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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帝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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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侦察工作加快了步伐，尽管在远东，有两架入侵苏领空的美机失踪，第一架是6月13日在日本海上，第二架是10月7日在日本北部的太平洋上。这两次飞行都是沿海岸线的情报收集行动。两架飞机上共有19名飞行员，虽被认为已全部遇难，但却只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一年年底，美国侦察机都聚集到了苏属太平洋和波罗的海沿岸。
这时，莱格霍恩已搬到了华盛顿，在那里，他终于找到了空军中的知音，他们能排除陈见，赏识他在先进侦察机上的卓越见解。他的新盟友上司兼赞助者伯纳德·施里弗上校，是空军发展部副部长的助理。“莱格霍恩具有远见卓识，”维尔伦回忆说，“他可能只是个上校，但他看起来根本不像。甚至只是个中尉的时候，他做事就像将军了。我亲眼看到他告诉将军们应该做什么。他是真正的幻想家。他知道我们缺少的就是有创意的想法。”
施里弗听说过莱格霍恩的“堪培拉”计划和其他新鲜想法，而且他也正在寻找一位能帮助策划空军未来侦察的充满想像力的官员。他们在空军策划工作室合作的六个月里（从1952年8月到1953年1月）给五角大楼带来了一股崭新的关于侦察技术的冲击波。当老式侦察机被苏联从空中击落时，这两个人正不遗余力地开发能躲避敌方炮火的的情报搜集系统。
施里弗不是普通的空军军官。他有斯坦福大学的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还是阿诺德的保护对象。“我很幸运，30年代初从飞行学校毕业，还是一名预备军官的时候，在莱特机场，我就在阿诺德麾下工作了。在那里，我才真正了解了他。”施里弗说。
施里弗是1917年七岁时，与母亲一起移民美国与父亲团聚的。他父亲是德国轮船公司的一名工程师，1917年4月6日，美国向德宣战时，他被困在纽约，轮船也被没收了。一家人定居在德克萨斯州，在圣安东尼奥城外的陆军机场观看了一架双翼飞机起飞和降落后，施里弗与飞行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22岁的他进入在德克萨斯州凯利基地的陆军航空兵飞行学校学习。
这个高个儿、整洁讲究的飞行员，对飞行的热爱仅次于打高尔夫球。他从飞行学校毕业不久就遇到了阿诺德。从阿诺德那里他知道了采用新技术加强美国制空权的重要性和与军外科学家及工程师密切合作的优越性。通过阿诺德，施里弗又在加州理工学院结识了阿诺德在科学界的主要联系人西奥多·万·卡门。阿诺德对万·卡门的喷气推进和火箭发动机实验的浓厚兴趣给施里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看出那位科学家想要使陆军航空部与研究发展项目中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1944年，施里弗驻扎在远东时，阿诺德征召万·卡门领导一组科学顾问规划飞机和武器的发展前景。1945年1月9日，在科学顾问组第一次会议上，阿诺德特别强调了新技术的关键价值。“我与万·卡门已经一起工作了20年了，有时，我对他懂得的那些我们还没有运用的知识感到很神圣……我不希望美国再重复我们走过的路。”
战争结束后，已是上校的施里弗要求到五角大楼工作，部分原因是为与即将退休的阿诺德合作。施里弗的头衔很长——物资部副司令办公室科学联络部主任，这与他的职责倒是非常相称。他是陆军航空部与万·卡门的联络点，战后，卡门的顾问组重组，并更名为科学咨询委员会。施里弗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帮助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一些在导弹和卫星研制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发现无党派专家的意见是多么有价值，他们的判断不会受五角大楼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地盘斗争的影响而失真。
对整个国家都不幸的是，阿诺德的继任者并没有继续支持这些科学研究。1947年，国防部门重组和美国空军建立时，万·卡门的顾问组暂时失去了影响力。战后的国内经济发展抢占了部分军事资源，而整个国家却还不得不保持在战争状态。战后环境不鼓励在未经试验的军事科技上投资，尤其是在像空中侦察这样的专门领域。当他们驾驶着那些只会招来苏军攻击的、笨重的活塞引擎飞机执行侦察任务时，美国空军为他们的保守付出了代价。
施里弗和莱格霍恩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们都处在相当有影响力的地位。到1952年夏季，施里弗辞去他的科学联络工作，当了一名空军高层策划者。他工作的一部分就是策划空军的未来和设计保卫祖国的武器。他领导着一个工作小组，并总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他让莱格霍恩负责开发未来情报和侦察武器，还指导他制定出一个未来10年的规划蓝图——在空军称为“开发计划目标”。莱格霍恩的两个助手维尔伦和尤金·基弗也是高空照相侦察的热情拥护者，他俩都曾在莱特机场与他合作过。
“我们知道美国侦察机正在走下坡路，”瓦伯格说，“这刺激着我们加快制造新式飞机的脚步。”
莱格霍恩到华盛顿是临时安排的。他通过在五角大楼的老关系，向施里弗游说他的想法，包括施里弗应该让他的决策办公室增加情报和侦察机构的核心思想。施里弗呢，则安排莱格霍恩、瓦伯格和基弗到华盛顿执行短期任务，而不是把他们长久地安置到那里。一周后，临时安排就到期了，非但不会有什么成果，反而浪费了本来就不多的政府出差津贴。“真混账，”瓦伯格说，“我们不得不返回莱特机场重新受命，否则每天10美元的政府津贴很难支撑我们在华盛顿的工作。”
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这些人只好挤在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办公。莱格霍恩痛苦地向施里弗抱怨那些恶劣条件，“我们目前的条件这么糟糕，让人难以相信空军参谋部重视这项工作。”他在一封信中说：“在目前的工作条件下，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到年底就能给发展计划目标作好准备。”
由于莱格霍恩与施里弗的外部关系网，他们才能请到诸如宝丽来公司的埃德温·兰德、哈佛天文学家和镜头设计师詹姆斯·贝克、哈佛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爱德华·珀塞尔、康奈尔航空实验室的艾伦·F。多诺万等这些优秀顾问，给他们提供宝贵建议。
在莱格霍恩来华盛顿一年之前，施里弗部分是因为莱格霍恩的敦促，与麻省理工学院签订合同把情报和侦察课题添加进“林肯计划”里，那是高度保密的美国空军防御系统的研究项目，学院先前已同意为空军启动研究。自1952年1月始，从学术界和商界选出的侦察研究组的15名成员，对空军侦察项目作了透彻的调查。那时仍在代顿的莱格霍恩，被任命为莱特机场调查的联络官。兰德、珀塞尔和贝克也是调查组成员，他们遍访了全国空军基地，听取了许多空军军官和学术专家包括施里弗和莱格霍恩的意见。工作组在波士顿塔山的一所秘书学校设立了工作室，称做“塔山调查组”。
4月份，他们开始为空军作总结。6月，在莱格霍恩调到华盛顿之前正式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给研制高性能侦察机和寻求深入苏联境内侦察的新手段提供了新思维。调查组的结论与莱格霍恩的意见极为相似。“我们已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对和平时期潜在敌对国家的军事实力、行动和部署的情报依赖于空中侦察。为避免政治纠纷，此类空中侦察行动要么是在友邦领空进行，要么飞入苏联领空，前提是必须有一批性能优良、反侦察能力极强的飞机。”
调查组提出了各种有创意的参考意见，如把照相机装在能深入太空200英里的火箭上。吉姆·贝克断定，在此高度，最接近苏联国境的长焦距照相机能拍到苏联国边境内1000英里远的地方，能显示出机场、城镇、河流、田地和森林。不过，对莱格霍恩来说，最关键的是与他设想的侦察飞机有关的部分。本书讨论侦察工具的第11章中谈到了在此高度专门的“涡轮喷气引擎的摄像载人飞机”。报告指出，若能对现有的飞机进行改造，几天内就可制造出一架这样的侦察机。他们还直截了当地点明“堪培拉”是不错的选择。此时，莱格霍恩在比基尼环礁提出的战略侦察理念，及他在波士顿大学意外得知完美的隐形侦察机的可能性构想，已经成为八年前的往事了。现在，这份报告显示出很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都站到了莱格霍恩一边。这份报告在空军、国防部、白宫广泛传阅。
第一部分第三章 聚焦圣莫尼卡（2）
在1952年余下的时间里，莱格霍恩到华盛顿为施里弗规划侦察蓝图。他选择特殊空中侦察作为五个最高目标之一，还强调了高空飞行的益处：“能够发现和识别目标，对敌军军事力量作出评估，证实关键情报包括原子弹、雷达和地形图表。”他也指出空中侦察的优势：“快速及时、覆盖面广、精确度高。”他还画了一张表格，用来比较不同的侦察工具可能的飞行高度，包括传统飞机、改造后的“堪培拉”和气球及“全新轻型载人涡轮喷气飞机”，大气层外还有卫星。这张简单的草图显示了每种工具能进入苏联领空的距离。涡轮喷气飞机具有飞行高度7万英尺和深入苏联境内1 500英里的双重优势。
1953年1月，离开华盛顿前，也正好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就任总统之际，莱格霍恩最后一次敦促施里弗开发能够拍摄具体军事目标和工业基地的轻型单引擎飞机。完成施里弗交给的任务之后，莱格霍恩又一次从紧张任务中回到柯达。他不知道，他已经启动了包括两年内完成U…2侦察机制造的应急计划的一连串后续事件。
第三章聚焦圣莫尼卡
默特·戴维根本用不着去阅读美侦察机被击中的报道，就已对政府在采用新方法去刺探“铁幕”背后信息的行动之迟缓感到失望透顶。但他的埋怨与莱格霍恩的高空飞机无关，戴维的雄心壮志是把美国送入太空。他是火箭和卫星计划的支持者，与圣莫尼卡兰德公司那些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从4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致力于推动卫星的研制。但在华盛顿，他们并未能产生多大影响，甚至于连莱格霍恩和施里弗这样天马行空的思想者都怀疑卫星计划能否在短期内实现。但兰德人从不言弃，一份接一份的报告详细说明，利用卫星能做从飞行侦察、天气预报和通讯等任何事情。虽然他们的梦想直到60年代才实现，但他们早期的工作是极具开拓性和预见性的。若非如此，美国气定神闲地从100多英里的高空俯瞰苏联机场和工厂的日子就会姗姗来迟。
从渊源和地理状况（随着人口和工业投资的大量涌入，南加州很晚才开始向西海岸气候适宜的广阔地域扩张）来看，兰德并非典型的研究机构，其前身是战时和战后被吸引到南加州的航空团体，它之所以成立于此，部分是因为加州理工学院拥有古真海姆航空实验所和喷气推动实验室，以及阿诺德将军对西奥多·万·卡门所领导的科研工作的信任。兰德作为陆军航空部在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研究和工程机构，由阿诺德将军及其同仁于1945年创立。兰德相信，战后的空军需要继续利用民间科学家和工程师开发新的武器系统。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阿诺德告诉陆军部长亨利·斯廷森说：“在这次战争中，陆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都空前地使用了民间科学和工业资源，而结论是，我们尚未建立一种平衡，以保证军事与其他政府机构之间、工业与大学之间持续的团队合作。科学计划必须比实际研究发展工作提前数年实施。”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也深有同感，虽然他并未直接参与兰德的创建。早在1946年6月的一次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会议上，还是陆军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并非夸大维持全方位、积极的研究和发展项目的必要性……在导弹、电子仪器和高速度、高性能的飞机方面，探索是无止境的。我们不能允许自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那将是致命的危险。”
一开始，兰德只是一个鼓励打破传统、摆脱五角大楼官僚限制和酝酿长期计划的组织，其成员如戴维等都被给予很多自由。兰德鼓励在解决传统军事问题时采取新式方法，如收集敌军情报等。繁文缛节、党派之争、敏感的局势等都使五角大楼采取行动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而这些掣肘的因素对兰德来说并不存在。1947年5月，工作人员们搬进兰德自己的办公室，那是百老汇与第四大街交汇处的一栋两层建筑，几个街区外就是迷人的海滩。周末，戴维和同事们会去圣莫尼卡码头两边宽阔的沙滩晒晒太阳，或打打排球。
戴维和他在兰德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这个沙滩。事实上，大海、阳光和适宜的温度早在1940年就把他吸引到了圣莫尼卡。他起先因为个子太高，不便钻进封闭机舱，而被陆军拒于门外。后来，当这个6英尺7英寸高的飞行员志愿加入空军时，空军欣然接纳了他，但当他们把戴维从开放机舱转到封闭舱，发现必须把降落伞留在机场，才能把他塞进狭小的飞行员座舱时，他们也只能辞退了他。
戴维于1917年生于圣保罗，两岁时随父母迁到加州，定居在帕洛阿图市。他叔叔是一战中的飞行员，戴维自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磨炼飞行技术，不久，他就把课余时间完全用到了海湾旁边的小机场上。中学毕业，尚未考上斯坦福大学之前，他就获得了飞行员资格证书。戴维的兴趣早已转向蓝天，他一直梦想着能在天空翱翔，作特技表演。1938年从斯坦福获数学学位毕业后，戴维到位于里诺市的内华达大学任教，课余时间里，他多是从特拉基草原（内华达山下的平谷）的当地机场起飞，去作空中演练，以检验自己的技术和勇气。“我喜欢玩发动机失灵之类的游戏，”他回忆说：“你知道，飞机熄火时，你被激发起来，想方设法玩儿转它。这可是孩子式的游戏。”回想往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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