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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革命 作者:凌志军-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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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说电子琴？说《大路歌》？说这条街上的科技人员？还是在说试验区？没人知道。不过，这不重要。在中国，领袖亲临历来都是一种象征，而现在更有双重的含义。在中关村，这表明来自保守主义者的威胁从此寿终正寝。《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杜涌涛一定闻出此中味道，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说：视察决不是一般的视察，讲话也不是一般的讲话。的确不一般。不然，这位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就不会当场做出决定：把中关村的模式推广到全国去；也不会在回到中南海的第二天便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另外22个新技术开发区，把它们设立到全国各地；也不会在三个星期之后再次来到中关村，坐在中央党校的讲坛上，宣布他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全国的行动，进而把过去两年多来保守派营造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来个大逆转。
从这时起，全中国都不再讳言市场经济的好处和计划经济的害处，国家计委宣布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减少一半，半死不活的私营企业重新活跃起来。记者纷纷跑到中关村来寻找新故事，这是在回应国务委员宋健的呼吁，花些力气宣传一下民办科技企业家。有个记者说：当年陈春先等人点燃的星星之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还有个记者干脆把那些民间企业家和最杰出的科学家们相提并论，说他们一样的高尚。说高尚，有溢美之嫌；说燎原之势，倒是真的。民办科技企业在经过两年彷徨之后，陡然增长起来，到了1992年夏天，全国已有1？9万家，有40万人在为它工作，这中间有70％集中在北京。而北京的这些民办科技企业中，又有70％集中在中关村。
今天人们沿着中关村大街向北，穿过三环路、四环路，进入信息大道，走马观花一番，可以看到道路逐渐宽阔，楼宇忽然高大，边缘整齐，开阔豪迈，一草一木都是新气象。这片土地在1992年的火热形势中被政府圈起来，开工兴建。当时它只是一个有着800户农家名叫上地的村庄，被一片农田包围着，一条狭窄的马路弯弯曲曲地伸到这里，像根羊肠似的。而今天，它已成为信息产业基地，被并入中关村版图，成为其中最具感召力的一部分。
单就成长速度来看，这片土地可算是突然崛起的典范，和中关村的核心区域相比较，它的影响大不相同。核心区在漫长岁月里渐渐形成，它所遵循的顺序是，先建大学和研究机构，然后修建居民区，最后才是新公司从里面乱七八糟地生长出来。公司混杂在社区中间。社区淹没公司，而不是公司覆盖社区。在旧城里，由原住居民制定社区规则，形成道德标准和民间习俗。而在上地这样的新兴之地，创业的历史是由外来人的突然闯入开始的，他们毁灭当地人的村舍和良田，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开始得晚，并不意味着它的步伐也会落后。事实上，在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上建设新城，要比改造一个历经千百年一砖一瓦建设起来的老城，更加容易，也更加便捷。这是整个国家城市扩张进程的通例。从中关村的特有环境来看，这块城市化进程较晚开始的地区，更有其独特之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政府行政力量的产物。
自从1988年试验区成立以来，上地堪称政府意志的第一个作品，也是由杰出和愚蠢共同绘就的伟大篇章。这一计划早在1990年就已悄悄展开。一群地方政府的官员认定，中南海为试验区划定的100平方公里疆界实在太小，因此试图制定一个扩张蓝图。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名叫戴卫的处长奉命来到这里，在做了一番详细调查之后，主张将中关村的原有边界向这座城市的三个方向大举推进。他甚至亲手绘制一幅想像中的新版图，附在自己的雄心勃勃的报告后面，呈送上级。令人称奇的是，后来15年中关村的扩张步骤，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这幅蓝图推向四面八方，他本人也成为中关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中，中关村的支持者们焦头烂额，自身难保，所以这一计划在长达12个月里被束之高阁。1991年，一批官员联合起来，试图在上地建造新社区。他们来自国家科委、北京市委和中国科学院，所以行动相当有力。北京市政府甚至不惜把上地村从版图上一笔勾销，把这块2600多亩原本属于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到了这年10月，政府匆忙宣布要在这里建设信息产业基地，把它当做北京市的第二号后劲工程。
冬天接着就来了，气温很快降到零度以下。在这个城市，这不是个适于施工的季节，然而建设计划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起来。让人放心的是，当时无论官员、学者还是企业经营者，没人对此持有异议。自从电子一条街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一件事能够像开发上地一样得到如此一致的赞同。这样，中关村试验区的扩张计划，就在它成立40个月之后付诸实施了。到1992年3月26日，这片土地迎来第一批买家。为了迎接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政府把一大群记者请到香格里拉饭店，向他们宣布，这是北京市第一次公开出让土地使用权。
把土地有偿出让当做一个招牌向媒体兜售，最好地说明了，上地的早期开发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圈地运动。它所包含的特征——丈量土地、修路、输电、供水、移民、摧毁原有的一切、输入资本和技术、营造新产业，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内容，一直持续到今天。
为了弄懂中关村在此后10年的扩张进程，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场圈地运动的由来和影响。就我们国家的历史来看，土地的买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农民由于贫困而将土地转卖他人，这一过程经由漫长岁月造成阶级分化，乃至严重的社会冲突。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也正是利用失地农民的怨恨和贫困，才获得广泛支持。这在30年代被共产党表述为打土豪，分田地，在40年代又有土地改革运动，也即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及至共产党夺取政权，立即颁布法令禁止土地买卖，然后又在一场全国性的运动中把农民的土地收归乡村集体所有，而将城市土地全部归属国家。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1988年，终于在一个宪法修正案中被改变。根据这一修正，土地所有权仍被禁止私有，不许买卖，但它却第一次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和出租。好多年来，在深圳和珠海这样的新兴城市，乡村干部一直都在偷偷地出卖他们名下的土地，由于利润巨大，甘冒违法风险。如今法律禁忌既开，土地买卖便在转让使用权的招牌之下日愈兴隆。依照当时国家税制，出让国有土地的收益，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四六比例分配，而农村土地也必须先由政府收购之后才能转为他用。政府很快发现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源，不免趋之若鹜，终于形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圈地热。
老实说，中关村并非这场运动的先行者，如果它对全国产生了更大影响，那也是因为它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一块皇城根下的土地以出卖方式易主，这中间的象征意义远甚于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时这个城市的土地管理局局长名叫陈书栋。他坦率地对一位记者说：我们一定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更多次。这位局长成功地阻止了官员中流行的利用土地出让为政府牟利的主张，并力主把土地的收入全部用来建设基础设施。他在3月18日签发的一份报告指出，上地的土地有偿出让仍属试点，所以应当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胆子更大一些，敢于试点的指示精神。他把报告呈送北京市三位副市长，张健民、张百发和陆宇澄，后面附有一套详细规则，主张将全部土地收入用于当地建设，又说它已获国家土地管理局的一致意见。然而他却没有提到，他的规则并不符合当时国家的财政制度，所以一经实行，立即和税务机关发生矛盾一家由政府创办的专门从事上地开发的公司，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在1992年7月21日提出一份报告，专辟一节说明关于土地出让金收入全部上交财政问题，淋漓尽致地描述了这种矛盾。报告说：按国务院《关于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颁发的实施暂行办法，依土地平均出让价每平方米800元和可出让地72万平方米测算，土地总收入为5。76亿元，即：1、交市土地局管理费每米1。50元，共108万元；上交区财政每米159。70元，共1。15亿元；上交市财政每米383。60元，共2。56亿元；上交财政部每米255。20元，共1。62亿元。我们认为如果执行土地收入全部上交，应先拨给征地拆迁和开发用款，不然无法进行开发工作。对此我们建议，目前仍按市土地局拟定土地出让和转让收入全部留给公司作为补偿征地拆迁和开发建设用款。
法律是慢慢改变的，当它改变之前，即使是某些执法者也常常会对越轨行为视若无睹，这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它的确激发了先行者的热情和想像力，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空间和更多利益。与今天某些政府官员拼命抬高城市地价的行为截然不同，在上地开发的早期阶段，这位北京市国土局局长促成了事实上的低价土地政策，使那些先行进入的人能够获得政府补贴，并且在尚未付清土地转让金的情形下开展大规模建设。
现在，试验区终于开始试验了。对于那些除了满腔热血之外毫无经验的城里人来说，上地还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蛮荒之地，然而从这时起，情形不同了。巨大的财富会在转瞬之间涌进来，又在第二天早晨流出去。有个名叫王思红的人成了这场变化的主角。中关村历史上杰出的女性凤毛麟角，此人有幸成为其中一个。她本来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失意教师，1988年中关村的一则招聘广告把她引来，通过一连串应聘程序，成了胡昭广的副手。1992年3月23日，在接到突如其来的一纸任命之后，她成了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政府匆匆忙忙把这个公司创办起来，名义上是发展高科技，其真实意图则是为了把上地以最快的速度卖出去，至少在最初是这样。
和中关村其他公司经理不同的是，王思红从一开始就代表政府。她很快得到5000万元的现金。政府把这笔钱交给她，说是启动资金。和中关村的那些寒酸的开拓者们相比，这实在是个大数目。她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我甚至无法想像，她说，5000万元是个什么概念。
这位前政府官员就这样一夜之间成了中关村最富有的女老板。但是当公司的会计人员把财务预算交给她时，她立即意识到，手上这笔钱充其量只是钓鱼杆上的一小块鱼饵。这些钱能做什么呢？设计人员告诉她，你要把农民搬出去，把地推平，还要修路、挖沟、下管子、埋电线、建造锅炉房，要把所有的公共设施建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听说七通一平这个词。当时我就蒙了，她这样说，觉得上了政府的当，因为摆在她面前的工程预算至少4倍于那笔启动资金。她刚刚把地扒开、放进管子，还没埋上呢，这点钱就花光了。于是她一边挖沟一边卖地，拿着买家的钱来埋管子。就像后来那些赚得脑满肠肥的土地开发商一样，王思红在那一年就已经发现，原来所谓开发，其实就是一个把玩土地的戏台子。这在当时有个好听的名词叫滚动发展，也有个不好听的说法叫空手套白狼。
上地的建设规划颇为类似旧时的井田。这一规划把大片土地切成方块，每块1万平方米，让道路纵横其间，可使每方土地濒临交通干线。这与其说是为了整齐划一，倒不如说是为了更便捷地出卖土地。当时这位总经理用主要精力去游说买家购进整方土地，如果有人声言只需少量土地，她便声明决不拆开零售。到了3月最后一周，她已经成功地售出8块，收回至少4800万元，眼看就要赶上政府当初的全部投资。这给上地带来一阵乐观气氛。为了吸引更多投资者，他们决定再接再厉，投资修建一条马路，南接白颐路，北达上地，取名信息大道，全长8公里。政府当日的会议纪要中还留着这样的记载，把这条马路周遭逐步改造成为美国硅谷式的科技产业区。
王思红就这样成了那一年中关村的最大刀阔斧的女人。她的激情、果敢和雷厉风行很快就被证明有了用武之地。这一年她做的事情真不少。她搬走324户农家，拆了1626平方米农宅，砍了4386棵树，挖了150座古墓，把812个乡下人改为城里人，把455个农民弄到城里去上班，还修了15条路、埋下30公里管道、建了一个供水场、一个供热厂、两路高压供电线路、一个变电站，以及一个拥有4万门的电话局。随着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企业经理们的热情也被挑唆起来。到1992年年底，至少有21家企业进入王思红的领地，买走了大约18％的土地。
这事很不容易。然而政府依靠自己的权力和资源进展迅速，让所有人感到兴奋，也成为媒体传诵的话题。只不过当时公众并不知道，王思红是在咬着牙做赔本买卖。因为她每开发一平方米土地就要花费855元，却转手以607元的平均价格把它卖出去。这局面就连她本人也感到忧心忡忡。有一次她把这笔赔本生意计算出来，报告上级。她一方面预计亏损甚至周转不动的局面在所难免，同时又表明，地价太高不利于吸引高科技企业和好的项目进入基地。大有意味的是，政府中没人指责她的亏损，她的赔本难免的逻辑很快得到上级支持。那时候政府为了追求心中目标，真是什么也不顾了。
20世纪90年代前期陡然崛起的工业浪潮是全国性的，它不仅需要大规模圈地、而且还需迅速延伸的交通系统、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人力流动，而这一切的获得都依赖于政府权力。这个时代的中关村，其实成了民间自由意志和政府行政意志的复合体。它的版图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迅速拓展，但真正意义的中关村精神却没有随着一起扩散出去，它依然回荡在那条陈旧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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