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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骚扰说不-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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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抓着我的手说：现在你离婚了，你需要我了吧。简直下流到极点。我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你永远别想。办公室几个同事看我心情不好，想让我散散心，便集体邀请我吃顿饭，然后唱唱卡拉OK。到了酒楼，我才发现，那家伙也被他们请来了，我想转身走，又觉得太不给同事们面子了，只好坐下来。那天，那家伙喝了很多酒，坚持要送我回家，到了我家楼下，他借酒装疯，一把搂住我：来来来，我送你上楼。我说：女儿和我住在一起，我马上朝楼上喊我女儿的名字，他便松了手，说，那我走了。可走了几步，他就当着我面，拉开裤链对着墙小便。我一口气跑回家，心里难受得直想哭。
走了色狼来了色鬼
今年年初，那家伙终于退休了。我想，16年的恶梦终于结束了。可是，3月份，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从外地调到我们单位，比我小六七岁。那天，他突然说要向我了解一下单位里的人事，我同意了。他约我到一家比较僻静的茶室，我也没多想就去了。一直谈得挺好的，临走的时候，我穿上外套，一只手刚伸出袖子，就被他一把抓住，说：“我喜欢你。”原来他根本就不是想和我谈什么人事。我气极了，一把甩开他，用力拉开门冲出茶室。我不知道以后他还会不会对我这样。
林女士一口气说完，靠在椅子上，神情很无奈。
记者问她遇到这么多事，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帮助自己？我单位领导不仅不管这事，还说那个办公室主任老婆身体不好，让我多谅解，言下之意我应该承受他在我身上发泄他变态的欲望，受他的骚扰。我到上级单位纪委反映，他们居然说我首先应该检点自己。我简直气疯了，我是受害者，他们还往我身上泼脏水。我和我现在的老公说了，老公气死了，想要去揍骚扰我的那人，我也想揍他。可是，我还是拉住了他，我们毕竟还是有知识的人，不能做这样的事，在单位里影响也不好。唉，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林女士的眼睛望向窗外，窗外一片暮色苍茫……
对于办公室性骚扰，许多白领女性都曾遇到过。但是，许多办公室女性受到性骚扰后，往往忍气吞声，觉得这是一件丑事，不好意思张扬。再一个，性骚扰往往是男上司对女下属的骚扰，女性为了保住工作，只能采取消极的躲避措施。有些女性受到性骚扰后，得不到支持和理解，甚至被性骚扰的次数越多，人们越怀疑女性的品行，所以很多女性被性骚扰后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连丈夫都不敢告知，更不用说到处投诉了。
一位律师说，现行法律还没有对性骚扰有明确的处理条款，而且性骚扰的取证也很困难。性骚扰往往发生在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很少有证人、证据。即使有，也很容易被骚扰人以开玩笑为由搪塞过去，反而把被骚扰人推到尴尬的境地。那么，性骚扰就这样在办公室肆无忌惮横行下去吗？我们坚信不会。
第四篇 来自女性世界的报告三、由一桩性骚扰官司引发的话题
办公室性骚扰猖獗的现象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反映出我们人类在迈向21世纪时，人类自身的人性建设所面临的紧迫性。性骚扰现象是权力和金钱压制和剥削下的新型变种，它与经济的压迫和剥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性骚扰是从人格上对雇员进行摧残。同前者相比，性骚扰更具有破坏性，它不仅是对人格的一种侮辱，更是对尊严的挑战。人是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高级动物，为什么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时候，却在人性的选择上宁愿选择丧尽天良呢？封建时代尚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话，为什么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性骚扰却如此蔓延呢？道德的沦丧固然是性骚扰蔓延的根源，但法律上的盲点，从另一种角度上说则是促使性骚扰如此猖獗的根本所在。
1。“性的分寸”该如何把握？
一方说自己受到了猥亵侮辱，另一方却说这是领导和长辈的关心。近日，在贵阳市一起性骚扰诉讼中，原、被告双方认识的尖锐对立，再次引出了男上司与女下属相处时“性的分寸”如何把握的“老话题”。
据《中国青年报》2000年5月24日报道：
这起诉讼的第一原告、29岁的王某，系贵阳市南供电局小河分局职工，被告俞炎富58岁，为该局原局长。
在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诉状中，王某诉称：2001年5月31日下午，小河分局职工进行第一次“职业道德考试”，她作为第二批考试人员，未参加当天的考试，独自留在办公室。下午3时，被告以谈工作为由，将她叫到其办公室套间的内间，要求她与其挨坐在房内的床上。见她不愿，便大发脾气，威胁要解雇她。她被吓呆了，不敢说话。见状，被告改变了口气，以为原告调换工作为由予以引诱，并在她周围来回走动，然后趁她毫无防备之时，突然面对面一下坐到她的双腿上，强行猥亵、侮辱，时间长达3分钟，虽经反抗和哀求，亦未停手，直到她大声呼喊起来，并用全身力气将其推开。当她跑出被告办公室时，被告还恼羞成怒大吼要解雇她。
诉状说，在市南供电局有关领导的多次教育下，被告承认了猥亵、侮辱王某的事实，先后3次写了“赔礼道歉书”。然而，被告力求自保，欠缺诚意的赔礼道歉无法安抚王某饱受刺激的心。事件发生后，王某心中便充满了恐惧，精神逐渐崩溃，经常目光呆滞、思维混乱，在路上、家中不停地徘徊。2001年6月25日，原告经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至今。
2001年12月，王某的父母向南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王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委托贵州省安宁医院于2002年3月5日对王某作了精神鉴定，结果确认王某无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据此，4月18日，法院做出了指定王某父母为其监护人的判决。王某父母以自己同样遭受极大的精神损害及经济损失为由，亦作为第二原告和第三原告参与对被告的起诉。诉状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精神抚慰金10万元，以及工作损失、医疗费、鉴定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三万九千余元。5月20日，此案第一次开庭，原告又当场追加索赔今年1至5月护理费7820。83元。
对此，俞炎富进行了答辩，并提出反诉，声言王家的指控导致“一个即将退休、问心无愧的年迈之人”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被警方以强奸未遂立案侦查，面临“双开”和牢狱之灾的精神重压，因而要求对方停止对其名誉权的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500元、精神抚慰金2。5万元。
俞说，5月31日下午，职业道德考试进行时，自己正在考场巡视，不可能分身，原告所述所谓非礼行为的发生时间是2001年5月30日。当时，邻近各办公室都有人在工作，如真有挣扎、呼喊等声音，必然引来围观者，为何如今无证人作证？
他辩解，王某是一个合同工，因工作滞后等被找来谈话，这既是自己的职务行为，也体现了单位和领导对王某的关心。谈话语气过重、批评较为严厉是事实，但无非礼之举。谈话中，为了减轻王某的精神压力，才主动站起来走过去，以一个长辈和领导的口气加以安慰。走动时，膝盖无意碰到她，同时用手轻轻拍了她肩头一下，绝无恶意。谁知王某说：“局长，你这样做不礼貌，侵犯了我的人格。”自己便马上回答：“如果你如此理解，那我说声对不起，但你的工作必须做好。”她听了未说话，转身离去。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他还例举一系列证言，以证明王某在被谈话之前，精神上已有不正常表现，其病情与不存在的“非礼”无关，没有法律上的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
对于自己的3份“赔礼道歉书”，俞称是在遭受王家的死亡威胁，并在得到其不打击报复、写了就不追究任何责任的保证后，为使病人尽快康复，才违心写出的。
第一次开庭仅进行到法庭调查阶段结束，便告休庭。法院初步确定15天后再二次开庭。
此案受到了广泛关注。法律界人士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之间的接触与交往越来越多，特别是男上司与女下属之间工作接触的分寸如何把握，怎样的举动算得上是“性骚扰”，是一个很“软”而且因人而异的有不同评判的东西，要制定法律的“硬性”衡量标准操作起来难度相当大。因此，无论此案事实最后如何认定、俞炎富有无主观恶意，其判决及相应的法律依据，都会对今后的司法实践、乃至完善立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2。文员和秘书是“危险职业”吗？
据有关专家分析：在众多行业之中，最容易被异性老板和同事性骚扰的女性职员以文员和秘书最多，从事这些工作的女性，她们常常被迫听异性同事有心或者无意之中说的淫秽笑话，有的被色迷迷的人评头论足，有的被不怀好意倚仗权力的人进行性骚扰，如香港的“师生案”、“医师案”、“洋警官案”等案件的被性骚扰者都是处于依赖、从属、无助、压抑的状态。而性骚扰者则利用权势仗势欺人、肆无忌惮地任意妄为，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文员和秘书是“危险的职业”吗？要有力地抗击“骚扰”，让他们“转危为安”，只有立法。性骚扰的形成原因，说穿了就是“以权骚扰”，这是性骚扰类型中最普通的一种。也许有的人会问，难道就不允许上司对下属表达爱慕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如何界定是不是性骚扰呢？这就要看下属是不是心甘情愿了。如果只是上司一厢情愿想入非非，在语言和动作上超出示爱的范围，那就属于性骚扰。更何况，表达爱慕也有高雅和低俗的区分。性骚扰者如果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对女性“摸了一下”罢了，并没有伤害她……那就是极其错误了。
实际上许多女性对性骚扰是极其痛恨的，但为什么还是难以摆脱它的纠缠呢？由于一些被性骚扰困扰的女性，害怕被他们报复，或者恐惧亲朋好友嘲笑，在遭到性骚扰以后，常常只把苦水埋在心中，而不去投诉，或是采用“远离”他们，“惹不起躲得起”的消极方法，用辞职或离职等方法来回避这些问题。许多女性认为性骚扰是精神上受到伤害，并带有偶然性，所以能躲避就算了。另外，一些女性也不熟悉法律，不知道该怎么去追究性骚扰者。为了使女性能在安全、舒心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在“消除雇员范畴中的性骚扰”中指出防范性骚扰的措施：
第一，认识宣传“反性骚扰”的作用，女性员工应观察工作场所的情况，及早察觉性骚扰的征兆，公司或工厂方面应常常提醒员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第二，当接到性骚扰投诉事件的时候，上层机构要做到客观聆听，并保护当事人的隐私，除了向投诉者提供正式的投诉渠道之外，还应协助当事人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求助，以求获得专业指引。
性骚扰是一种社会公害，需要人们像预防瘟疫一样强化防范意识。女孩子应具有自我保护意识，万一遇到性骚扰应该随机应变，可厉声断喝，抓起手头的物品击打对方。如果对方是自己的上司或者熟人，同样应该反击，应把自己以及社会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因为心理上的伤害是深远的。“把尊严放在第一位”，让我们记住这句话。
3。性骚扰：Officelady难解的困惑？
性骚扰在我国现阶段确实是法律上的一个盲点。如何惩治性骚扰者呢？法制的难点在于立法和取证，比法制更困难的是被性骚扰困扰的受害者的心理关：胆小怕事，使性骚扰者有机可乘。其实一些性骚扰者并非蛮干，而是看准了某些女性的懦弱才敢“动手动脚”的。而发生在办公室里的性骚扰除了上述情况之外，更是与上司的滥用权力或依权凌弱有关。
据《精品购物指南》2001年12月21日报道：
日前，记者曾接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电话，反映她在已经服务了三年的法国公司工作期间，新来的男上司以谈工作为名，要她到他的单人宿舍去，遭到拒绝后，恰逢年终续签合同之时，该上司放出话来，不再与她续签。
据了解，在北京就业的女性即使在工作中遇到性骚扰，一般情况下也是“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目前，性骚扰越来越成为offcelady们难解的困扰，成为阻碍女性就业的“毒瘤”。
为进一步了解北京市此类问题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市劳动保障部门的有关人士。据介，虽然本市对于此类问题引起的劳动议案目前还没有接到，但并非意味着这类问题没有发生。由于在中国缺少对性骚扰的法律仲裁依据，所以很多遭受性骚扰的offcelady们的权利无法得到伸张。
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孙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此类行为很难界定和取证，往往较难借助司法手段解决。他建议，从维护职场人切身利益上讲，防止性骚扰要未雨绸缪。求职时，就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加入相应防止性骚扰的条款。但对于目前情况，执行起来可能难度很大，因为“性骚扰”作为一个现代名词，在法律上还没有公认的、权威的定义，所以不好衡量哪些行为属于其范畴。但为防止性骚扰，求职者在求职时，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增设有关条款。
君汇律师事务所的梁明河律师则认为，面对当前供大于求的就业形势，在劳动合同中增设防止性骚扰条款实际操作起来有不小的难度。因为，性骚扰问题同目前所讨论的婚内强奸问题一样，在法律上有些问题还不好界定。有效预防“性骚扰”问题的发生，更关键的是提起全社会对此类问题的重视。而办公室女性则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尊、自重、自爱。
另外，对性骚扰的认定，也是见仁见智。西方一些社会学研究者认为：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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