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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谭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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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这是苏轼在杭州看秋日盛开的牡丹所写的一
首诗，他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用语诙谐。如果说最后两句有所指的话，
也是诙谐居多，讽刺意少。无非是讲在上位者不要一天一个花样，免得在下
位者无所适从，用意也在于呼吁。而审判官竟非要他承认此诗以“化工”比
“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
暂闲也”（《乌台诗案》），如此对待幽默，有幽默感的人哪能幽默下去呢？
南宋之初许多参军戏（类似今之相声）演员被逮下狱，甚至被处死，其
“罪行”就是他们的幽默表演触及到时政。后世一些文人与演员以此获罪者
亦代代有之。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幽默文学艺术的创作还属于“禁区”，许
多作者、表演者因此获罪。被人们称为“幽默大师”的侯宝林在临终之前曾
动情地说：“我是个艺人，一生只知道干合适的事，干合理的事，凡事都要
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可是我觉得我们这种人慢慢地淘汰了。真的，我一辈子
是一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搞运动，安
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羊城晚报》，
1993。2。12）从这位饱受战乱与“运动”之苦的幽默大师最后的遗言中可见，
没有稳定与宽松的社会环境，幽默作品是很难发展与繁荣的。
从笑说到幽默
尽管幽默不等于笑，但幽默却离不开笑。有时我想人生要是离开笑可怎
么过？可是现实生活中就是有许多人不肯笑、不会笑、不能笑、不敢笑。鲁
迅先生笔下的鲁四老爷、四铭等，尽管让读者感到可笑，可是他们绝对不肯
笑。“君子不重则不威”嘛！要能威吓住平民百姓，就要戴上一副驴子似的
假面，日久天长，像电影《兰陵王》一样真脸假面，合二而一，面部肌肉僵
化，再也不会笑了。于是，人类便多了一个不会笑的品种。不仅中国如此，
洋人也大体相同。昆德拉曾经说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个人说个笑话，人
们乐不可支，可是有某种人不笑，他们是克格勃。这又是一类。生活中许多
人不是不会笑，而是不能笑、不敢笑。人生对于他们来说是太沉重了，如过
着辛苦麻木生活的闰土，被生活的担子压折了腰，怎能忍心责备他不能笑！
听朋友讲过一个故事，说某八旗后裔，性格开朗，好说笑话。三年困难时期，
饿着肚子，还能一个人躲在家里编织极其精巧的蝈蝈笼子，自得其乐。可是，
在1966 年“红八月”中，被扫地出门，天天挨斗，最后投环自尽，永远失去
了笑声（这个悲惨的故事使我想起了老舍先生）。最可怜的属不敢笑。当然，
人具七情六欲，没有天生不敢笑的。之所以“不敢”那是因为有“不准笑”
的。鲁迅说：“皇帝不肯笑，奴隶不准笑。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
闹起来。”当然随着“不准”一定还会有一系列的措施，乃至“实施细则”
的，防微杜渐，于是，天下太平。最初奴隶们（如骊山的刑徒）也是在皮鞭
的监督下不敢笑，久而久之，从必然的王国走到自由的王国，即使没人监督
也不笑了。于是产生了面孔一律的秦始皇兵马俑——这一伟大的历史杰作。
上面说过，幽默远不等于笑，有时两者甚至背道而驰。钱钟书先生年轻
时就曾愤然地说：“一般人并非因有幽默而笑，是会笑而借笑来掩饰他们没
有幽默。笑的本意，逐渐丧失；本来是幽默丰富的流露，慢慢变成了幽默贫
乏的遮盖。于是你看见傻子的呆笑，瞎子的趁淘笑——还有风行一时的幽默
文学。”（《写在人生边上》）这不仅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坛的现实，即在今
天也有越演越烈之势。但是，我还要说，笑是幽默的最低标准，笑是生活的
润滑剂，正常人的正常的笑是幽默的开端，不能因为笑有“假冒伪劣”，便
如四铭老爷不准儿子笑，而是要多提倡由幽默发出的笑。
幽默感生发出的笑，一要超越，二要机智。柏拉图认为笑是一种卑劣的
感情，因为笑往往是笑他人的小小的不幸，或他人稍稍劣于自己。而幽默产
生的笑应该超越这些。虽然不能说其中绝对没有批评与否定，但更多的还是
同情与温煦，也就是《诗经》中所说的“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能做到这
一点，便是个蔼然仁者。《论语》记载了许多孔子的富于幽默感的言论，这
样引发的笑才不是刻薄的、轻薄的笑。《史记·万石君列传》描写石奋一家
的谨小慎微，既令人喷饭，又使人悲哀。因为石家都是靠伺候皇帝发迹的，
但是伴君如伴虎，不谨小慎微行吗？因此，司马迁在为石家立传、客观地再
现其超常的“恭谨”与虚伪时，悲悯是多于厌恶的。另外则是机智。这样产
生的笑才不是傻笑。机智不一定非要多高的文化。明代徐渭在《答张太史》
中记杭州脚夫的话说：“风在戴老爷家过夏，我家过冬。”只一句话便把“戴
老爷家”的生活环境与“我家”的生活环境的巨大差距，形象而幽默地表现
了出来。
从笑进而到幽默是个飞跃。
公关“诗”
古代诗歌早已超出文学的范畴，有时它也如现今流行的名片，成为向他
人与社会介绍和推销自己的工具，特别是格律严谨，因难见巧的律诗、排律，
更给作者以向人展示才华、诉说怀抱的机会，因之纷纷被用于交际应酬、投
赠干谒。用现今时髦的话说，可以叫作“公关诗”，即是起到公关作用的诗。
这类作品作为诗的那些特征如“诗言志”、“诗缘情”、“言为心声”等自
然而然也就消失了。如果读者从中要寻找什么生活、真情实感，只能怪自己
是笨伯。
投赠干谒是把写好的诗文呈给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一般说来皆有所求。
宋以前以求官谋事为主，宋以后以请资助、打秋风者为多。因此在诗中都要
详述家世履历，以及自己的志向抱负。在这方面如同今日印名片一样，吹得
越大越好。诗中或言自己数代簪缨、累世华胄；或言自己诗书传世、抱道自
守，总之是不同凡响，但诗中写及现今时则与印名片大相迳庭了。诗中不仅
不能张扬自己的得意之处，还要反复陈述自己如何穷困潦倒，如何不得志，
不得展其长才，仿佛是落难公子、倒运王孙。这样不仅能唤起对方的同情，
也为张口求人作铺垫。这种写法逐渐成为一种程式——干谒诗的程式。它影
响极广，像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也未能免俗。这类诗歌中所写的内容
究竟有几分可信，则依作者的人品而定，谨悫老实者，打上几分折扣，还有
点儿可信之处；油滑玩世者，也许就是南辕北辙，相信一分则上一分的当。
冯梦龙《笑史》中记宋代李廷彦给上官献上一首《百韵诗》，其中有句
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长官看了十分同情他：“没有想到您家
中有如此大的灾祸，兄弟全都死在外乡。”李廷彦回答说：“您不必难过，
这是写诗，我只图个对偶工整亲切。”有位客人在一边与他开玩笑说：“何
不写作‘爱妾眠僧舍，娇妻宿道房’，还可以保全兄弟呢！”
故事中的那位长官读了《百韵诗》受了误导，相信了李廷彦的话，白白
地浪费了感情，没有想到李廷彦只是为了“对偶亲切”，从李廷彦方面说，
他还是个老实人，没有就坡下驴，默认了家中的“凶祸”，而就此求得一些
同情与帮助。从上官那方面说，他也是个忠厚长者，性情敦厚之人。其实，
他看到长达百韵的干谒诗，第一个念头就应该是其中一定有大量的水份，有
大量的“虚比浮词”。这种百韵排律即使精于此道的杜甫、白居易、刘禹锡
一生也未写几首，李廷彦有多大诗才？他要作足百韵诗，除首尾四句两对不
需要对偶句外，还要凑足98 对196 句对偶，这真是要搜索枯肠、没话找话，
自然会用许多不情之辞去充塞。其中最常见的是渲染不幸，它不仅有实际功
效，从“艺术”上来说也是“欢愉之词难工，穷愁之词易好”。这是自古以
来诗人们的共同认识。因此，李氏在“舍弃”了自己的兄弟之后，自然而然
地引起了“上官”的关注。文学的社会效果达到了，可惜李氏没有充分利用
它，这也许是古人的醇厚之处。从公关角度看，这首“诗”是成功的，因为
它引起对方对自己的关注，并表示了同情；从文学角度看，由于作者的自我
招供，则贻人以笑柄，被认为是假冒伪劣作品的典型，被批评家揪出来示众。
平心而论，这类作品并非只此一篇。它们大多散布在许多诗人词人的作品集
中，甚至被文学史家勾稽出来，作为研究他们生平家世的历史资料，到处被
人们引用呢！
当然，夸大自己的痛苦、诉说自己的不幸只是投赠干谒诗的一种方法，
其他方法还很多，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关键是引起对方的关注，
这要出奇制胜，正如当今做广告，以引起大众注意为目的。哪怕这个“注意”
是令人讪笑、讨厌、甚至痛恨也好，最怕的就是平淡无奇。前几年“统一面”
刚在电视上做广告时，真是令人“惨不忍睹”（让一个京剧花脸在荧屏上翻
跟斗），许多人表示讨厌，写信向电视台反映。后来策划人说你“不忍睹”
也睹了，即使讨厌也记住了，这就是目的。写公关“诗”也是如此。唐代卢
延让奔走豪门、投赠干谒数十年，如石沉大海，到老还是个白丁。于是他在
投赠诗文中写了一些如“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之类的怪句。这些马上
流行起来，被达官贵人们所哄传，被人推荐，当年考上进士。此后他对人说：
“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儿狗子也。”晚唐李昌符也是久不登第，于
是他下了一番调查研究的苦功，侦探得长安公卿权贵家中婢女仆人的隐私，
写作《婢仆诗》五十首，马上传遍长安（这种手段与现今记者揭示歌星影星
隐私以饷读者是一个路数，可见古今英雄所见略同），气得那些婢仆“怪骂
沸腾，尽要掴其面”。在这种沸沸扬扬的氛围中李昌符也中了进士。为什么
不直接写公卿权贵隐私呢？那不是更有轰动效应吗？如果李昌符真的这样写
了，那不是“尽要掴其面”的问题，而是要掉脑袋的，更不用说中进士了。
李昌符是颇能掌握分寸的。他揭的是那些既能引起人们兴趣，而事主又对他
无可奈何的“春娘”、“秋菊”、“春花”之类。她们永远是社会新闻的热
点，但又没有惩治制造“热点”人物的能力。可见李昌符等人工于心计。古
代没有报刊、广播，更无电影、电视，卢延让、李昌符们，尚能把自己推销
给社会，引起高层人物的关注，他们的许多不拘一格的手段是值得公共关系
专家们研究的。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浦松龄在其名篇《马介甫》之后评论说“惧内，天下之通病也”。这恐
怕是一句玩笑话，当不得真。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古往今来“惧内”或用
句通俗的话说“怕老婆”的笑话那么多，并为人津津乐道，而“怕老公”的
故事即使不是绝响、也很少听说呢？这与“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
才是新闻的新闻学原理一样，常态的东西很少为人们关注，而非常的事情才
能挑起人们的兴趣。自古以来，夫为妻纲，老婆怕老公，被视作理所当然；
反之则构成了笑料。因此，可以说“惧内”引人发笑是男权社会的独特心态。
把怕老婆写得淋漓尽致的要数《聊斋志异》中的《马介甫》。
小说中的杨万石简直是畏妇如虎，达到闻风丧胆的地步。即使吃了狐仙
马介甫给他配制的、烈性的“丈夫再造散”也没有用。只在药刚下肚，如烈
焰中烧，叫喊雷动，打了老婆一顿；药劲一过“嗒然若丧”，马上蔫了下来。
老婆故态复萌，对他加倍地虐待，还不如用药以前，完全辜负了马介甫的期
望。杨万石真是个未被阉割的“中性生物”。
一般说来男子高大强壮，女子娇小力弱（革命现代戏中女样板除外），
两相对打，男子在生理上占优势（当然练柔道、跆拳道、摔跤、擒拿的女斗
士不在此例）；又有周公制定的礼教为其伦理后盾（东晋指挥淝水战役的谢
安石的夫人刘女士对此就颇持异议，她说如果周姥制礼当不会如是偏袒男
性）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为什么还会弄得乾纲不振、阴阳颠倒呢？如果仿照
现在流行的学术规范去一一分析个案，可以推导出无数原因来，俗话说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嘛！但大体上不外内因和外因两大类。
外因主要是社会地位的不同，如山西梆子《打金枝》中的公主与驸马郭
暧，在家是夫妻，上殿论君臣，小道理（家）要服从大道理（国），自然，
丈夫在妻子面前就直不起腰来。又如妻子在社会上是女强人，一呼百诺，从
者云集；那么丈夫自然不免要心甘情愿地在家当“男弱人”，因为妻子颐指
气使成了习惯，这种惯性如无特大的阻力，根据牛顿定律是一直要运动到家
的。
更多的恐怕是内因。老公对老婆爱之至深，或在爱上颇感歉疚，见到老
婆就感到不知如何爱戴才好。如果女方不能正确对待，以立“阃威”为荣耀，
老公因爱生怜，因怜生怕，久而久之，积重难返。用老北京一句土话说，就
是“登着鼻子上脸”。当然，这话本身又是站在大男子主义立场上说的。
蒲松龄另一篇描写惧内的小说《江城》，就把这种现象写得活灵活现。
小说中的高蕃与女主人公江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互相爱慕，经过
与家庭的斗争结为夫妇，照理说这种近于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夫妇应该是十分
美满的。可是谁想“女善怒，反眼若不相识，生以爱故，悉含忍之”。长此
以往，娇妻成为悍妇，由怒而威、由威而打骂，乃至以刀用刑。这不论用“大
清律”，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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