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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与哀愁-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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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兴”来说，它基本上是延续了宋美龄在大陆时期办的一所名为“国军遗族学校”之国民党官兵的子弟学校，而华兴育幼院，当初创立的宗旨，就有承继大陆该所学校香火的意味。
提起“华兴”的沿革，其实和当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5年1月1日，解放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当时在浙江沿海最后的一个据点——一江山，全迁这个孤岛的国民党守军部队。继而大陈岛的军民撤退来台。那时，有不少阵亡的国民党官兵的遗孤，处于孤苦无依的状态，遗孤和难童有几百人，接连来台之后，根本没有人照顾。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美龄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妇联会”多的是人力，或命令“妇联会”设法筹办一个类似早年国民军遗族学校的单位，负责这些难童的就学和收养。
“妇联会”最早在台北市的幸安、龙山两所学校，及台糖幼稚园等处，作为华兴育幼院的临时院址。
后来又在1955年的7月，在阳明山山腰的位置，为“华兴”找到新的院址。于是，华兴育幼院才有属于自己的学校场地，而华兴育幼院也在阳明山扎根，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据说，那时，宋美龄对“华兴”学生的生活和日常教育，都相当重视。她当时对“华兴”学童的关怀程度，包括了对学童的伙食，例如，她特地亲自规定，华兴育幼院童每周的伙食状况是：每星期一要让孩子们吃面食，每星期二、五要让孩子们吃些水果，每星期三、六是孩子们的加菜日。
在教育方面，宋美龄最重视的是学生的生活教育，所谓的生活教育，她规定“华兴”的学生，一律自己动手洗衣、洗碗、洗厕所、打扫校园等等，整个“华兴”校区，除了办公室以外，凡是学生的生活空间，都是学生必须自己动手的地方。
而且，“华兴”学生的所有开销，都是由学校负责筹措，连学生的一针一线，都是学校提供的。晚近，华兴育幼院、“华兴”中学已经规模初具，华兴早年只以招收国民党军遗族为主，近年来，一些社会人士的子女，只要符合它的条件，也可以进入该校就读。
例如，当年台湾风行棒球运动时，因为有好几次派遣队伍“出国”比赛名列前茅的纪录。所以，“华兴”也在那个时期招收了若干青少年棒球选手，并且成立了华兴棒球队。
此外，像宋美龄或是孔令伟发觉社会上若是有无依无靠的儿童或青年，都会下条子要“华兴”设法收容这些可怜的儿童。
因而，“华兴”便从早期军方人员的子弟学校，摇身变为台湾社会的社会福利机构。当然，近年来，由于宋美龄避居美国，孔二小姐的主导力量退去。所以，“华兴”逐渐有式微的趋势，“华兴”的黄金时代不再，这实际上也象征着宋美龄时代的结束。
下篇Ⅰ “我将再起”？第三章 赴美求援，夫妻和战
蒋介石要不是有宋美龄，经常在幕后维系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恐怕台湾的历史就要改写。许多国民党要人都认为，台湾和美国的“外交”史，宋美龄绝对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宋美龄可以数度为台湾当局的安危，频频往返太平洋两岸，有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巩固她的丈夫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权”。
1958年，是台湾海峡风云历来最紧急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震动太平洋的金门“8·23”炮战。蒋介石似乎早就知道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早在当年的春天，就要宋美龄赴美国，向美国求援。
1958年7月，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该两会各做了一次讲演。在参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1946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然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见宋美龄著之《宋美龄言论集》下册，《美国行动的重要》一文）
宋美龄负有游说美国的任务，这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她的目标绝对不仅仅只是要求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马祖，而是要求美国当局，协助她的丈夫，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宋美龄肩负的责任，是试探美国对此一行动支持的程度。
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同意美军协防金马外岛，这已经是美国对蒋介石友好宽容的最高极限。艾森豪威尔在面对当年日益严重的中东复杂局势，他没有必要再在西太平洋轻启战端，直接对抗中国大陆。所以，宋美龄几次三番，在美国各个场合游说，并且刺激美国要赶快行动，要立刻对共产党世界还以颜色。可是，这类的刺激显然效果有限。
试探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借着金门炮战的机会“反攻大陆”的态度，宋美龄显然是遇到了阻碍，美国始终没有和中国大陆爆发正面热战的任何意愿，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宋美龄又遭逢和10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她是一个最无法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门仕女。为此，她的心境坠入极度低潮的阶段。可是，就在她的心情开始萎顿的同时，一个更坏的消息来了。
最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于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的1958年9月15日，开始和中国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首度的接触谈判。在两次的会议中，中国代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而美国则主张中国应该先停止对大陆沿海国民党占领之岛屿的炮击再说。
蒋介石对此一会谈的气氛是十分敏感的，他为了先声夺人，在华沙会谈举行的同一天，宣布派空军轰炸大陆沿海城市及重要据点，以示对华沙会谈的强烈不满。
经过一连串的陆海空激战之后，美国派遣杜勒斯国务卿领导的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并且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在这个“联合公报”中，暗示台湾将放弃以武力“反攻大陆”的计划，而改采“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恢复中国自由的目标”。蒋介石的此一让步，旨在换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沿海防卫的条件。蒋介石“政府”从此再也不喊什么“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反攻大陆”，至少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再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和具有现实意义，而仅仅只是蒋介石心中可以空想、不敢公然落实的一场白日梦而已。
尽管如此，台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就是确保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蒋介石自然把这一使命，交予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亲自办理。
在这个问题上，宋美龄总算是“不辱使命”，她透过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朝野人士的关系，加上孔家亲戚运用“美国百万人委员会”的力量，积极在美国纽约进行关于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议案的活动。
就在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台湾当局的联合国会员国，非常侥幸地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并且在4个月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又一次鼓吹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一贯坚决立场。
尽管在这次的联合国“战争”中，台湾算是险胜。可是，这对长期以来始终不顺遂的宋美龄的“外交活动”来讲，已经是一个难得的“成果”。
在50年代末期，蒋介石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在联合国的问题上，绝对不予退让。而美国基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迄未软化，所以对台湾的当局始终抱支持的立场。此后一个时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问题成为两岸激烈升华的焦点。
至此，宋美龄如履薄冰，艰难地走过50年代，但是还有一场硬仗，仍在等宋美龄去打。
1965年8月底，宋美龄又有一次美国的神秘之行。
宋美龄为什么会出走？各种说法不一。但不外是说宋美龄去美国治病，和与蒋介石争取孔家在台湾政治地位未成愤而出走两种原因。
基本上，宋孔两家要想在台湾占有一席之地，在蒋经国接班的大情势下，已属不可能。但是，毕竟宋美龄是宋孔两家在台惟一代表人物，基于亲情考虑，宋美龄有时在亲族的不断劝说下，难免会受动摇，而向蒋介石争取家族权利，在和蒋介石立场相互抵触之下，自然会有动肝火的情况，宋美龄对蒋介石发火，一向是采取一走了之的态度，到台湾来以后，亦复如是。
下篇Ⅰ “我将再起”？第四章 “外交”战场；落花流水（1）
4。1 涉足“外交”
早在抗战时代，宋美龄就相当程度地涉入了中美外交事务，到了台湾以后，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更为加深，除了“政府外交部”的行政官僚，宋美龄成为蒋介石最亲密的私人“外交”事务助理，在这方面，即使是蒋经国也是比不上宋美龄的。
就好像早年，在抗战末期，宋美龄是国民党政府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在空军方面，宋美龄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她经常对外人发言时口口声声说“我们的空军”，可见她和空军的关系实在非浅。
那时，美国“飞虎航空队”的主要人物美国人陈纳德，就是透过宋美龄，和中国方面谈妥在中国协助对日作战的条件。后来，陈纳德将军和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陈香梅结婚，一直到近年，陈香梅还是台湾、大陆内地随意走动。陈香梅和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官员密切的关系，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讲完的。
因而，像陈香梅这样的黄皮肤美国人，由于和美国高层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关系，宋美龄自然十分乐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她的人脉网络。在50年代，从大陆内地撤退至香港的中国民航的飞机，因为被港府扣留，台湾方面没有有利的条件和立场去和港府、中共打官司，最后，迫不得已，蒋介石和宋美龄想出何不请陈纳德出面打官司，可以为国民党方面争取更大的权力。
为要赢得这场官司的胜利，蒋介石和陈纳德之间，有若干君子协定，比如在台湾恢复“中国航空”（CAT），并且为CAT所属人员在台湾盖房舍搞福利等。
除此之外，每次陈纳德和陈香梅夫妇来台湾，蒋介石夫妇对他们总是极尽礼遇之能事。后来，陈纳德将军病逝，蒋介石夫妇还为这个美国人在台北公园塑造了一尊铜像。对老外，这还是国民党当局头一遭如此礼遇。想想，在蒋介石当权的时期，能够塑造铜像的，除了蒋介石、孙中山等少数政治领袖，任谁也没有这种本领能要国家为其塑造铜像，更遑论是外国人了。
在蒋介石晚年，对陈香梅两岸游走并且扮演大陆内地和美国讯息传播者的角色，蒋介石并不以为然。即使到了蒋经国继承大统的时代，他对陈香梅这样的角色，也是并不充分认同。当然，以陈香梅这样的人物，蒋家还是有用她的地方。
有人曾经认为，陈香梅和早年蒋介石的红人戴笠领导的军统，有着若干微妙的关系。何况，她当过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早年，国民党的传播机构工作人员，即使是新闻人员，和情报系统都有很密切的交情。
以这样的身份背景，陈香梅这样两岸来去自如，而且动不动就以两方或是三方的传话人自居，在坚持“汉贼不两立”的蒋介石眼中，陈香梅的动作当然是相当敏感的。
尽管这样，宋美龄和陈香梅之间的关系，却是丝毫不受影响，每次陈女士到台湾来，宋美龄都会十分热情地款待她，就像对待一般的亲近晚辈一样。
4。2 一只神秘的皮箱
对美“外交”，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时期最重要的“外交”课题。因为，蒋介石对美国的仰赖实在太深了，特别是在早期的军事、经济上，可以说样样仰赖美国人扶持，仰其鼻息。
每次届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就是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夫妇最担心的一段时间。
为了维系和美国的关系，许多国家都会对美国的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做若干的“政治投资”。一般来说，这种“政治投资”都是在私底下秘密进行的，为了维护秘密性，通常这类的政治捐献都是由台湾当局政要的亲信，亲自去处理类似的事务。
当年，台湾和美国政党之间这类的秘密交易，除了“外交”首长之外，主要就是由宋美龄和她最亲近的孔家成员（据说主要是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亲自去执行的。
一位蒋介石夫妇的随从回忆时表示，“有一回，我亲眼见到蒋介石的秘书某某，拎着一只硬壳大型旅行皮箱，从官邸正门进来要上楼。就在某秘书要上楼的同时，蒋介石恰巧打铃要我上楼，在楼梯口碰到某秘书彼此打了个招呼，我见他很吃力的模样，就好意地向前作势要帮他一起提。可是，他却很敏感地退后一步，连声说：“不用你帮忙，谢谢！我可以，我可以，你别来！”然后兀自吃力地双手拎着箱子，独自上楼。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那样神秘？我只不过是要帮他提一把，没有别的意思，而且我平时和某秘书是很熟的朋友。
“后来，我从别的地方得知，原来那天某秘书来官邸，是提着一箱美元现钞，他是要把那笔现金，拿给蒋介石看。
“但是，蒋介石要那么多的美元现金干什么呢？
“我回忆当天的情景，我送某秘书上楼之后，我就退出蒋介石的房间，我的任务是在蒋介石离开房间之后，去房间做整理工作，并且在此之前，留在蒋介石的门口随时等他召唤。
“某秘书大概进去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一个人空手退出房间。蒋介石的门口除了我之外，还有值班侍卫官坐在门口，如果某秘书拿出那只皮箱的话，一定难逃我们的双眼，显然，那只皮箱是从蒋介石书房的另一扇门，由另外的人员取走了。而最可能的藏钱地点，就是宋美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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