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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十导演-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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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贫乏所嘲弄——他曾以很低的价格所“收买”，最后又以不高的价格所“出卖”。在电影中，他虽然始终有其善良、诚恳、热心和风趣的一面，但留给人们更深的印象却是一个怯弱者、告密者、饶舌者、偷窥者…影片中多次出现高文偷听别人家私秘的镜头，最后一次他还对他的妻子＇当然也是对观众＇解释说“当作家的就有这么一个爱好，习惯了，没办法。”——在影片中，这也许是作家高文的“典型形象”。
当然，在喜剧的背后，黄建新的忧患仍有流露。与其说影片是对作家高文的讽刺或嘲弄，不如说是对他——以及所有具有“赵书信性格”的知识分子——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更有对中国社会不能让知识分子作为公民个人进入社会主流空间的强烈忧思和愤懑。在影片的最后部分，张永武夫妇再次对高文夫妇使用无赖手段，以砸墙铲地制造噪音警告和迫使高文夫妇立即搬家，高文的第一反映——这第一反映往往最能代表一个人的真实心理——是非常气愤、非常激动地喊出“妈的，我不搬了！”可是，当他打开门，面对张永武夫妇的无赖行径，之后，却是再一次失语，实际上是再一次失去了最后抗争的勇气，回到家中，蹲下，然后对自己的妻子说：“要么，我们还是搬吧？”——这使人疑心影片《站直啰别趴下》的“主题口号”完全是针对作家高文而言：他蹲下了，虽然还没有趴下，却也显然没有站直。进一步的问题是，若一个民族中的知识分子不能站直，其他人能够真正站直，而不趴下吗？这就难怪影片最后的“全家福”中，作为时代的真实留影，出现了倾斜的地平线。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世说新语（2）
根据刘醒龙小说《秋风醉了》改编的影片《背靠背，脸对脸》讲述的是一个县文化馆中发生的官场故事，文化馆成为官场，看似荒诞实则真实，看似轻松实则沉重且愤懑，因为这是更加典型的中国世相。在一定的意义上，这部影片可以说是《错位》的一个续篇。它们的共同主题，是对中国社会现实中官本位价值观念和体系的批判和反思。如果说《错位》是异态现象的想象，《背靠背，脸对脸》则是对文化官场与官场文化常态的记录和审思。
先说环境。影片讲述的是当下发生的故事，但却精心选择了故事的环境背景，文化馆所在地是一座既像衙门也像庙堂的古代会馆，而会馆外面则是一弯几乎完全没有现代气息的古代城墙。银幕上文化馆的那种古旧的辉煌和荒凉的精致，既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也让人产生莫名的心理恐惧。这一环境背景，几乎成了影片中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虽一直无言沉默，但却总是意味深长。影片在故事的不同时段，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这座古建筑的不同部位，使之在不同的光线之下呈现出不同的形象。把这个小小的会馆，拍成了《红楼梦》中的那个谁也难以穷其究竟的大观园。而每一次不同的构图及其不同的描写，都会出现不同的景象，使观众感受到不同的韵味。每一次新馆长上任，都会从不同角度出现庙堂外景的特写；每一次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则都会出现庙堂的某一阴影角落的观照。而影片的最后，电影作者甚至不交待不再苦苦等待晋升的王双立是否会被任命为馆长，只拍摄他走进了这个建筑的阴影之中，逐渐成了这一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看到这里，不禁让人想到，这部影片所说的，其实不只是一个文化馆的故事，也不只是王双立的故事，也是这座古老建筑的故事：它的影子笼罩一切。这样，影片的环境实际上不仅参与了叙事，而且成了重要的主题隐喻，是人物精神状貌的象征。
再说故事。在上述环境中，影片的故事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影片的故事情节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个社会与个人不断退步的故事：选拔馆长从民主推荐退到民意测验，很快就退回两个领导说了算；王双立则从一心干些大事，退到什么事也不再想干，继而大彻大悟、不退而休、专心在家养儿子——王双立夫妻要生第二胎，显然是违背国家的独生子女的政策法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能不能生＇第二胎＇全由人说。一向颇为洁身自好的王双立，也在医院院长帮忙“确认”了他女儿的莫须有的先天性心脏病之后，公然送贿，玩起了金钱游戏，成了腐败分子，同时腐蚀社会。奇怪的是，这样他倒反而能够得到人们的同情和谅解，也显示出他的成熟，最终极有可能获得盼其不来、不盼反而能来的文化馆馆长职位79。影片中真正的胜利者，是王双立的父亲。看起来，他最弱势，实际上却最坚韧，他想要孙子传宗接代，最终果然如愿……
进而我们看到，不仅王双立在背靠背与脸对脸时两面双立，这个文化馆以及整个社会中人竟都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甚至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想的又是一套。说起来，人人满口“大公无私”之类不断变换的各种时髦；而做起来，则各有自私自利的一定之规。文化馆内的人事斗争是这样，文化馆外的关系户也是这样。建筑公司的石经理与文化馆王副馆长的关系本来只是一种工作关系，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私人关系；冷局长考虑文化馆馆长的人选本来应该是工作需要，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私人关系的市场…他的下属单位就是他私人的领地。医院院长明明知道王双立的女儿没有先天性心脏病，明明知道王双立要生第二胎是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法规，但却公然为之“确认”孩子的“残疾”，进而公然为他指明办理＇违法＇生育第二胎途径。计划生育办公室的老李敢不给办？——“下次他来看病的时候…看肾病的时候，我让他变成真正的太监！”在这样的单位/社会中，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是改革家、谁是保守党？所有这些概念，实际上只不过是善良、单纯、蒙昧者的想象和虚构，而所有的人和事却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之中。有怎样的环境就会有怎样的人，有怎样的社会就有怎样的国民。
根据叶广岑小说《学车轶事》改编的影片《红灯停绿灯行》原先有个更有意思的片名：《打左灯向右转》80——这个片名显然更符合黄建新的创作初衷，也能对这部影片的情境作出更好的暗示。影片正式发行时却改成了现在这个片名，就完全没有荒诞性的提示了。
电影对作品的主人公即学车人和教学车的人作了精心的选择：一个报社的记者、一个个体户、一个下岗女工、一个公司老板、一个生物系的研究生，这五个人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再加上他们的教练即一个来自农村的复员军人，加上他们的校长即一个严格的公安系统创办的驾驶学校的管理者，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各阶层就基本上在影片中聚齐了。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中国城市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新式样本。影片中这些人的生活故事，组成了一段当代城市生活的喜剧，同时也组成了一种新世相即时代风景：这么多人学车，当然是生活条件改善、生活方式改良、生活目标改变的最好体现。再加上影片中所展示的精神生活形态，我们就看到了1990年代中国的新世相。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世说新语（3）
先说驾校生活。这是电影叙事的主要内容。这个公共空间内组成的临时社会，固然是一个学习汽车驾驶的学校，却也是一个人性与世相的舞台——影片的开头就向我们明确提示了这一点。
首先登台表演的当然是校长，而他首先训示的不是学员必须掌握的交通规则，而是他提出的驾校规则：既然来到了我的学校学习，那就是“我的兵”，当然就要守“我的纪律”、听“我的话”。例如在集会时要“站直了”，男的不许穿背心、女的不许穿裙子，总之要求大家规范化、军事化。这个学校既是驾驶学校，又像是一个军训学校，有时甚至像是一所劳动教养学校。最佳证据是影片中要求人人都要公开“交心”。权力即是规则，你不能不遵。
继而登台的是另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教练，他也有自己的附加规则，那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言下之意，是要求学员对师父多多“孝敬”，诸如一缸茶、一条烟、一顿饭等等，这种牛车时代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教练认为天经地义，汽车时代的学员谁也不敢反抗，有的甘心忍受，有的甚至觉得理所当然。权力即是真理，你不敢不从。
接下来表演的就是学员了。1025车组与任何中国人社会一样，矛盾重重。其中最主要的矛盾，首先当然是存在于学员与教练之间，即学员们对教练提出的“潜规则”的具体实施方式或程度所产生的反感、矛盾和妥协。其次是在学员之间，也同样存在复杂的利害冲突，尤其是大款老差与其他人之间，老差成为“公敌”，原因很简单，仗着钱多要搞特殊化，自然招人怨恨。于是，痛宰老差就成了1025车组的一项业余功课，临时社会中也有阶级斗争。
表演得最精彩的人，当属学员苟记者。影片原名《打左灯，向右转》，直白的说法就是说一套、做另一套，苟记者最为典型。无论是套话、大话、废话、空话还是假话，苟记者都最为专业，任何话到了他的嘴里，味道就是与众不同。校长命令大家停止训练去洗车，大家都不想干，绿豆说他要回去给沙发里装砖头…这是做假货、但没有说谎话；程芬说她身上不方便——虽然真假难辨、却也不无可能；唯有苟记者说的请假理由最为堂皇：“要送稿子，不能耽误发稿，报纸是党的宣传喉舌！这是政治问题！”听起来就是训练有素，显然与众不同。
苟记者最精彩的表现，是他当真能将坏事变好事：程芬踩不住车刹差一点车毁人亡，苟记者硬是化腐朽为神奇，将一场事故导演成学员绿豆的“一曲舍己救人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凯歌”！他的导演，得到了车组全体成员的赞同和支持。当苟记者问大家“我这回没说假话吧”的时候，所有人都附和说“这回说的是真话！”于是大家群策群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帮忙拍摄假新闻照片，派定大款老差出钱购买报纸版面。老差说“不是反对有偿新闻吗？”苟记者说得好：“现在好人好事的报道那么多，凭什么给你先上？你不留下点‘深刻印象’＇做点钱状＇，人家能给你登么？”
再说车组/驾校之外，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大舞台。其中有更精彩的演出。片中精彩的片断之一，是绿豆偷了井盖，李校长因此出了车祸，此事引起了社会的公愤，苟记者联合电视台就马路上井盖经常丢失而采访有关领导，记者问为什么不斩断偷井盖、收井盖、买井盖的中间环节，领导的回答是：“如果买＇偷来的＇井盖，那就只要花60块钱；如果另造井盖，则要花几百块钱；如果斩断中间环节，偷井盖的人就会打碎了卖，那么国家就要花几百块钱去造井盖！”——这话说得逻辑谨严、合情合理，叫人不得不服。进而，记者问如何解决这一怪圈，领导的回答更加巧妙：“我们正在研制水泥井盖！”
精彩片断之二，是苟记者所在报社的主编对那篇绿豆救人的假新闻稿十分赞赏，还顺便将这篇稿子与苟记者所写的另一片题为《怪圈》的关于城市下水道的…新闻稿做了对比，说那篇写得也不错，但就是“阴暗面太多了点，不够积极”；而这篇《车毁人亡，千钧一发；舍己救人，力挽狂澜！》就不同啦！“多有气势！”可见在这个报社总编眼中，新闻稿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积极与否、有无气势、能不能对安定团结做贡献。
精彩片断之三，是日本赞助商访问驾驶学校，一贯痛恨日本人的李校长发表了一番并不友好的演说，使得为此次活动担任翻译的中国小伙子感到十分不安，幸而在座的公安局长当机立断，让翻译另创一套关于中日友好的标准化说辞。可见，说假话——“译”假话——还真意义重大，为了国家大事，局长当然有必要改变下属的“个人”说法。
精彩片断之四，是街道气功协会的一帮老太太主动上门，要对绿豆的瘫痪在床两年之久的妈妈进行气功治疗，这些虔诚的老太太坚持不懈，居然当真让瘫痪两年的绿豆妈在大家的搀扶下站起来了！联想到影片中北京大学生物系研究生学员杨伟遭受到的“阳萎”的讥笑和精神病的传言81，不难想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电影十导演》 二黄建新：文化寓言（1）
1993年，在《站直啰，别趴下》和《背靠背，脸对脸》之间，黄建新还拍摄了一部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小说改编的影片《五魁》。
这是黄建新电影中唯一的一个另类作品。一贯长于描述当代城市社会现实的黄建新之所以要去讲述一个往昔中国西部乡村的传奇，据说“当时，他对小说感兴趣的是一个善良的脚夫如何变成一个土匪。另外，他试图采用类型片的结构，全部偷换类型片的内容，看看这样做还能不能拍成一部影片。他觉得这样试一把、尝试一个新路子也很有意思。”结果却是“在拍摄现场，他发现自己没有一点儿灵感，缺乏一种创作的激情。可以说，拍摄《五魁》对他来说是一个制作过程，而不是一个创作过程。”82批评家将这部作品说成是黄建新创作的一次“闪失”、一处“歧路”83。黄建新后来也说自己“不太喜欢自己这部电影”84。以至于再后来谈及黄建新的电影创作，很少有人提及这部作品。
实际上，这部作品问世之际也得到了不少正面的评价85。当然也有不少批评，如“不可否认的是，影片中大量存在的一些意象符号过于陈旧”86，又如“黄土地、黄沙滩、黄河水的故事，红灯笼、红轿子、红盖头的故事，偷情、抢亲、私奔的故事如今已充满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耳目，要超越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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