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9-暗访淮河-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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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维修的蚌埠闸，是淮河干流上最大的拦蓄工程之一。上游王家坝重建结束，新建的更大的拦蓄工程临怀岗即将投入使用。共同组成淮河干流的三大闸坝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安徽蚌埠举行治淮５０周年纪念大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为大会题词：“依法治淮，兴利除害”。　　　　
　　　　很显然，当过两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并没有完全陶醉在治淮的伟大成就上，并没有因为解决了数千年来历代帝王都没有解决的淮河人民丰衣足食问题而沾沾自喜。他看到了另一面：修好了淮河没有了“水”！作为高瞻远瞩的中央领导人，更看重的是这一面。　　　　
　　　　上世纪７０年代，淮河流域水患控制骨干工程基本完工，淮河人民，特别是生活在淮河平原上的上亿人（当时淮河流域人口约１。３亿，平原地区人口约１亿），开始感受到世代梦想的“丰衣足食”的滋味。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阴影正悄悄地逼近。　　　　
　　　　那时的蚌埠，是淮河干流上最大的工业城市（现在按人口计算为淮南市），淮河水一直是蚌埠赖以生存的水源地。由于地质结构复杂，蚌埠基本上没有地下水可采。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工业经济开始起步，企业数量有限。后经调查，当时全市有４００多家工业企业，每天排放污水不到５０吨，蚌埠人马上感受到污染的苦楚。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市机关干部就淮河水污染问题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李先念随即批示，要求化工部、轻工部等解决。１９７５年１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石化部、轻工部、水电部、卫生部，专门派人到安徽蚌埠、淮南和江苏洪泽县等，了解淮河干流污染情况。调查结显示，洪泽湖当时每天接纳来自干流、支流的工业污水、废水６１万吨。这个数字约相当于现在淮河流域两三个大型企业的废水排放量。李先念１９７５年２月１６日再度批示：“抓住不放，做出成绩，一直到问题解决。”　　　　
　　　　这是中央领导和高层第一次高度重视淮河水污染问题。在此之前，１９７２年，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的官厅水库水污染治理办公室，可以作为中国水体污染治理起步的标志。　　　　
　　　　１９７８年，淮河流域的一个小村子发生了一件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件：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为了让自己的劳力变成粮食，创造了“联产承包制”，实质是土地集体所有，使用权及大部分收益权归农民所有，舆论报道称之为“小岗变法”。“小岗变法”成为中国改革的先声，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推动下，很快成为波澜壮阔的大潮，席卷中国每一个角落。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时期，乡镇企业突飞猛进。以农业为主的淮河流域，尽管相对落后于发达地区，但绝对速度相当惊人。特别是以当地丰富的农副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转化的酿造、食品、造纸和皮革加工等类型企业，大大小小，如雨后春笋般纷纷上马。原本有水资源短缺趋势的淮河，环境压力陡增，污染事故与日俱增，污染程度越来越重。在当时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下，现在仍有案可查、影响深远的污染案例比比皆是。　　　　
　　　　１９７８年３月，春旱，上游来水减少。为保证淮南发电厂用水，淮河干流最大的节制闸蚌埠闸从下游向上提水。下游污水严重污染蚌埠段河面，污染物超标５０倍到１００倍，许多用水企业被迫停产，经济损失巨大。到汛期，上游来水恢复，同时带来污水下排，再度造成　　　　
　　　　淮河干流中下游重度污染。　　　　
　　　　此后，淮河流域大大小小污染事故不断发生，规模和影响不断升级。　　　　
　　　　１９８８年１月，经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批准，建立了“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淮河流域苏、鲁、豫、皖四省（不包括湖北）副省长轮流担任组长，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淮河水利委员会、四省的水利厅、环保局负责人任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淮河水利委员会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办公地址在安徽蚌埠）。为了让这个小组在淮河水污染治理上发挥更大作用，１９９５年，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淮河流域环保执法检查现场会上再次明确“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职责：“负责协调、解决有关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重大问题，监督、检查淮河污染防治工作，并行使国务院授予的其他职权。”　　　　
　　　　１９８９年早春，淮河主要支流污水下泄，发生大范围污染事件。沿淮饮用水源全部破坏，洪泽湖中鱼类中毒，大量死亡，飘尸无数。　　　　
　　　　１９９１年２月，淮河发生了全流域大规模的水污染，淮南市９０公里的河面上黑浪滚滚，自来水色度、氨氮、亚硝酸盐分别超标１０倍、２００倍和１４倍。所幸３月初，淮河普降历史上罕见的大雨雪，污染才得以缓解。　　　　
　　　　１９９２年１月到３月，淮河污染前后历时2个多月，淮南、蚌埠等城市４０多天自来水不能饮用，下游有的城市自来水停供超过１个月；《１９９２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特别提出：“淮河干流去年先后出现两次大范围污染，影响到淮南、蚌埠等城市的生产、生活供水”。　　　　
　　　　１９９３年，有关部门监测了７３个河段，水质良好的只有１个，轻度污染的有１８个，其余均为重污染。许昌、商丘等地，已开始发现地下水污染。　　　　
　　　　１９９４年７月，淮河流域大旱，中游几近断流。１１日至１３日，沙颍河上游突降暴雨，周口、沈丘、阜阳、颍上一路开闸泄洪。原先积存于拦蓄闸中的数亿立方米污水倾泻而下，形成７０公里长的污染带，污水先头于７月１９日到达蚌埠，两岸臭气熏天。７月３０日进入洪泽湖。由于下游水位相对较高，从安徽五河县到洪泽湖约１００公里河段，污水滞留长达５０多天，两岸居民无水可用。　　　　
　　　　……　　　　
　　　　失业的颍上县渔民，颍河闸前向记者诉苦　　　　
　　　　污水之灾，远甚洪涝干旱、盐碱风沙。污水所过之处，鱼虾绝迹，草木不生，只剩下动物中最有适应能力的人了。据记载，仅淮河蚌埠河段１９５６年捕鱼产量２１。５万公斤。到９０年代初，河边蚊蝇难见，水中无鱼可寻。　　　　
　　　　淮河环境监测网建成于１９９４年底，当时全流域的水体污染状况尚未见权威的综合数字。但比照２００４年１－５月的统计，咨询河南、安徽、江苏当年已在环保部门任职的领导、技术人员，普遍认为：现在淮河流域主要干、支流五类以下水超过５０％。阜阳市水环境监测中心统计２００３年沙颍河水质分布情况，劣五类水占６６％，五类占４％，余下是四类。三类仅１％。这是治理１０年后的结果，当年情况还要严重。而且，当时五类水划分标准是ＣＯＤ指标２５毫克/升，现在已提高到４０毫克/升。以此推断，当时非汛期淮河干、支流五类以下水比重应超过７０％。　　　　
　　　　五类以下水“不可饮用，不可工业用，不可农业用。”已丧失水功能。科学地说，已不是“水”。　　　　
　　　　现任阜阳市水利局局长的陈柏生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上午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毛主席要我们修好淮河。５０多年了，修大堤、建闸坝、挖运河，就是为了管着流域大大小小河流的水。现在就算修好了，可哪里还有可用的‘水’？”


第二部分：浅说淮河——中国第三大河口号震惊世界与淮河治污10年（1）

　　　　淮河流域大规模治理水体污染，起于１９９４年。　　　　
　　　　淮河流域日益严重的水污染早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主管淮河水利的淮河水利委员会，早在１９７８年就制定了《淮河流域水源防治污染规划要点》，同时进行水质监测网络建设。　　　　
　　　　１９８９年，第一次水污染防治大会在河南省安阳市召开，提出了水域分类管理、污染源分级控制、划分水环境功能区、发放排污许可证等一系列对策，大大强化了各级环保部门依法行政的手段。　　　　
　　　　１９９０年４月，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公布流域第一批６４个限期治理的水污染项目。　　　　
　　　　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５日，由国家环保总局、水利部和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沿淮四省共同颁布《关于淮河流域防止河道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决定（试行）》。这是我国大江大河水污染预防的第一个规章制度。　　　　
　　　　１９９４年３月，李鹏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２１世纪议程——中国２１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议程》从中国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情况出发，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然而，淮河流域水污染加剧趋势仍在继续。１９９４年５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与国家环保总局、中央新闻单位等组织了“中华环保世纪行”活动。记者们第一次在主管部门组织与指导下，了解了淮河流域水污染触目惊心的现状，采访了重点工业污染源。淮河流域水环境恶化已在公众中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此次自揭家丑，重度曝光，意味着大治在即。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６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淮河流域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在安徽蚌埠结束。会议期间，宋健和国家１０个部委的领导、沿淮四省负责人察看了淮河污染情况。在视察河南淮阳县豆门村时，一股刺鼻的臭味扑面而来，沙颍河上漂浮着黑油油的悬浮物。住在河边的农妇牛凤琴拉着宋健的手说：“你们是中央来的客人，本该给大家泡茶喝。可你们看看，这水又苦又涩，不能喝呀！”宋健端起一碗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喝了一口，递给了身后的各部委负责人，大家纷纷皱起眉头。　　　　
　　　　还有人问居住在淮河边的小孩：“水是什么颜色？”答曰：“黑的。”这些细节，《人民日报》曾予以报道（１９９７年８月８日　　题：清与浊的较量——淮河治污三年纪实　　记者　　黄振中　　白剑峰）。　　　　
　　　　蚌埠会议确定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方案，提出制定法律、编制治理内容规划等。与会的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境委员会主任宋健强调：必须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措施，在限定时间内把淮河污染控制住，以确保实现在本世纪末使淮河水变清的目标。新华社以《决不能让淮河的污流浊水流到下个世纪》为题，播发了通稿（新华社合肥５月２６日电　　记者朱幼棣、孔祥迎　　题：决不能让淮河的污流浊水流到下个世纪）。报道说：“一个大规模治理淮河污染的活动即将在全流域展开。”　　　　
　　　　这是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里程碑式的会议，具有历史性意义，拉开了淮河流域大规模治理水污染的大幕。中央政府第一次提出了“一定要在本世纪内让淮河水变清”这一让全世界震惊的口号。后由李鹏总理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再次向全世界郑重承诺。同时提出，要以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为突破口，“为我国其他一些跨地区的江河污染治理提供经验和做法。”　　　　
　　　　会议还提出了“一定要在本世纪内让淮河水变清”的保证措施：第一，由国家环保总局和水利部牵头组成有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参加的淮河水质保护机构，协调和部署对淮河污染的综合整治；第二，建立和健全淮河水质污染监测网，对淮河干流和各主要支流的水质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对各个断面的排污实行目标控制和总量控制；第三，在三年内关、停、并、转一批淮河沿岸污染严重、治理难度大的企业。首批污染大、效益差的企业将在年内关停并转。同时，还确定了２００个限期治理的项目，要求在三年内完成治理任务；第四，２０００年前，流域内所有市、县都必须因地制宜修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第五，制订淮河流域污染防治的有关法律和法规，尽快把淮河流域的污染防治纳入法制轨道。　　　　
　　　　记者在淮河沿线采访中，经常听一些“老环保”回忆宋健当年深入污染一线、饱含深情的讲话，他们说自己当时都非常激动，认为一条河流、一个流域，中央如此高度重视，目标一定会实现。　　　　
　　　　此时人们还常把淮河治污与英国泰晤士河治理相比。英国从１８５０年修城市下水道，做治污准备，１９５０年建污水处理厂，至２０００年泰晤士河大马哈鱼回归，历时１５０年。后５０年共投入３００亿英镑，约相当于人民币４０００亿元。可见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艰辛。但在中国这个奇迹经常发生的国度，人们更愿意相信，这举世瞩目的宏伟目标，会如期实现。　　　　
　　　　非常遗憾，我们在１０年后的采访中还了解到，中央领导当年的重大决策并没有建立在完全正确的统计数字与科学方案上。负责做这方面基础工作的环保、水利部门在“惟上是从”的指导思想下，对淮河污染治理采取了“迎合”、“倒推”的办法。即领导要求“２０００年水体变清”，就按此做好分年计划；领导要求水体是“变清”，就在影响水体颜色因素较大的ＣＯＤ上下功夫。一位当年参与制定淮河污染治理规划的科技领导在２００４年７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如果当年按科学的思路治理淮河污染，也许现在会好得多。　　　　
　　　　１９９４年７月，淮河流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水污染，干流３００公里河道如酱油一般。鉴于此，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防止淮河流域再次发生重大污染事故的紧急通知》。要求有关部门和流域四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搞好淮河流域的污染防治工作。”８月３１日，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部署淮河流域水污染的防治工作。宋健传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指示：要求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的进度要加快，到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