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帝国-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　　　　
　　　　1939年夏，他搬到罗彻斯特，在柯达工作不久，他就迷上了飞行，他常常是早晨4点钟就起床，到罗彻斯特机场学习驾驶“韦克”双翼飞机。“我是个冒险家，”莱格霍恩说，“我一学会飞行就要带着女同伴们上来，翻圈，打滚，炫耀驾驶技术。”　　　　
　　　　对于渴望成为一名飞行员，且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大学时就被任命为预备军官的莱格霍恩来说，被引见给戈达德正是时候。戈达德把莱格霍恩从后勤部转到陆军航空司令部，把他推上实现理想的轨道。1941年3月，莱格霍恩踏上了去代顿的征途。　　　　
　　　　1941年1月，戈达德到了剑桥。一个雪天，在哈佛天文台他见到了贝克。贝克是路易斯维尔人，1935年成为哈佛研究生。在剑桥，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设计能让宇航员在更高的空中进行地面拍摄的新型长焦距镜头上。当戈达德走进贝克杂乱的阁楼工作室，看到一位穿着工装裤的年轻人时，戈达德误认为他是那个天文学家贝克的助手。当看完贝克的一些设计，他就知道密斯帮了他一个大忙，“我能看到他的创意中有许多不拘于旧观念的新颖独到之处。”戈达德回忆说。　　　　
　　　　他告诉贝克陆军需要新式照相机系统，这种新式照相机其镜头能够在高空完成聚焦，并且不会随温度和气压变化收缩或膨胀，在长焦距照相机组的大透镜上，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戈达德想要一个能随着条件变化自动调整并能保持聚焦的40英寸光学系统——一个在此领域从未有过的飞跃。戈达德记得当时贝克“眼都没眨就答应了”。那时，戈达德能从华盛顿获得大量财力支持，给了贝克25　000美元的项目经费，这在当时很少有哪些研究项目能获得那么高的经费。在取得哈佛天文台主任哈洛·沙普利的批准后，贝克同意在学校成立并主持一个服务于陆军的光学实验室。　　　　
　　　　贝克说他需要快门专家的帮助来制造戈达德想像中的新型照相机系统。幸运的是在几个月前，戈达德就已经把在人口普查局工作的久负盛名的物理学家阿木罗姆·H。卡茨招至麾下。卡茨指出，由于生产过程中校准设备的缺陷，所有美国产的照相机快门速度都存在计算失误。这在整个照相机生产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卡茨是一个乐观、可爱、充满活力的人，与贝克这样一个说话简洁、沉默寡言的科学家一起，虽然合作并不是很协调，但还是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在其他同样富有才华的专家们的帮助下，他们设计出了在未来30年里都一直遥遥领先的侦察照相机。　　　　
　　　　40年代末，戈达德与波士顿大学实验室合作，设计出了48英寸的镜头。当飞机飞过德克萨斯州福和市一个高尔夫球场时，在34　000英尺高空此照相机拍下的照片上清晰地显示了其中一个轻击区上的两个特大号的高尔夫球。尽管球的半径足有3英寸，但这依然堪称拍摄绝技。但戈达德想要清晰度更高的照片，需要能够在100英里的高空拍摄到地面单架飞机的清晰图像的240英寸的系统。但对大多数侦察摄像专家来说，这样的照相机的必要性并不明显，因为当时太空飞行的可能性依然还是个未知数。　　　　
　　　　许多40年代早期在代顿实验所为戈达德工作过的科学家包括莱格霍恩、卡茨和沃尔特·拉维森，战后又重聚在马绍尔群岛进行核试验。后来，另一位睿智的摄像工程师、贝克在哈佛光学实验室的助手邓肯·E。麦克唐纳也来到夸贾林环礁，加入到他们的工作中。在夸贾林的那些闷热的夜晚，莱格霍恩在军官俱乐部里通过与这些人的谈话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这队人马几个月后又相聚在波士顿大学实验室的落成仪式上。空中侦察领域最有创新精神的领袖都汇聚在这里了：戈达德、莱格霍恩、贝克、卡茨、拉维森和麦克唐纳。听众里有许多高级陆军航空部军官，包括陆军少尉柯蒂斯·勒梅将军和全国许多照相公司的主管，包括柯达、飞兆、芝加哥航空、博士伦和珀金－埃尔默公司。当天下午听取莱格霍恩阐述他的和平时期侦察观点的人中，几乎没有谁能想像得到这是多么有预见性，也更少有人会认为在座的听众中会有人帮助他实现他的梦想。　　　　
　　　　莱格霍恩对于无懈可击的、高空飞行侦察机的想像是理智的。惟一的问题是：在1946年，它显得那么遥不可及。喷气时代刚刚微露晨曦，而太空时代则更像是科幻小说中的幻想，在离地面7万英尺的高空飞行技术上即使不是毫无可能，也是非常渺茫，前提是必须能设计出完全不同的新型飞机。若想让飞机能在稀薄的大气中穿行，燃料化学界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以保证喷气燃料在极低气压中不被汽化，飞行员还必须穿上增压服以防止血液蒸发。以1946年航空工程水平，莱格霍恩更像是在做白日梦。　　　　
　　　　当英美领导人逐渐意识到他们正面临苏联的令人恐怖的新的军事威胁时，他们所用的侦察工具却不堪一击。他们若想侦察苏联，只有使用传统的军用飞机，但这存在着极大的隐患，包括飞机被击落、飞行员被俘或被杀的可能性，甚至还可能会被抓住侵犯克里姆林宫领空的战争把柄。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及两任英国首相包括温斯顿·丘吉尔，都迟迟不能决定他们是否要冒此风险。为了将侦察飞行所引发的公开冲突的可能性最小化，他们对此高度保密，以至于这些行动的真实目的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甚至包括那些执行任务的飞行员的家属们都一直被蒙在鼓里长达40年。　　　　
　　　　第一批侦察飞行是在1946年底，从阿拉斯加飞越白令海峡沿西伯利亚东北海岸飞行。此举很快就引发了莫斯科的抗议。那场名为“和平时期空中侦察计划”的行动旨在不进入外国领空以搜集摄像和电子情报。装配在改造过的轰炸机和其他战斗机上的电子感应器能在苏军防御雷达扫过天空时，探明它们的位置并分析其信号，让华盛顿了解美机可能会遭遇到的反击。在苏海岸的斜角拍摄也能提供虽有限但也极有价值的关于苏边境上空军基地和其他军事基地的信息。像哈尔·奥斯汀那样故意侵入到苏联境内的飞行始于50年代早期。　　　　
　　　　因为近年来保密命令已解除，侦察行动的真实面目也变得非常明了：它是冷战中最大胆、最危险的部分之一，这种直接侵犯的领空的行径也是经常能够引起美苏军事冲突的惟一借口。为此付出的代价是长久的，包括那些痛苦的家庭，他们仍不知失踪已久的丈夫、父亲和兄弟早已机毁人亡，或被俘在苏，监禁了数年。对美国人而言，侦察飞行史充满了绵延至今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合作精神，创造了一个年轻国家永远铭记在心的成就。成百上千的空、海军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沿着或侵入苏联边境飞行，侦察并试图了解苏空军防御力量和军事实力。　　　　
　　　　不幸的是，至今仍然没有那些未返回基地的飞行员们的确切消息。在1950年到1970年的入侵侦察飞行中，至少有252名飞行员被击落，这些飞行多是针对苏联（中国也是目标之一）的，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90人生还了，因为他们或被美军拯救或是被苏联或其他国家证实被俘。其余138人仍生死不明，其中一些人甚至极有可能被终生监禁。然而，美国很少作出努力去确定他们依然活着并作出安排要求遣送他们回国。　　　　
　　　　但这些情报并未给那些派遣入侵飞行员进入龙潭虎穴的总统和首相们多少安慰。因随着对情报要求的增加，飞行更频繁也更危险。每次入侵飞行被苏军拦截或攻击，不可避免地就引出了大量头条新闻和美国官员对于飞行目的的欺骗世界舆论的谎言。要求更安全的空中侦察手段的呼声给华盛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促成了冷战时期新式侦察机的发明。“我们知道很多美国人都死于这类任务，”莱格霍恩回忆道，“这引出了对新式飞机及转向太空的现实的迫切需要。”　　　　
　　　　多年来，新式侦察机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一直停滞不前，并且得不到重视，就像是一个老式战斗机和军事建设的被忽略的养子。但莱格霍恩与其他有识之士一直都在推动其进程，并且当所谓苏联威胁增加、失踪飞行员人数攀升时，他们在白宫和五角大楼及科学界、工业界都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1946年9月莱格霍恩退役后，回到柯达工作，于1947年被派往伦敦，管理欧洲的销售工作。1948年底，他返回罗彻斯特的柯达总部，并很快开始继续其对高空侦察飞行的宣传鼓动。他以前的上司——保罗·T。卡伦准将邀请莱格霍恩在12月堪萨斯州托皮卡空军基地（后来更名为福布斯空军基地）举行的侦察讨论会上发言。莱格霍恩不失时机地重提对苏窃取秘密情报的侦察飞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一话题两年前他在波士顿就已强调过。他告诉那些空军军官说，他相信美国已拥有能完成此任务的飞机、照相机和伪装技术。并且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将研制出能够躲开苏军雷达搜索的隐形飞机。　　　　
　　　　朝鲜战争给莱格霍恩带来了将他的改革运动直接推向空军最高司令的机会。作为一名后备军官，他于1951年4月被召回服役，被任命为代顿的莱特机场航空发展中心侦察系统部主管。该中心是空军主要的内部智囊团，提供如何设计新式飞机或是改造旧式飞机以适应新形势的思路，莱格霍恩的部门则负责制造这样的侦察机。　　　　
　　　　


第一部分第三章　聚焦圣莫尼卡（1）

　　　　莱格霍恩很快就拟好了一份长达五页的备忘录，概括了他关于空军在未来10年如何应对侦察要求的构想。他在那份发表于1951年7月的报告中说：“和平时期，在苏联收集情报，侦察机必须将被发现和拦截的危险性降到最低。”接着他又讨论了六种侦察工具，包括卫星——他认为在当时还遥不可及因而不会引起太多注意，和气球——这是他极力推荐的。他还推荐使用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同时，他再一次强调了研制高空载人飞机的必要性。　　　　
　　　　自1946年3月阿诺德退休后，空军研究工作就因缺乏关注和资金而步履蹒跚，这引起了莱格霍恩的不满。不久，莱格霍恩就建议将目前最先进的飞机改造用于侦察飞行。他想制造的飞机要能飞到45000英尺高度——超过苏联最先进的战斗机的飞行高度极限。要有足够的速度，超过苏机，并能飞越苏联内陆而无须加油。“这是第一次专门为飞入苏联设计侦察机的真正尝试。”　哈罗德·F。瓦伯格，莱格霍恩在莱特机场及以后在五角大楼的同事回忆道。　　　　
　　　　当时可用的是“堪培拉”——最新英国双引擎喷气轰炸机，它的性能特点完全符合这一要求：飞行高度48　000英尺，最大时速540英里，飞行里程约3　600英里。这架英国电气公司生产的新式战斗机在1949年5月首飞，1950年3月它的一个侦察机型——“堪培拉PR3”也首次面世。　　　　
　　　　莱格霍恩对“堪培拉”提出了进一步改造的设想：加长机翼，增设功率更大的罗尔斯－罗伊斯“Avon…109”引擎，把飞行员减二为一，拆除装甲层和其他战斗装备。这样，即使是加满油后的“堪培拉”也能飞至63　000英尺高度，并在飞行中因油被耗损后能飞至67　000英尺高度。英国电气负责制造这种侦察机模型。　　　　
　　　　“我们感觉自己就像是航空业界的先驱。”瓦伯格说。　　　　
　　　　即使不是莱格霍恩预想的那种飞机，它也毋置疑是对华盛顿用于侦察飞行的飞机的巨大改进。莱格霍恩预定了12架改造过的“堪培拉”，并建议成立特别侦察部队来驾驶。他与在莱特机场的皇家空军联络官密切合作，绕过通常的官僚渠道和文山会海，他把自己的想法兜售给他的上司们，他们又呈交到五角大楼，以征得他们的同意并争取到资金。但这些想法遭到保守的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的阻挠，他们认为飞机必须适应战争需要，应包括更重的飞机机架。　　　　
　　　　当向勒梅将军讲述他的计划时，莱格霍恩也遇到了阻力。“他不感兴趣”，莱格霍恩说。那个SAC司令对此项他管辖之外的特殊侦察行动毫无兴趣，他也看不到制造这样一架专门飞机的必要性。莱格霍恩还提议，这些飞机部分用于侦察苏联军事基地，而这些地方，勒梅可能有一天会派轰炸机去实施轰炸。　　　　
　　　　1951年，当莱格霍恩还在与空军徒劳地争论时，华盛顿正为最冒险的侦察飞行作准备——深入苏领空的飞行任务。沿边境的侦察不能给华盛顿提供足够的关于苏联境内纵深处的陆军行动的情报，更不用说聚集了苏联大多数军事、工业力量的腹地了。冒险深入苏领空的压力随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增加了。因相关记录依然保密，很难确切地知道美机是从何时起开始受命这样做的。空军历史学家R。嘉吉·霍尔在此问题上作了广泛研究，他发现杜鲁门首次同意深入飞行是在1950年，中国军队开进朝鲜战场后不久。杜鲁门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劝说下同意的，他们担心苏军装配有核武器的远程TU…4轰炸机会被派遣到库克斯基半岛的基地，从那里，只需从阿拉斯加穿过白令海峡，轰炸机就可飞抵西雅图。　　　　
　　　　朝鲜战争的战场虽然只在远东，但仍加深了华盛顿对想像中的所谓莫斯科准备进攻西欧的恐惧。空军担心，一旦受命去轰炸苏联目标，美国飞行员们将只能盲目飞行，因为他们不确定军事和工业目标的确切方位，对苏空军防御毫不知情。尤其是在夜间或阴雨天飞行时，导航员不能依赖视觉，需要靠雷达把飞机引向目标时，这显得尤为危险。除非他们熟悉雷达所追踪的目标的地形和地表特征，能在雷达显示屏上辨认出具体目标，否则，领航员很难指挥准确的轰炸。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派飞机到苏联西部地区收集雷达图像，以备将来开战时使用。因为雷达侦察无须依靠光线，这些行动就可以在夜间进行，苏军也就更难察觉它们。　　　　
　　　　1952年，侦察工作加快了步伐，尽管在远东，有两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