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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好些了吗 作者: 吴虹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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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起，清华校方一直声称，化学毒品管理很严，本科生不能接触铊盐。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清华学生提到，“查遍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和美国化学文摘数据库，整个清华大学发表的文章中涉及到铊盐的，从1992年到2002年只有三篇。其中有一篇是1996年发表的，从化学类文章的周期来说，其中的工作应该是1994年到1995年之间完成的，这个时间正好是朱令被投毒的时间。”
直到1997年4月9日，当时还在化学系任教的薛方渝教授说：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有铊盐，多数本科生确实不接触铊盐，但朱令同一宿舍的女生因帮老师搞课题，能够接触并使用铊盐。
1997年4月28日，清华大学总务处杜总长、办公室马主任，保卫处陈处长，教务处李处长等会见朱令家属。杜处长说，学生正常学习环境中没有铊盐，包括朱令在内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都不接触铊盐。清华大学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
薛方渝教授则对朱令父母说，化学实验室里有铊盐，某些学生在课题中能够接触到铊盐，已在电话中告知朱令家属。
6月26日，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张再兴约见朱令家属，重申了几点：朱令没有接触过铊盐；学校毒品管理是按照规定做的；事发后及时报案，凡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朱明新说，在化学系有无铊盐的这个问题上，清华大学对外统一了口径。
直到1998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约见朱令家属，以下事实才得到确认：经朝阳医院职业病研究所化验鉴定，确定朱令是铊中毒；查清清华大学铊盐的使用情况，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铊盐毒品的使用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和登记；朱令是在学校内中的毒；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排除其家属或亲朋接触过铊盐。
国家教委办公厅文件，教备厅＇1997＇13号对此事定性：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了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10年后，物化2班的一名同学回忆此事时说，“至少在朱令病因确诊后，化学系不应该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
（五）谁是嫌疑人
朱令本人并无铊盐接触史；能接触“铊”盐，懂得毒品的毒性、毒理；熟人；有竞争关系；这些都是凶手投毒的作案背景。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
铊是一种缓发性的剧毒物品，致死量在一克左右，进入人体后有3…7日的潜伏期。1995年2月20日，朱令返校后，除2次周末由家人接送往返回家住过两天外，其余时间一直在清华校园内。3月2日回家时她已明显感到身体不适，由此推断凶手的第二次投毒，应在2月27日？3月2日几天间。
第20节：朱令（3）
在校的两周时间内，除每日去团委办公室用电炉热中药之外，朱令只去系里上了一次实验课，一次准备补考的答疑课以及一次物化课的补考，其他时间都是整日躺在宿舍床上，补习因住院缺考的几门课。身体虚弱的朱令，每日早饭是母亲带给她的面包和壮骨粉冲剂，午饭和晚饭都是勉强撑起，买饭菜端回宿舍半躺着吃，口渴时喝的是同宿舍人帮忙打的水。清华大学宿舍管理严格，男生不能自由出入。王补因此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我也深信朱令中毒案中的凶手，应该就在我的同学当中。” 物化2班的一名男同学说。
各种对嫌疑人的猜测最终汇聚到一个人身上，她就是朱令当时的好朋友，同班同学，室友以及民乐队队友？？孙维。孙维在实验室里和导师一起做实验，能够接触到铊盐。
孙维回忆说，“９７年４月2日，在即将毕业的前夕，我突然被公安局14处由从实验室带走讯问，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要求我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
在审讯了孙维之后，公安机关于４、５月间找孙维的舍友们了解情况。
有旁观者说，“孙维和朱令关系亲密，客观上来讲更具便利的作案条件和更多的作案时间。”
有些同学对这样的传言表示质疑：“为什么因为和教授做课题就判定孙维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人呢？如果她能接触到，那么我们班其他人同样也能接触到。”一位和孙维交往甚密的女同学不相信孙维是投毒人。
孙维承认自己能够接触到配制好的铊盐溶液，但不承认自己是“唯一能够接触铊盐的学生”。“而且学校说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这完全是谎言！”
据物化2班同学回忆，“当时在清华大学分析中心下的实验室，相互之间串门很容易，拿些别的实验室的药品也不难。但是多少人能轻易拿到实验室的铊盐，恐怕只有童爱军、李隆弟实验室的人才知道了。”
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教授李隆弟说，“我和童爱军老师是同一个实验室的，孙维当时是在童老师名下到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朱令不在这个实验室里。同学们是可以随便进实验室进行实验的。”
班里同学认为，“除了投毒人，可能所有的同学都是不知情的，如果凭着一些无端的猜测去指证一个人，这对她（他）其实是很不公平的。”
孙维表示，自己不能够“替学校背这么大的黑锅”。
在可考的资料里，可以看到一些和嫌疑人有关的记录：
孙维回忆：1997年4月2日，公安局14处连续突击审问她，长达8小时，要求她在印有“犯罪嫌疑人”字样的纸上签名。
1997年6月30日毕业典礼之前，系领导通知她，由于她被公安调查不能给她发放毕业证书，并让她的家人来校谈话，说学校接到公安通知，缓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当时接待孙维的一位校党委领导认为，校方没有任何责任；想让清华认错，是绝对不可能的。
7月初，孙维家三人到公安局领取孙维的出国护照，公安局没有发给她。
9月29日，经过孙维家人的多方要求，系领导打电话通知孙维第二天去学校领取证书。
12月30日，薛方渝探望朱令时说，毕业证书由他交给孙维了，因为公安局不承认是他们授意不发证书。解除对她出国限制的原因为：从目前看孙维有疑点，但认定其犯罪的直接证据尚没拿到。
朱令家人说，1998年8月，公安机关曾经透露，孙维是疑点人。
而孙维表示，19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她的嫌疑，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和朱令中毒有关
孙维透露说：从1997年4月起，她和家人反复请求对孙维再次讯问、安排对证和测谎，但公安机关均无答复。2002年，她无意在家中发现两个窃听器，“这个意外发现并没有让我们生气，反而觉得是件好事，因为我问心无愧，把我的真实情况让公安清楚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孙维声称，1997年4月和5月，她分别收到朱令舅舅的“恐吓信”两封。她提到，一位律师让她注意人身安全，暗示她现在有人会“买凶杀人”。
第21节：朱令（4）
孙维声称自己多次提出希望能和朱令家人沟通，消除误解，但公安说：“朱令家人误会很深，即使你们和她家人见面，恐怕也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也做过他们的工作，非常困难，没什么效果。你们千万不要和他们接触，很可能会有危险。”
而朱明新则说，自己和家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孙维试图与他们沟通的消息。而且1997年4月，朱令舅舅电话孙维父亲要求沟通，孙维的父亲拒绝了。
（六）此案敏感？
10年前，化学系的一位教授透露：“公安局交代，关于谁接触等情况不能讲。”
10年后，物化2班的同学被骤然问起，笑容消失，言辞稀少：此案在当时非常敏感。
10年前，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对朱令父母说， “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
10年后，李慕成已经退休，对记者说，“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我们只做协助工作。”
10年前，清华大学化学系老师传出消息，拟定的侦破行动，因为等待公安局领导批准再次被延期……
10年后，处理此事的化学系老师含糊应答，案子是学校出面处理的，已经说了到此为止。
曾主要负责这个案件的公安局十四处李树森，接到记者电话时态度很和善，“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由于公安纪律的要求，他表示只能说抱歉，没办法开口回答问题，“这件事情很敏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这个案子年年有人问，年年没结果。”一位已经远赴美国深造的98级清华化学系学生对他的学妹说。
坊间传言是，嫌疑人孙维有着特殊的家庭背景？？她的祖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基于此有人传言，朱令案不能了解的症结就在于此，案件的特殊性和敏感处在于此。但此观点道理几何，尚无人能够考证。
孙维1997年出国未果。后与一名海归结婚。2004年，孙维曾经在诺基亚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任项目经理，后辞职离开诺基亚。
10年来，孙维家人从未试图对这件事的前后做任何辩解。直到2005年12月30日，一个注册为“孙维声明”的ID在天涯发表《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声称“我是清白无辜的。我也是朱令案件的受害人。”她解释自己在十年内沉默的原因是，在案件告破之前，与朱令家人进行理智的沟通是根本不现实的。她认为自己没有“投毒动机”。
记者手记：“只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
10年来，朱令的身体状况并没有明显的进步。几次生命濒危，虽然都万幸被抢救过来，但长期的卧床不起，导致她腿部肌肉萎缩，肺也萎缩到了第四个肋骨，只能依靠腰部勉强支撑背部。
“她过去还比较清醒，最近几年也有些神智不清了。”朱明新经常半夜惊醒，习惯性转身看看小床上躺着的朱令。她发现女儿经常整夜睡不着，睁大着眼，呼吸沉重，仰躺不能翻身。床边立着氧气瓶，床头是一个旧的布娃娃。
2004年的一天，朱明新在家里突然摔倒，而后昏迷了一个星期。
“颅脑血管破了三根，只有开颅，把头盖骨拿掉，补一块巴掌大的钛合金。”大夫对她的老伴吴承之说，“不是半身不遂，就是痴呆”。
她竟然是挺了过来，也许是小的那一个，还牵动她的心。而她也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到了扶不动女儿的年岁。
2005年的冬天不请自到。朱明新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市公安局信访局和刑侦总队总队之间来回奔走。她看到，有人把接待人往里屋推：“这个案子当年很有名的……”接着几次之后，所有人都开始装着不认识她。
“只是希望真相能大白于天下。不然我倒了，女儿无以为托，怎么活？”
第22节：王兵（1）
王兵：《铁西区》与《和凤鸣》
2007年4月，王兵被《南方人物周刊》提名为“2007年青年领袖”之一，记者以此为由头采访了王兵。
记者：吴虹飞
当王兵单枪匹马用一台小的DV摄影机进入铁西区的时候，正是1999年末。……。
一位工人躺在凳子上谈他个人的经历……仅仅是十分钟之后，他命运的改变就开始了，一个人走了进来告诉他工厂停产了。王兵觉得他拍摄到的那个时刻特别重要，拍摄的时候它是未知的，摄影机和这位工人共同度过了那一刻，王兵对它记忆深刻。因为摄影机的见证，这个时刻在时空中凝固，不再消逝。
（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2004《读书》第1期）
王兵本来只打算在铁西区拍摄3…5个月，但是一旦开始进入，他在那里消耗了18个月。那是一个漫长的，孤独的时期。却是青年王兵最快乐，最单纯的时期。“你可以不断获得来自生活的冲击，可以用内心来感受真实，而不是只是依靠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获得自信，你的生命就在活着的进程中，你能感觉到时间，和所有的一切。”
他沉浸在某种狂喜之中。他逐渐发现了一个世界，一个庞大的，深邃的，理想没落的世界。而粗野的，生机勃勃的创造力，每天都在废墟之上发生。这是年轻时期的王兵，倔强又单纯。过早地失去了父亲，过早地放弃生命中的许多可能，过早地承担了寂寞，空虚，负担。他的一生中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原点，令他黯淡的青春发放出罕见的光彩，从而生命具备了重量。一开始，他只是谦卑地试图解决电影本体语言的问题，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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