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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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投资，没有股票期货，没有楼市，没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那时候人们耻谈利益，而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今天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　

　　四通总经理万润南满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政治大变革就在眼前，而中关村将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要给中关村的新革命赋予政治意味。一个做公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科海总经理陈庆振估量电子一条街上崛起的企业群体，发现众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进而倡导联合。他的想法本来只有经济含义，但在当时的局面中，难免被赋予组织起来的意味。大家于是筹划成立一个中关村电子集团，还当场确立集团宗旨：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说白了，这是要让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业家联合起来，步调一致。
　　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过高估计过去一年获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这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些试图组织起来的人，这些想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人，就会在事态的急剧变化中大吃一惊。
　　当时社会对于白颐路的民营经济百般疑虑。庆幸的是，那时新公司还没摘掉头上的红帽子。可以说，除了王文京的刚刚成立的用友，中关村的所有人头上都有一顶保护伞——不是全民的就是集体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这个夏天来到这里时，胡昭广便把红帽子一个一个拿出来。他说：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欣欣向荣。看着这位市长满脸疑问，他又辩解道：这种企业的特点是实力雄厚，一旦引入新的运行机制，能把沉淀着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激活，即使不投资也能产生大的效益。这一番话说得陈希同高兴起来。不过，这位市长显然更关心白颐路有没有把全民所有制给吞噬了。胡昭广于是赶紧报告：在700多家新技术企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1％。市长大感欣慰，满脸堆笑，连连说：一旦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四通公司的知识分子于是大着胆子站出来，以民办企业代表的身份说了一番话，没有反应。联想的柳传志当场表示：四通走出了一条捧泥饭碗的路，我们衷心地为这条成功的路叫好，也没人鼓掌。报纸上倒是有些说法，不过不是叫好，而是在阐述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这种对民营经济的疑虑，当时有个证据，就是四通公司。过去几个月里，万润南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把他引上歧途，由于这位老板的指引和鼓励，整个公司也离开商业轨道，卷入政治的漩涡。随后，万润南逃出京城流亡国外，把四通公司留给那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中关村。
　　看来四通在劫难逃。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看到了他的机会，决定抓住它。这个人就是段永基。他是四通公司副总经理。此前他在中关村的创业史上平淡无奇，此后他将成为最大玩家，直到获得中关村村长的声誉。

　　段永基也不断接到周围的人向他发出的警告。根据他在过去几月的表现，他的处境不会比那位上司万润南好多少。从当时的情况看，段是有机会逃亡的，因为他已成功到达香港。可是他却孤注一掷地掉头北上，返回京城，像个没事人似的到公司来上班。　

　　段永基具有投机者和冒险家所需要的惊人天赋，尤其是处理危机的能手。形势越是对他不利，他就越是脸不变色。他在1946年出生于甘肃。那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当他在中关村成名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北京人。每逢这时，他就会说：我是西北人，穷乡僻壤。1965年才进北京的。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极为强烈的奋发向上的精神，但却很难看到一种恒久不变的价值取向。段永基在这种环境长大成人，带着几分与生俱来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的身材中等，体格并不强壮，头脑异常敏捷，既热情又冷酷，既讲义气又好权术，兼有细心周密和漂浮张扬的双重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涉猎颇广，及至步入中年，反倒更加注重人情世故的修炼。文革期间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与其说是学习专业，不如说是学习与人奋斗。毕业之后，这年轻人一度想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也的确做了一阵中学老师。但他很快改变主意，想要从事科学。当他有机会成为航天部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时，又对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前途失去兴趣。在一次偶然的交易中，他从他的当化工厂厂长的同学手里，用两块钱一车的价格购买废渣，从里面提取黄金转手卖出，大捞一笔。这让他发现了自己在商业方面的才能，还有利用他人之长为己谋利的特殊本领。于是他再次改弦更张，进入四通，成了万润南麾下的一个副总经理。那是1985年，他39岁。
　　像很多出身底层的人一样，他在思想深处渴望出人头地，但此后几年并不显山露水。当王缉志成为四通电子打字机的技术领袖时，他的角色非常模糊。他有时候管销售，有时候管生产，有时候在和日本人的合作中担当重要角色，有时候只不过给王缉志打下手。显然是电子打字机的成功和公司的蒸蒸日上，使他把自己的命运与公司绑在一起。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几个星期，他眼看万润南把公司一步步拖进政治深渊，第一次对他钦佩的这位老板产生怀疑。当后者终于匆匆逃亡、公司所有高级经理全都张皇失措的时候，潜藏在他身体深处的那种异于常人的禀赋，终于到了爆发的一天。　　

　　在这危机关头，他以特有的胆魄和几分赌徒心态投入战斗。他在6月5日直奔天津，他知道那里存着公司的2000台2401打字机。此后两天他奔波于京津之间的公路上，把那些打字机全部运回来，装进玉泉山脚下的一个破旧车间。他相信，不管形势发生怎样的变化，2401终究是2401，不会没人要，所以打算囤积居奇，只等风声一过，高价卖出，养活公司那些嗷嗷待哺的员工。公司员工已作鸟兽散，但他相信他们会回来。
　　段永基干完这件事，回到家里，静待命运之神降临。就这样挨了两天，他接到日本三井公司的电话。这是四通在商业上的合作伙伴，现在请他到香港去见面。他顺利到达香港，三井公司的老板迎在那里。
　　此后五天，他住在酒店，闭门不出。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四通来说，这都是相当关键的五天。就像我们在前面叙述的，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全是与众不同的念头。走出房间时，段告诉他的日本朋友，打算回北京去。
　　段永基回到中关村。四通那时就在白颐路和四环路的交叉口上，这地方如今矗立着科贸电子大厦。当时大厦还没盖起来，只有一栋二层楼房。楼上是联想，楼下是四通。两家公司俨然成了生意场上的竞争者，还曾经为了抢占门前一块广告牌大打出手。可现在，柳传志去找段永基，请来一道吃饭，表达自己对四通的敬意，又说：这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我们不愿意它倒下。
　　说来真是奇怪，就算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候也会依靠在一起。白颐路上无论是喜欢四通的还是讨厌四通的，没人愿意它垮台。就像胡昭广和柳传志不约而同地说过的，它是一面旗帜。当时这个举旗的人似乎非段永基莫属，因此当他被带到公安部门接受调查的时候，人们都预感到这面旗帜要倒了。

　　段永基晚上接受询问，白天却回到公司主掌局面。这真是中国司法史上奇特的一幕。那些天，但凡公司里有人问候，他就强作笑颜，连说：很好啊！很好啊！　

　　他的笑容越来越自然，因为他预感到自己就要从这场以命相博的赌局中得彩了。由于临危不惧，自投罗网，百般周旋，他居然占了上风，进而成为中关村最富盛名的企业家。7月19日，四通董事会举行特别会议，罢免万润南的董事长职务。沈国钧被任命为董事长代总裁。段永基是个副总经理。他的全面执掌四通，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公司的事实上的旗帜。员工们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不是由于他的经营管理之道，而是因为他在危难时刻没有撇下公司。他当时声称有办法力挽狂澜，拯救公司，现在也被证明不是吹牛。他的办法说来简单。想当初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那些2401打字机囤积在玉泉山下，现在就像变戏法似的拿将出来，换回现金，来给员工发工资。
　　段永基凭着勇气、智慧、以及几分赌徒心机，总算化险为夷。然而从保存下来的文件和其他当事者的陈述可以看出，如果政府当真拿他开刀，他就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作为试验区办公室主任，胡昭广那时候义不容辞地成为清查组组长，诸如段永基这样的人，都是他的目标。当时白颐路上的公司领导者都对这位胡主任抱着戒心。不过，胡昭广对段永基却没有敌意。事实上他对段永基和警察之间的秘密了如指掌，还知道警察对他不错，天天给他西瓜吃。他对这一切都佯装不知，只一个劲儿对警察说：人家从香港回来了。要是有大问题，能回来吗？
　　胡昭广还找到一次机会向市委书记李锡铭禀报。他抱怨道，各方面的指责铺天盖地的，就是要把开发区灭掉的感觉，让他这个主任面临巨大压力。这促使那位书记不能不考虑这件事。显然是决心挽狂澜于既倒，也为自己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形象，他督促属下那些高级官员讨论这个问题。会议从下午2点直到晚上7点，他们每个人都说了话。胡昭广在一旁恭听，他发现李锡铭连厕所都顾不上去，一直在苦思冥想。到最后，胡昭广终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万润南是万润南，四通是四通。李锡铭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胡昭广如释重负，当即把这消息告诉同事，好让李书记的话在一夜之间传遍中关村。这是他的原话，胡昭广逢人就说，对，原话。我们在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看到这句话，但却倾向于认为它不是胡昭广的杜撰，而是真的。因为这是中关村里传得最迅速也最为久远的一句话了。李锡铭也从来没有出来否认。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念念不忘。另外一个身临其境名叫王思红的人说：这一句话就把四通解放了。而四通公司的确是从这一天开始重新运转起来的，段永基也是在此后不久便被释放回家。有意思的是，这时候胡昭广主持的对四通的调查还没开始呢。他先得到市委书记的令箭，然后又去四通公司召开大会。市领导说啦，他对着一屋子张口结舌的人说，四通还要办下去。
　　现在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的、也是最富有深意的部分。社会舆论纷纷倒戈，政府中的某些官员表现了坚定的团结精神。他们成了中关村的潜在的支持力量。这些官员在袒护什么吗？不是段永基，甚至也不是四通。他们显然是要保住中关村。这在此前和此后都有无数例证，即使在当时，也由胡昭广很明确地说了出来：如果四通被灭掉了，试验区就一定完蛋。　　

　　四通有那么大意义吗？有个记者将信将疑地问。
　　有！他断然说，因为四通是四自的旗帜。
　　1990年，中国经济的萎靡不振已经进入第二年。社会需求被抑制了，物价下降了，老百姓不再争挤兑银行、抢购粮食。不过，市场上的东西却又卖不出去了。市场疲软了，工厂里的机器也就跟着疲软，整个国家的工业甚至还出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了。所以邓小平不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成绩，反而抱怨：和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这叫滑坡了。出现这么多始料未及的事情，不要说老百姓，就连那些永远有理的经济学家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出来打圆场。

　　原因何在？1990年中国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其实都是政治问题。一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显然存在急速地向左转的倾向。过去10年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改革开放的观念、经济第一的观念、市场的观念、利润的观念、经济多元化的观念、人的价值的观念、需要一个中产阶级的观念，似乎全都推倒重来。甚至80年代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拯救中国还是危害中国这样的问题，也成了当时人们意见分歧的焦点所在。中国人在整个80年代如火如荼地改革了一场，共产党执政几十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举世为之惊叹。此外还有深圳特区和珠海特区、还有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崛起，还有沿海14个对外开放的城市，还有北京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可是，按照那时候有些报纸上的说法，这些成就全都值得怀疑了。　

　　历史学家总是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他们不相信历史长河中会重复出现同样的情景。但是历史如果真的重复起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比如我们身处1990年的中国，就会禁不住回想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话，比如阶级斗争，比如资产阶级的温床，就是似曾相识的。10年以来活跃万分的那些媒体，现在一如既往地活跃着，不过，说出来的话不一样了。那时候，它们大张旗鼓地主张解放思想，冲破禁区。现在，它们剑拔弩张地批评改革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
　　在中关村看来，这些问题充其量是意识形态的是非，他们吸取前车之鉴，敬而远之，只关心自己企业的生存和员工饭碗。可是到了1990年2月22日，白颐路上的气氛也不对了，就算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能不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他们发现，政治批判的矛头朝着他们这些人转过来，日愈逼近。这一天。《人民日报》把一篇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刊登在第一版上，通栏，大字标题。作者写下千言万语，其实最重要的话只有一个问题和一个答案：
　　——今日中国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