？他帮我把诗全部改了一遍，后面还附了他对文学的一些看法：
大致说，你看，大江之上，风急天高，江水奔涌，才有波澜可观。你如果一直想过安全的生活，最好就不要去搞文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却对我影响很深。他一直和我通信，直至他突然辞世。
他有一个姓孙的朋友。和他一样，也是他父亲的学生。在黯淡和孤独的“文革”岁月中，只有这两个人相互扶持和理解。
有一天，孙给仲月楼写去一信：
我决定自杀了！能否先给我写一个挽联让我看看？我们这些无知的人就会说，为什么不去劝他不要自杀！仲月楼说，他说要去死，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不能劝的。他从《尚书》里找了八个字：“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孙接到信后果然就自杀了。不久之后，仲月楼也去世了。
但我还是可以看得见，这些人有着何等坚固的内心，何等的气度和风范。古老的传统隐约可见地保留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而这个传统和我们现在接受的，已经完全不同。
你怎么可以想像在偏远的江南，却有着这样的卧虎藏龙。在旁人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种菜的老农，身份微贱，却有着不同于人的胸襟抱负。
我的一篇小说《青黄》，就是献给仲月楼的。
普通人心中的高妙
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话： 所有的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一钱不值；所有人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性命攸关。
从仲月楼这些人的身上，我知道每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比方说现在的很多白领，那些成功人士，过的是完全秩序化、标准化的生活，表面上看很好，谈笑风生，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的内心可能是一片黑暗。有些人看起来很普通，很“闷”，但内心可能是一个诗人，有着大的气度。我偏向喜欢这些人，喜欢现实生活中那些真实可亲的人。当然，也喜欢那些爱做梦的人。
胡兰成的一篇文章我很喜欢，好像叫《平人的潇湘》。它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订了亲，后来男的去打仗了，一走杳无音讯，这个女的就再嫁了。后来这个男的战死了，此时她已经有了孩子，忽然想起了这个人，想起了他的恩情，于是她千里迢迢去替他收尸，在他的坟头大哭。哭完了之后回去继续与她的丈夫过日子。她并不是贞烈节妇，因为她改了嫁。最后又来替那个男的收尸，说明她没有忘记人世间的大义。
我相信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人心中，会有很高妙的东西。你看一些民工，一个耕地的老农，看起来没有文化，你怎么知道他内心的世界呢？他只是不会说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非常小。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普通人，有着简单的欲望和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虽然平庸，但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你根本没有理由，抱着说教的态度，让别人改变生活。事实上，你只能让生活本身来改变你。
我以前喜欢在作品中建立另外一个秩序，用它来影射生活，但是现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日常生活有很多奥妙，这个奥妙并不需要别样的方法来体现。
陈村： 爱是一切写作的出发点
陈村，1954年生于上海。1979年发表处女作小说《两代人》。1985年加入中国作协，同年调入作协上海分会从事专业创作至今。现任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榕树下网站艺术总监。数十年笔耕不辍，代表作有中、短篇小说集《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中长篇小说《住读生》、散文集《躺着读书》、短文集《今夜的孤独》等。
“我从风景开始我的伪作。开始我对一类人的赞赏、思念、厌恶和矛盾心情。开始我的自省和自虐。”
从陈村的长篇《鲜花和》里，读者能感受到一种风格化的写作方式： 简洁、细致、举重若轻、充满巧智。
现实中的陈村似乎也如此。他坐在椅子上，头发奋力向上。摄影师的灯光打在他清癯的脸上，给他的清醒与理智罩上一层温暖的光彩。
他谈些日常的、琐碎的事情，无所忌惮地、随时随地地；发表他零星的、机智的看法——或让人一愣，或会心而笑。陈村是有趣的，事事通透。
他有一个八岁的小孩。他会应小孩的请求，在网上寻找时下流行的歌儿，《挥动翅膀的女孩》、《SUPER STAR》，给他听。孩子是成人的天使。有孩子才是真正的“有产阶级”。因为要对后代负责，所以生活得积极一些，“要拿出老爸的样子”。
陈事
吴虹飞： 您们这一代的作家，经历都比较坎坷，很多都去过农村支边和插队？
陈村：
我们这一代和你们不一样。你们选择多，但我们的前半生是被规定的。比方说我们被规定去当农民，从城里一下子去当农民很失落啊，也没办法，只好写写打油诗。
我们运气还算好，后来都赶上回城了，成为民工进城的先驱。我去过新疆，拜访上海支边青年的家庭。那边风沙大，把人吹得憔悴。当年他们偷了户口本一定要去新疆，火车接汽车，汽车接马车牛车，反正还没到地方许多人就后悔了，都是
姜晓明摄十多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夜晚宿营时哭声震天。但是回不去了，被规定了。那些当年的热血青年，现在全都没有宏大的理想，只希望子女能回去，希望自己老了回故乡上海。
我下去的时候17岁，到安徽的无为县。后来才知道我去的地方不是最苦的。当然最苦的也不是我们，是农民。回城后种种坏毛病又出来了，但存着一点良知：
粮食涨价，只要钱到粮农手里，我毫无怨言。谁不乐意谁自己去种吧。吴虹飞： 您是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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