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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十导演-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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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如意》的真正动人之处，其实并不在于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有关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思想深度，而在于作者对片中石义海、金绮文乃至郭大爷等普通众生所表现出的真诚而又体贴入微的人文关怀。进而，主人公石义海形象的真正价值，其实既不仅仅在于他给被曝尸广场的资本家盖上一块塑料布、给正在挨斗的走资派校长取下脖子上吊着的沉重的铁盘、给正在牛棚中被管制劳动的牛鬼蛇神们送去清凉可口的绿豆汤等一系列高尚行为；也不仅仅在于他“人对人不能狠得过了限”、“阶级斗争是人跟人斗，那就该有分寸，不要弄得不像人样儿”等朴素的人道精神说教；而在于他这个60多岁的童男子盼望如意，但始终不能如意，从而让人无限怅惘的黄昏恋情。把一部思想大于形象的描写普通人的“心灵美”的小说，拍摄成一部一对出身不同的平凡人在特殊年代中涩涩苦恋的情感诗篇，电影《如意》的审美价值实际上大大超越了作家刘心武的同名小说原作211，这在电影的文学改编历史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异数。一个无知的文盲，竟然成了一个民族唯一的良知的化身，可见当时中华民族的道德和理智水准低下至何种程度。然而即使如此，石义海的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英雄壮举，实际上仍然有拔高之嫌。在这一点上，石大爷的大无畏行为，远远没有郭大爷胆小怕事的形象那么意味深长。幸而在《如意》中，〃摄影机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以稍俯的角度〃212拍摄石义海这位主人公，这才使得影片和人物经得住时间/历史的检验。
《中国电影十导演》 三黄健中：上下求索（2）
《如意》的审美价值，不仅来源于它的人物和故事，还来源于作者对人物和故事的讲述方式：一种诗性的讲述方式。最典型的是影片开头的几个镜头：古老的时钟、时针指向子夜零点，一段8英尺的黑片，一团黑雾在夕阳中掠过水面、画外是天鹅孤独的悲鸣……这几个视听元素的组接，是全片的一种诗意的“起兴”。片名过后的秋叶、露珠、树干、水雾，直到程宇老师（故事的讲述者）的画外音响起，则是明显的诗性直赋。其后，朝霞与夕照，秋草与冬雪，垂柳和湖水，天鹅无声地划破水面，湖面上孤独的游船和船上吹出的箫声一对恋人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吹箫者……所有这些，都是流动的意象，与片头的时钟的比兴不断呼应，而且反复咏叹。这表明，《如意》所展示的，其实是人生/岁月/光阴的诗篇。影片中的历史陈述和反思，甚至对被世人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岁月的讲述，始终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温柔敦厚，这不仅符合作者的审美个性，也正合中国诗歌的传统宗旨。与当时的伤痕电影或反思电影大异其趣，正是影片《如意》一片具有长久的审美价值的重要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意》一片开拍之前，黄健中导演就和他的助手一起绘制了数千幅电影的画面结构图。导演对电影的每一个场景、镜头、画面的结构、色调、机位以及蒙太奇组合等等都做了详尽的设计，真正做到了成竹在胸。这不仅表现出作者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扎实的电影创作功力，更体现出作者对电影的电影化视听叙事功能/形式理解和追求。这部影片的结构，也真正摆脱了通常的戏剧性框架，只是在日升日落、秋去冬来的自然时光转换中做散文诗式的慢唱低吟。《如意》的画面构图准确精巧、含蓄丰富，加上蒙太奇结构的洗练流畅、匠心巧运，影片节奏舒张得体、变化有致，形成了一种英华内敛的隽永风格。与《小花》的锋芒毕露相比，黄健中的电影创作显然已是更上层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健中导演不大愿意向人提及《一叶小舟》和《二十六个姑娘》这两部作品。扬长避短，似乎也是一种人之常情。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在许多有关黄健中电影创作的采访、描述、甚至评论文章中，对这两部作品也避而不谈，为贤者讳，显然是一种传统的不良风气。
有关这两部现实题材的影片，最常规的解释是，这是上级交给的任务，不管黄健中是否愿意，都不得不接受。言下之意，是这两部影片的失败，不能由黄健中负责。只不过，这一解释忽略了黄健中的主观能动性：在接受这两部影片的拍摄任务之时，黄健中导演并非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自信心。知情者说：“黄健中接过两个剧本时，也依然像他投入《如意》拍摄前一样，燃烧着创作激情和冲动。这就令人费解了。”213实际上未必费解，这说明黄健中的超强自信，例如说他要将《二十六个姑娘》拍出大导演波兰斯基的名作《水中刀》的水准214。
《一叶小舟》讲述的是一个水乡集镇的改革故事：围绕新盖成的小镇影剧院经理人选之争，力图塑造一个名叫何鸣的水乡能人如何在周书记的支持下，冲破旧有的人事关系网络及其于主任、王站长、路路通等人的私人利益同盟，彻底改革用人制度，在影剧院招工中实行公开、公正的选拔。这是一个典型的“改革题材”作品。与当时风行的改革题材作品唯一的不同点是，作品最后让何鸣夫妇驾驶的一叶小舟在拥挤的河道中艰难前行。这一颇费苦心的结局，既表达了电影作者本能的忧患，又表达了对中国改革前途的谨慎乐观。
实际上，这部现实题材的作品，在编导的思维方式上，与50…60年代的中国主流电影并无根本性区别。作者自觉承担社会改革的宣传重任，用电影的形式图解当时的政治方针政策；按照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方针编造人物形象体系，演绎改革和保守的时兴主题。这种按照概念化和公式化的传统思维模式复制而成的童话式的电影作品，无论编导怎样苦心经营，也仍难逃浅薄、虚假之讥。
无独有偶，讲述林秋月、耿海琼、于萍、邓倩倩、翠翠、白莉等二十六个姑娘在突如其来的大洪水中，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及相互间的各种私人恩怨，团结一致、奋不顾身地保护红姑娘油库，让国家财产免遭重大损失故事的影片《二十六个姑娘》，从根本上说，也是50…60年代风行一时的宣传“好人好事”作品的一个80年代的翻版。当然，与过去的同类作品相比，影片《二十六个姑娘》并非没有创新之处：例如作者似乎有意力图摆脱传统的危难之时出英雄的思想模式，努力塑造普通女性的真实形象，油库主任林秋月“不像是个女人”，共产党员耿海琼只关心自己能不能与丈夫团聚，邓倩倩一心只想谈恋爱，白莉做梦都在复习考大学……这些与以前的好人好事作品就有明显的不同。再如作者有意摆脱一般性的戏剧性冲突结构，努力在生活化场景的自然呈现之中，追求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影片中不少场景镜头的设计和拍摄都值得称道。
问题是，面对这样一个独特的题材，作者基本上没有、甚至也不可能想到运用灾难片类型模式，既没有将自然界灾难当成电影中的重要角色，也没有依据灾难的突然降临及其肆虐过程制造紧张氛围、组织成扣人心弦的情节结构、加强作品叙事节奏的力度，更没有借此制造任何视觉或听觉上的惊险奇观。相反，电影作者在影片中不恰当地诗兴大发，不仅使作品节奏失调，更使电影变得不伦不类。如果说前一段于萍和她的男友王刚的画外音朗诵诗作《别了》尚可以勉强接受，那么于萍在接受泅水报讯的紧急任务时，居然给大家朗诵长篇诗作《我去了》“我去了，很正常/像一颗流弹飞完了全部射程/给容纳过我的空间留下点什么呢/恐怕只是我自己的回声/我落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过光亮、速度和声音……”则未免有点瞎浪漫。在《二十六个姑娘》这部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对生命价值的关怀和深思，这也正是这部影片没有新意、更没有深度的真正原因。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黄健中，仍然按照传统的价值标准，如此称量个体生命与国家财产的价值比重，实在发人深思。
《一叶小舟》、《二十六个姑娘》无疑是黄健中电影创作的第一次严重的滑坡。其中原因，值得研究。首先，是因为作者身份的微妙变化：在《小花》和《如意》中，作者的艺术家身份十分明显，他可以大胆表现自己的思想情趣，追求艺术的自由境界；而在《一叶小舟》和《二十六个姑娘》中，作者的身份实际上与工匠无异，因为影片的主题已经先在要求表现时代的、集体主义的精神。其次，题材与样式的规定和制约，艺术家的才智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再次，《小花》和《如意》是努力将英雄凡人化，而《一叶小舟》和《二十六个姑娘》则恰恰相反，需要将凡人英雄化。又次，中国电影的创作之所以会出现讲过去历史的故事容易出色，而讲当下现实的故事则困难重重，原因是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和把握受到更严格的意识形态制约，艺术家的想象和创造能力缺少独立发挥的空间。最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的电影功能观念再度发生矛盾危机：是把电影作为一种个人心灵的艺术表达，还是把它当成一种政府宣传的手段？尽管黄健中使尽浑身解数，但这一明显的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影片当然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中国电影十导演》 三黄健中：上下求索（3）
《一叶小舟》、《二十六个姑娘》的大水泡沫很快寂灭，溺水的黄健中也开始清醒过来。证据是他及时改弦易辙，弃水登山，俯瞰往昔时光，拍摄了讲述中国山村妇女过去不幸婚姻故事的《良家妇女》。
《良家妇女》是根据贵州作家李宽定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小说原作不仅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古老的大媳妇、小丈夫的畸形婚姻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同时提供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方法与角度：“在这些最普通的人身上，却不缺少美。在她们的那些最普通的生活中，却充满了诗。自然，也有愚昧和眼泪。我不愿人为地给她们涂抹‘亮色’，也不愿着意去渲染她们的愚昧和眼泪”；“从风俗民情当中，写出人性的美，通过小人物的平凡命运，写出生活的诗”215。进而，黄健中还把握了小说原作者的情感态度和风格特征：“我喜欢李宽定作品中流露的感情，喜欢那种淡雅、清新、自然、含蓄的格调，那是一首田园诗；婚姻是残酷的，但生活的表面是平和的。他不写激烈，但我能感觉到一种激烈……”216
为了扩大影片的艺术空间，增加影片的文化内涵，黄健中对这部影片做了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虚线延伸。纵向/历史方面，是在影片的开头字幕中对“妇女”二字的最早汉文形态做了特意的说明，然后用一组浮雕对中国历代妇女（截止于1948年）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生活形态与传统习俗作了呈现。横向/哲学方面，是在影片中增加了一个疯女子的形象，作为中国妇女不幸婚姻与人生的总体象征。这使得当时许多理论家和评论家大为兴奋，称之为“宏观地进行了历史的反思”217，并以此为这部影片获得成就的证明。
实际上，影片《良家妇女》的重点并不在于“畸形的婚姻，落后的习俗，残酷的族规，如同没有阳光的天气，使人的精神也变得扭曲”218，而是“哀其不幸，颂其不凡”219。叙述中国妇女命运的悲苦辛酸，歌颂其人格品质的卓越不凡，恐怕谈不上有多么深刻之处。然而作者同情的目光、悲悯的态度和诗意的陈述，却使得这部影片具有温柔体贴的东方风韵。18岁的青春少女杏仙身不由己地嫁给6岁顽童少伟，诚然是一种人生的大不幸，然而杏仙的遭遇却与通常的描写妇女命运的悲剧故事迥然有别：她的婆母五娘并非通常的传统恶势力的代表，这位仅比杏仙年长8岁的婆母因为有与杏仙相似的经历，因而颇能同病相怜；她的小丈夫少伟也不是通常的概念化恶少，而是一个天真无邪、可亲可爱的小弟，因而“夫妻”之间颇能融洽相处、姐弟情深。进而，五娘、大嫂、三嫂、疯女人和杏仙这五个经历相似、命运相同的女子之间，既有相互对比和相互矛盾，更有相互映衬和相互抚慰；她们的故事不仅形成了一种令人深思的生活常规，同时也是一道让人感慨的风情画卷。
最后，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杏仙的青春觉醒、欲望焦渴、情感变化、行为选择和命运转折，也摆脱了惯常的戏剧性冲突，而是在发情的猫叫、戴花的动作、信物的得失、幽会的慌神、言语/心理的矛盾等等一系列精准而又含蓄的细节中得以表现。一如涓涓潜流，即使浮出地表，也不会汹涌澎湃，更不会摧枯拉朽。新中国成立这种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在影片中也只是让新政府工作队悄悄进村的信息加以表现，并未让喧天锣鼓震动山村的平静。杏仙与开炳的关系由暗转明，直至最后与少伟离婚并获得人身自由与情感归宿，在杏仙和五娘之间也始终没有出现翻脸成仇的场面和你死我活的冲突。杏仙告别的场景，美好的人情被作者猛烈煽动，让无数观众热泪盈眶。
正是因为作者批判的思想中和于牧歌的情怀，理性的设计也就不知不觉地让位于感性的冲动，这才会使得影片的石头世界中出现瀑布冲刷、水雾蒸腾的美妙场景。石头世界的意念没有坚持贯彻到底，使得不少批评家对此大呼可惜，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作者追求诗意的温柔情怀：作者自己就受不了那种彻底的压抑，当然也不愿意让片中人物和片外观众始终处在无穷无尽的压抑中。瀑布的出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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