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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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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都已知道，这场冲突后来铸就了俞敏洪的伟大事业——新东方学校，把他变成一个拥有100万在校学生的校长。他的新东方大厦位于中关村西区。这里早先是海淀区政府机构的所在地，后来政府搬走了，老式建筑被推平了，插满一大片光彩照人的大厦，就此成一个热闹、奢华的商务中心。有一天俞敏洪来到这里，一眼看中，把其中一幢楼买下来，作价3亿元。
这都是后来的事。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未来竟会如此辉煌。1992年初他的大学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的一间小教室里开张。他的第一批学生只有3人。北风呼号，天寒刺骨。教室里连个暖气也没有。他后来回忆说，那是他平生最艰难的一段时光。然而随着冬去春来，他的学生迅速膨胀，乃至这间教室里面无法容纳。于是俞敏洪把他的大学带回未名湖畔，先是租用一间大教室，然后又租用大礼堂。后者面积巨大，可以容纳3000人，居然场场爆满，没有虚位。
这位28岁的校长讲起课来，听者众多，如同一场盛大的集会。他能如此叫座，原由在于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的特殊形势。出国留学变成年轻人的时尚。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那三年里出国留学的年轻人，比此前30年的留学生加在一起还要多。你怎么还没走啊？成了那个年代的流行语。在中关村，大学生们聚在一起就是这个话题。托派迅速占了上风，这使得英语培训和出国咨询转瞬成了最走红的行业。俞敏洪印制的小广告在急速增长。根据一位擅长调查的记者卢跃刚的统计，开始时每周印制1000份，后来每天5000份。那时候大多数公司不在媒体上刊登广告，他们没有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大街两侧的电线杆子就是他们的广告牌。也就是被叫做城市牛皮癣的那种东西。好在这里集中了30万个大学生，出门就能看见。像北京大学三角地的那块十几米长、三米高的广告栏，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俞敏洪指派一个属下前去，把自家的广告糊到别人的广告上，却不料早有竞争对手潜藏暗处。那一边跳将出来，挥刀便砍。这一边猝不及防，血溅当场。
这场不大不小的械斗发生在1992年早春，意味深长。北大三角地的闻名遐迩，原本因为它在过去年代始终都是青年学生指点江山的舞台。20年代的要科学要民主、40年代的反内战反独裁、80年代的反腐败，学生们都是从这里出发，一路喊着口号，走到都市中心。而今天，三角地竟因争夺广告进而发展成为持械行凶的现场，这是社会风尚由热衷国家政治转向物质第一主义的一个证明。
从1989年春天到1992年春天，这非同寻常的3年是中国的艰难时代，非但国家政治无常，经济跌宕，而且年轻一代的心态也出现根本变化。在经过漫长的茫然和颓唐之后，他们重新开始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出国潮已是既成事实。徐小平在后来好多年里一直把它叫做逃亡的时代。这是有点根据的。因为当时源源离去的不仅是人群，还是人心。在太平洋的那一边，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给予中国移民更加宽厚的永久居留政策，叫无数中国青年惊喜万分。不用说，这些人内心深处最重要的计划就是得到绿卡。如今中关村的好多出名人物，徐小平、李彦宏、邓中翰、严望佳、周云帆、杨宁、田朔宁，都是这支队伍中的成员。当时没人想到，他们居然在10年以后掀起回国潮，会把你怎么还没回来啊当做最常用的见面问候语，那口气就像10年以前说你怎么还没走啊一个样。
但是也有些人，被一种鬼使神差般的力量留在白颐路上，没有逃亡。杨元庆是其中一个，郭为也是一个。这两个人自从在1988年进入联想，一直都在盘算着出国读书的计划，却被柳传志以各种方式挽留下来。到了1992年4月，此辈双双成为柳传志新人战略中的重要角色，郭为被任命为联想公司助理总裁，而杨元庆也从一个低级销售人员一跃成为计算机辅助设备部总经理，实际上是外国品牌的代理商。此后2年里，杨元庆把它的年销售额增加10倍。在一定程度上说来，它是联想微机终于崛起的前奏曲，也是杨元庆个人历史的新起点。十几年后他如愿以偿来到美国，但不是作为留学生，而是就任收购IBM全球个人计算机业务之后的新联想的董事长杨元庆后来成为是联想集团总裁；郭为后来是神州数码总裁。关于这两个人的故事，我在《联想风云》中有详细的叙述。
至于当初留下不走的原因，与其说是柳传志的规劝，倒不如说，他们初来乍到，发现中关村是个老一代已经过气、新一代还无踪影的地方。于是他们打算做这新一代人，而且说到做到。很多年后学者们喜欢说的第二代，就是指他们这些人。其中有些人在90年代把中关村弄得红红火火，一浪高过一浪，因而名气颇大，还很富有，就连他们的那些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也艳羡不已。
除了杨元庆和郭为，还有冯军。当我们国家进入21世纪的时候，此人已是华旗资讯的总裁，把他的爱国者牌弄得满世界都是。而在1992年早些时候，他还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四年级学生，跟着新东方学校一个名叫李雨红的老师学习托福攻略。很显然，这是在打出国留学的主意。可是到了夏天毕业时，他却改了主意。他来到中关村大街上，从推销计算机机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由此可以看出，中关村第二代人的工作方式和资本积累，和他们的前辈没有什么不同。此外还有鲍岳桥，还有雷军。这两个人都是在这一年进入中关村，一来就不想走了。前者钻进希望公司的一间地下室里。这小房间原本是女员工的更衣室，现在被他搬进一台电脑和一张床。后者创办了一间公司叫北京金山。我还是喜欢中关村，雷军说，曾想去硅谷，最后还是没有舍得离开。他这样说，是因为他念念不忘在中关村里认识的两个人，一个是周志农，一个是求伯君，都是第二代程序员中的出类拔萃之辈。
那时候中关村是中国计算机产业的荟萃之地，或者像雷军说的，是圣地。到这里来朝圣的年轻人真不少。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是一代新移民。仔细推敲起来，中关村的第二代中，除了发明自然码的周志农是个北京人，其余都是外来人。这是一个很长的成功者的名单。杨元庆来自安徽，郭为来自河北，冯军来自陕西，雷军来自武汉，鲍岳桥和求伯君来自浙江。此外还有用友公司的总裁王文京，他来自江西。汉王科技总裁刘迎建，他来自南京。新奥特集团的郑福双，他来自浙江。亚都公司的何鲁敏，他是中关村第一个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这些人当时全都30岁上下，全都毕业于中国的名牌大学，全都拥有无比的自信，全都游离于浩浩荡荡的出国潮之外，留在中关村，然后出名了，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关村的风云人物。
有个人当时并不在这个名单里，然而他却是中关村第二代企业家中最精彩的人物之一。此人就是王志东。他的故事我们在前面已经开头，在后面还要继续，现在要说的是，1991年和1992年相交的那几个星期，他做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那就是放弃他的留学计划。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一决定让他的命运以及整个中关村的面貌都大为不同。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早春，就连《人民日报》这家一向在关键时刻号令全国的报纸，也不知所措了。它在等待中南海新一代领导者的指示，而全中国都听到了时代的脚步声。可以说，这声音是从大批判转到经商潮、从计划转到市场、从主义第一转到经济第一。1月的最后一周，广东省有个农民说：我不管你们搞的什么主义，现在就很好。你说这是社会主义，那就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那就资本主义好。这话如果只在私下悄悄说说，倒也没什么。让人惊讶的是，当时这农民的对面站着一大群党的高级官员，他们簇拥着一个老人，那正是已经退休26个月的邓小平。《1992年邓小平与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出版）。
然而事情还没完。这位88岁的老人从北京走到武汉，从武汉走到深圳，然后又在上海过了春节。他一路走一路说，发自内心，既真诚，又尖锐。国家主席杨尚昆成了陪伴在他左右的一个配角。那一天是2月10日上午，晴空万里，天光澄澈。邓小平走进贝岭公司。眼前一大片设备全都来自美国，被巨大的玻璃笼罩着，一尘不染，所以这里也就叫做百级净化车间。它是生产集成电路的，这在当时中国是件新鲜事。公司领导者倾心尽力地向老人讲述这种技术。邓小平对于技术的热情与想像力，显然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当他在放大镜里终于看清了那块集成电路时，就感叹这东西像高楼大厦。然而，邓毕竟是一个政治家而非科学家，在他的内心深处，想着另外一个问题。他指着集成电路，忽然转头问吴邦国：
你说，这东西姓社还是姓资？
吴邦国那时是上海市委书记，全程陪伴在邓小平左右。听到老人问话，当即回答道：这东西过去姓资，现在为我所用，就是姓社。
对嘛，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引过来，它的姓就变了。变成姓社了。邓小平笑道，我们不少干部，至今姓社姓资这个观念还没有解决好，要再开放一点。
这话的用意，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全都心知肚明。要说他在力挽狂澜，也不过分。自从他在年初到南中国走了一圈，把那些激进的改革人物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全中国都跟着风起云涌。文人们再次激动起来，记者、作家、诗人、歌手，竭尽全力为这个春天唱出一曲又一曲颂歌。民间喜欢把它说成南巡，官方则说是南方谈话。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把他说过的话变成党的决议。2000多位人民代表聚会人民大会堂，要求把邓小平的话加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杨尚昆告诉那些还在犹豫的政府官员：更放宽些，更大胆些。他说完这话没几天，中南海再接再厉，制定文件号召全国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取消对沪深股市交易价格的限制，批准兴建和筹备一大批保税区，批准60个县市全面开放。还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5个内陆城市。从深圳开始，土地价格开始上涨，由南而北席卷整个沿海地区。不过，那时候政府官员不为这个发愁，他们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不知道怎么把产品卖出去。对于联想公司竟能每月把至少10万块微机主板出口海外，国务院机电部的官员全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于是召开厅局长会议，把柳传志邀来，听他讲述那茅台酒质量，二锅头价格的故事详见《联想风云》。。
经商之风已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没有谁会忘记这个激动人心的季节。此前他们对商人的说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将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经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这一年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个体户。按照国家人事部事后的估计，这一年辞官下海者有12万人，不辞官却又投身商业的人超过了1000万！另外还有大约数以百万计的教师、学生和科技人员在经商。你可以想像，那些还没有忙起来的人心里是多么躁动不安。眼看着别人纷纷兼职挣外快，心里着急啊。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说，看来图书馆是坐不住了。
全中国都在传播着发财的欲望和浮躁。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是党的方针立竿见影，还是整个社会在推着党向前走，也许两种情况都是有的，互为因果。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人热衷于经商不是没有过，1984年有过一次，1987年是第二次，但是都被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和经济整顿打断了。现在，国务院把那些年颁发出来禁止人们经商的文件都找出来，不是废止，就是修改，有400多份。我们国家的行政机构叠床架屋，一向仰仗红头文件的逐级颁发，或疾或缓地运转。如今中南海风气即开，各地群起响应，几乎所有的禁令都被取消了。政府可以办公司，学校可以赢利，教师可以兼职，官员可以做买卖，倒卖紧俏物资的人可以合法地从中牟利。有个检查机关公开声明，对回扣、提成和兼职收入，将不追究法律责任。有个工商部门跟着宣布，谁要是想办公司，可以不必申请营业执照。税务官员从来都是锱铢计较的，现在也大方了，说是可以不交营业税。皮包公司在1988年还是过街老鼠呢，政府严令除恶务尽，现在，报纸上公开为它们喊怨，说皮包公司是商业领域的润滑剂！学者们也开始编纂新时代的理论，很快达成共识：买空卖空不是犯罪，是供求双方的红娘。
中关村的人们看到这局面，颓唐之气一扫而光，不仅柳传志在国务院的官员面前神气活现，而且胡昭广他们也激动得脸上放光。5月15日是个星期五，江泽民来到中关村。尽管中关村好多年来就是中南海桌上桌下的话题，连续几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全都过问，但是党的最高领导者来到这里，却还是头一遭。那些等待好久的人们——李锡铭、陈希同、沈仁道、胡昭广、柳传志、段永基，眼看机不可失，一个接一个地在他耳边说：开发区没花国家一分钱啊、这就是科技人员下海啊、真是了不起啊。党的领袖被这一群人簇拥着，来到电子一条街，从南涌到北，又涌回来。他的笑容，他的眼光，他的举手投足，他在四通公司的展品前驻足观看，他在一架电子琴上奏出一首《大路歌》，都为这条大街增添光彩。这最后一个情节后来还被编成中关村的新故事，人人传诵。
这是在说电子琴？说《大路歌》？说这条街上的科技人员？还是在说试验区？没人知道。不过，这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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