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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日本帝国的兴亡-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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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和标志。
第一部分武力占华北
凶焰吞平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欣喜欲狂，立即按照图谋已久的侵略中国计划，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部主张借“卢沟桥事变”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代表人物是陆军大臣杉山元。杉山元1880年生于日本福冈县，1904年在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后来成为天皇党羽集团老资格成员，为参谋总长闲院宫的亲信。20年代草创日本陆军航空兵，1931年成为“九·一八事变”的积极推动者，1934年擢升为参谋次长，1936年任陆军教育总监，晋升陆军大将。1937年2月任林铣十郎内阁陆军大臣，在近卫内阁中留任陆军大臣，是陆军内部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首脑，因态度骄横和表情呆板而有“厕所门”的绰号。杉山元是以现役陆军大将身份兼任内阁陆军大臣的，他一辞职内阁就要倒台。优柔寡断的花花公子首相近卫文、依靠军阀起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人，处处以杉山元和军阀意志为外交方针。杉山元和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法西斯军官抱成一团，构成了对华战争“扩大派”。7月8日早晨，杉山元刚刚起床，日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急急赶来，送上一份特急电报。杉山元打开一看，原来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发来的急电：“驻丰台附近部队在夜间演习中，遭中国军队射击，当即展开敌对态势，并进行交涉要求道歉。如拒绝道歉，则以实力将敌由附近击退。”杉山元看罢大喜，忙命人以最快速度印成“号外”，马上撒遍东京街头。不多时，别有用心的“号外”几乎到了每个东京人手里：
昨日（7月7日），在北平郊外卢沟桥附近，宋哲元麾下的两个连炮击夜间演习的日本驻军。直到8日拂晓，事态突然变化，目前两军正在展开激战。
杉山元被请到东京市谷高地那座令人望而生畏的灰色军部大楼，参加军部紧急对策会议，“扩大派”和“不扩大派”展开激烈辩论。杉山元急不可耐地说，目前苏联不会干涉日本的行动，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法东顾，美国忙于国内事务也不注意远东，因而“卢沟桥事件”是“千载一逢的良机”。而中国是东亚病夫，不堪一击，日本只要出动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中国就会屈服。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激动得要跳起来，高声大嚷：“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的‘生存’时间，不能超过三个月，中国因为军备力量脆弱，政治无组织，绝不能长期抵抗皇军！”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长永津佐比重、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人狂妄地宣称，只要“日本一宣布内地动员，大批列车一通过山海关”，或者“尽最大限度，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面对杉山元等“扩大派”的强烈主张，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站起来，颇有气势地开始发表意见，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虽然石原莞尔听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喜极而泣，但他深感日本一旦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力难以支撑，后果不堪设想，因而站在战略高度，从掌握战略全局出发，反对陆军大臣杉山元等的主张。他说：“帝国现在可以动员的师团是30个，其中只有一半可以部署在中国方面，所以不可能进行全面作战。但是，如果事态继续发展，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大。这样，其结果很可能和拿破仑在西班牙的作战一样，陷入无底的深渊之中。为此，我认为目前应该断然命令驻华部队一举撤退至山海关的满洲国境，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抵南京，与蒋介石促膝畅谈，解决当前存在的根本问题。”石原又说：“我主张，帝国陆军必须进行划时代的军备扩充……必须大力开发满洲，通过经济政策获得并利用中国的资源，兴建大工业。为了实现军备扩充，在目前这个时候暂不能进行对外战争！”战争狂人武藤章嘲讽说：“阁下这纯属杞人忧天，太多虑了！”石原莞尔不为所动，执著地阐述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如果目前使用武力即扩大战局，一旦导致日华战争，从中国近来的民族意识来看，事态是不易收拾的，而且还会使日本向无边无际的原野做无限的进军。以日本现有的力量，支持这样一场全面的对华战争是有问题的。因此，此时应慎重从事，不可陷于武力纷争。”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人头脑还算冷静，他们支持石原莞尔的主张，认为目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尚不成熟，提出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须具备如下5个条件：1同时动员15个师团；2同时动用军需准备量的一半；3作战地域为黄河以北，视情况可包括上海方面；4作战时间约为半年；5战费为50亿日元。石原莞尔将手一挥，颇有气魄地总结自己的主张说：“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今日的中国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发挥较强的力量。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因而必须避免（全面）战争，迅速地、简单地收拾（卢沟桥）事件。”武藤章横眉怒目地反驳说：“这可真奇怪！您不是满洲事件的肇事者吗？我们只不过是效仿您的事业而已！”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也盛气凌人地指责说：“石原君的看法是错误的。只要我们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此时再予其一击，（定然能够马到成功）这是贯彻我们方针的最好的策略！”陆军大臣杉山元以不容置疑的口气下结论说：“事已至此，决心干吧！应当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对此，石原莞尔断然反对。杉山元和石原莞尔争执到参谋总长闲院宫面前，闲院宫调和双方矛盾，确定了“不扩大方针”。闲院宫以参谋总长身份于7月8日18时42分向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发电指示：
第一部分临命第400号指示（1）
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杉山元对闲院宫的这项命令不以为然，于7月8日下午与武藤章、永津佐比重两个课长密商，就紧急派出以3个师团和18个航空中队为骨干的兵力前往中国参战，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杉山元又收到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和日本朝鲜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两个大将的请战报告，连声夸奖这两个大将请战电报来得正是时候。原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8日早晨一接到发生“七·七事变”的报告，就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植田在关东军作战会议上分析形势时，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植田命令“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主力及空军部队一部做好立即出动准备”，随时准备听令开赴华北作战。植田谦吉又以关东军司令官名义发表对华北局势的声明，表示对“卢沟桥事件”“保持极大关心和坚定决心，严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植田还派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和NFDF9政信到天津会见日本在天津部队“中国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要求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联合向日本当局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意见。NFDF9政信还专门来到卢沟桥会见牟田口廉也，煽动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地扩大下去（干）吧！”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向侵略华北的日本军队煽动一番后，又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发出要求扩大侵华战争的电报。植田于7月8日晚8时10分就华北事件发表声明说：“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战，华北发生事端，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及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之发展。”植田还不放心，又派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和富永恭次大佐、田中隆吉中佐乘飞机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陆军大臣杉山元陈述意见，促使日本中央当局早下决断。杉山元刚接见完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均，又接到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小矶国昭的电报。小矶声称，“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20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强调应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杉山元得到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队司令官的支持，便在7月8日深夜下令，让京都以西各师团将于7月10日退伍的步兵部队两年兵延期退伍，仅此一举，就使4万名经验丰富的老兵留在日本陆军里，他们几乎全部被派往中国战场作战。杉山元为尽快扩大侵华战争，指示作战课拟定了充满欺骗之辞的时局处理方案：
力求事变限定于平津地区并迅速确保该地区。这是以此谋求其安定的方针。为此，应根据事变不扩大方针行事。中国方面若对我军采取挑衅态度，则应向中国驻屯军增派必要之兵力，将与我敌对之中国军队逐出平津一带。外交交涉亦以此方针为准则。即使抗日战争波及华中、华南，陆军仍以不向华中、华南派兵为原则，但必要时可出兵青岛，保护我侨民及权益。
7月9日清晨，陆军省开会讨论“华北时局处理方案”时，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大佐提出“彻底”的解决问题意见说：“此时，为了彻底铲除祸根，是否以《梅津—何应钦协定》援用于第29军，或使中国军队撤退到离永定河20华里以外的地区？”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也同意田中新一的意见，按照已设置冀察、冀东政权的同一想法，再设置邻接伪满洲国的缓冲地带。杉山元带着这些意见出席7月9日上午8时50分开始的临时重要阁僚会议，他提出强硬意见，要求正式派兵：“要继续交涉，但目前中国军队的真意不明，而且自事件发生以来，不法射击不断，是一种无信不逊的态度，尤其从第29军的兵力和抗日态度来看，不如在此时派出适当的兵力，亦即从国内抽调3个师团派遣到现地。”日本首相近卫文提出疑问说：“假若因为日本增兵引起支那全面抵抗，又怎么办？”杉山元不屑地说：“支那人向来一盘散沙，南京国民政府势力只能达到沿岸几省，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皆不服中央政府指挥。这批地方政府长官，只求保护自己的地盘，只会口头上空喊，真的打起来，他们才不干呢！”内务大臣马场瑛一抖着花白胡子质问：“既然如此，宋哲元何以不肯与我们合作，偏要向皇军挑衅呢？”杉山元一下子被问住了，随即以无赖手段胡说道：“不是宋哲元不同我们合作，而是我们不要他！”马场瑛一连连摇头追问说：“如果支那人全面起来抵抗，又会怎么样呢？”杉山元大言不惭地吹牛道：“支那人真的敢打，最多三个月就全部解决了！”大部分阁僚都认为杉山元说话水分太大，现在就从国内派兵的时机还不到。恰在此时，得到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和秦德纯达成协议的消息，杉山元的派兵方案就被暂时搁置起来了。杉山元并不死心，又在紧接着于11时举行的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会议上大肆活动，使会议通过了所谓“不扩大方针”，提出“日本政府的解决方针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以及对今后做出保证”。于是，日军参谋次长今井清根据内阁会议精神，7月9日夜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电示华北驻屯军：
关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对华交涉方针昭和12年（1937年）7月9日次长致天津军参谋长为解决卢沟桥事件，此时应避免触及政治问题，大致提出以下要求，使冀察方面在最短时间内予以承认并付诸实施。一、停止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之驻扎。二、对将来做出必要之保证。三、处罚直接责任者。四、道歉。
第一部分临命第400号指示（2）
对以上四项条件，陆军大臣杉山元认为很不明确，指示武藤章出面活动，在7月10日由参谋本部第三课和第二部采取歪曲事实、造谣污蔑方式，对华北局势做出如下判断：
中国平津当局及南京政府均在提高国民抗日意志，并进行对日作战准备。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和平解决之努力，由于中国方面轻率挑战之态度，事态大有逐渐恶化之虞。大规模出兵，原非帝国之所好，但由于中国驻屯军之自卫行动，处于优势之中国军队重围中，恐将陷于不能救援之危险。此外，日侨生命财产也濒临险境。为迅速予以救援，并一扫事态之根源，应向华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以现有中国驻屯军和前述由朝鲜军以及关东军应急派出的兵力似已充分，但估计第29军的总兵力有4个步兵师、3个独立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计75000名。此外，预料将有中央军陆续沿平汉线北上，因此，准备另由国内出动3个师团和航空兵团。以上的判断认为，只要有上述兵力，则不仅平津，即对内蒙、察哈尔的处理亦可足用。这是根据武藤课长在事件发生后不久要使平津、内蒙成为缓冲地带的企图考虑的。
根据日本外务省指示，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走访中国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声称此次事变的一切责任在于中国方面，并保留提出赔偿一切损失及其他要求的权利，当即受到王宠惠的驳斥。与此同时，日寇华北驻屯军亦在7月10日向第29军提出4项无理要求：“（一）第29军代表向日本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给肇事者以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各种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做出彻底取缔办法。”7月11日上午11时30分，近卫文召开有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讨论向华北增兵问题。陆军大臣杉山元以强硬的态度发表意见说：“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即5个师团，目前暂用3个师团和1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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