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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世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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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军事理论也在酝酿和形成之中。10月7日，在对阿富汗空袭开始后不久，拉姆斯菲尔德说：“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词汇。我们需要摈弃‘旧思想’，开始按实际情况思考这件事。” 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旧思想，指的是以前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名字命名的军事理论，其主要原则是利用决定性或压倒性的兵力来达到明确的目标。
“旧思想”是1984年温伯格打算建立的，当时，在里根扩军备战的初期，这位国防部长希望确定部署军队的原则，以避免重蹈越南战争的覆辙。1984年11月28日，温伯格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美国的武装部队只能用来保护“美国或其盟国的关键利益”，军事行动必须具有“明确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并且在“能确保得到美国人民和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的支持”的情况下采取。后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对温伯格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还要求动用“决定性兵力”。
但突如其来的“9·11”和其后的阿富汗战争却修正了这一思想。在这场不对称战争中，根除难以捉摸的恐怖网需要的不是决定性的兵力而是有针对性的行动。对阿富汗战争开始，布什总统和拉姆斯菲尔德尝试着努力用有限的军事行动（空袭、特种行动和中情局秘密行动）来取得压倒性兵力旨在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消灭本·拉丹及其基地组织，并把阿富汗好战的塔利班政府赶下台。
对此，布鲁金斯学会防务问题分析家迈克尔·奥汉隆的评价是，如果布什的战略是成功的，那么本国的政治可能就是一项新原则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有些东西原先使鲍威尔和温伯格感到厌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越战的反应，但现在将它们视为这场战争所必需的原则而建议采纳，这样做是正确的。在必须考虑人们的心理反应而不能仅仅考虑战场上的胜利的情况下，政治是军事行动不可分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你力图说服人们不要反对你的时候。因此压倒性力量的概念其实是行不通的。”13与此相关的便是布什在“9·11”后形成的重要结论：容留和庇护国际恐怖分子的政府本身应视同罪犯。
就这样，伊拉克很快便上了美国的反恐“黑名单”，通过阿富汗战争增强了自信的美国，相信“阿富汗模式”也适用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崩溃不久便成了国际社会的谈资，成了鹰派在布什政府确立主导地位的转折点。
第四章：鹰气冲天惊人的报告
鹰派的攻陷巴格达之梦已做了很久。早在1998年1月28日，沃尔福威茨就和好友珀尔给克林顿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攻打巴格达，推翻萨达姆政权。他们相信，“根据联合国现有的决议，美国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战争以捍卫我们在海湾地区至关重要的利益”。在这封信的签名中，赫然列有布什现政府的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名字。但令鹰派“遗憾”的是，克林顿政府始终没有把“倒萨”的事情放在重要的位置。
鹰派又等了许久，直到“9·11”事件发生，他们才得到了将伊拉克问题推到议事日程首位的良机。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鹰派在短时间内便成功说服布什等人相信，伊拉克可能参与了此次恐怖袭击，并且将来还可能会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结果是推动总统在一份应对“9·11”事件的指导性文件上命令军方进行伊拉克战争准备，这导致了美伊在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的对抗——并最终导致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
惊人的报告
在阿富汗战争顺利发展之际，10月底，布什却收到了一系列令人胆寒的简报。这些简报劝告他，伊拉克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简报称，美国情报机构已开始得到关于发生一次更加引人注目的袭击的警告。据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说，恐怖分子在这次袭击中将会使用某种可怕武器，可能会“使‘9·11’事件看起来像是儿童游戏”。另一些官员说，这些警告是在美国点了4名巴基斯坦科学家的名之后不久发出的。这４名巴基斯坦科学家看来已经指导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如何获得核武器或核材料。
在对现有的事实进行分析之后，政府在10月份的最后几天向华盛顿警方和国会情报委员会发出了关于使用常规炸药来产生放射性物质的“脏弹”威胁问题的秘密通知。就像它在“9·11”事件之后立即采取的行动那样，白宫再一次决定让布什同副总统切尼分开，以确保万一遭受这种袭击，他们两人中至少会有一人能够幸免于难。
尽管这次袭击并没有发生，但布什看来好像已为一场核威胁所困扰。在一次情况介绍会上，布什曾对他的顾问们说：“我们不得不为9月11日他们没有弄到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是弄到了飞机而感到欣慰。”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布什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着这样的话：“我们必须确保不发生这种情况。”11月初，在向欧洲反恐怖首脑会议广播的一篇讲话中，布什首次公开谈到了这一危险，他警告说，“基地”组织正在谋求获得化学、生物和核武器。11月26日，布什明确指出，“阿富汗仍然仅仅是一个开端。……谁庇护恐怖主义分子，谁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他们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资金，他们就是恐怖主义分子。如果他们藏匿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他警告说，“如果他们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用来威胁别的国家，他们将要承担后果。至于萨达姆·侯赛因先生，他需要让检查人员重新回到伊拉克，以向我们证明他没有在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的话就更直接了，“事实上，不仅本届政府而且在本届政府以前就标明的红线，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一向都是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
虽然美国情报机构证明伊拉克不可能与任何核阴谋有联系，但“基地”组织正在大胆谋求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争取得到外部支持——的消息改变了总统关于美国的敌人的想法，而且，如果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向恐怖分子提供了这种武器，这种令人窒息的恐怖情景就可能出现。当布什及其顾问们列出很可能会向恐怖分子提供这种武器的国家名单时，在既有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或许还有核武器，又有使用这些武器的明显欲望的国家名单上，伊拉克高居榜首。布什念念不忘的是，在“9·11”悲剧发生时，萨达姆政权是如何兴高采烈。
后来，赖斯在详细叙述布什思想的演变过程时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了某种证据证明伊拉克可能已经向‘基地’组织提供了武器，而是因为伊拉克是既同我们敌对，又——坦率地说——非常不负责任和非常残暴，是很可能会提供这种武器的地方之一。”也正是从那时起，布什就暗暗下定决心要推翻萨达姆政权，在他威胁到美国之前消灭他。
不过，在阿富汗战争没有奠定胜局之前，巴格达看上去还是无忧无虑的。在“9·11”事件发生后，虽然有人曾建议布什，在反恐战争的第一个高潮中，在打击阿富汗的同时，也打击伊拉克，但布什却否决了这种意见，站在了那些主张采取克制态度的人一边。这一方面是因为布什喜欢“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没有真凭实据证明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与这些恐怖袭击有任何关系，因此，布什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基地”组织上。事后，有白宫官员评价说，由于受到了将会发生更多袭击的威胁，“那个时候把重点放在打击‘基地’组织上是非常明智的”。
但鹰派显然不愿意从长计议。“9·11”事件后，与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串通的一群美国保守派官员有意“泄漏”情报，表明劫机者曾与伊拉克情报机构有所接触，意将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
沃尔福威茨的朋友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沃尔福威茨的第一个反应是，伊拉克很可能参与了袭击事件。在3天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沃尔福威茨宣称，美国的政策是“终结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在随后举行的布什及其主要顾问的戴维营会议上，沃尔福威茨向总统保证，伊拉克在幕后操纵劫机事件的可能性为10％至50％。他说，必须攻打巴格达，结束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1尽管布什并不准备立即让自己的国家投入反对萨达姆的战争，但他却认为沃尔福威茨的话是有道理的，只是在步骤上要有所侧重，首先要在阿富汗获胜，“其余的就更容易进行了”。
鹰派意识到机会来了。2001年9月19日至20日，沃尔福威茨的好友理查德·珀尔在五角大楼主持召开国防政策委员会会议。15个与会者在长达19小时的时间里秘密讨论恐怖 袭击所造成的影响，除了亨利·基辛格以外，所有的人都是珀尔的朋友。很快，大家便达成了共识：在阿富汗之后，应该攻打伊拉克。在他们看来，巴格达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地缘政治机会，更主要是一个机会。2与此同时，在私下里，沃尔福威茨也加紧了打一场广泛的战争的游说活动，“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并把伊拉克的萨达姆赶下台”成了越来越多的布什身边人见面的谈话内容。
鹰派和鸽派的分歧开始出现。国务卿鲍威尔将军第一个锁定“9·11”事件主嫌为本·拉登，并且强调尚无确实证据表明有其他国家涉入本案，此后他还一再澄清：美国除了本·拉登外，没有打击其他目标的计划。针对沃尔福威茨的“终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言论，鲍威尔驳斥说，沃尔福威茨可以“代表自己发言”，但是美国的目标只是“终结恐怖主义”。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恰恰是布什政府内部鸽派和鹰派两方的主要代表，表明上述有关打击范围的对立意见，绝非偶然。
但随着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展，鹰派的游说和造势工作显然取得了成果，到了12月中旬，五角大楼已基本赢得了把反恐战争扩展到全球特别是伊拉克的“战争”，不久以后，鲍威尔在参议院也承认，政府正在研究攻打伊拉克的各种方案。12月20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案，就伊拉克拒绝让联合国核查人员核实伊拉克是否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停止发展这类武器一事造成的危险发出警告，从而揭开了“倒萨”的序幕。3
就这样，通过阿富汗战争和被扩大了的伊拉克威胁，鹰派取得了在华盛顿的优势地位，鹰派思想家弗兰克·盖弗尼尔不禁高呼，“经过13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4 而对鹰派来说，在一场战争和“力量的展示”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更何况，这里有着诉诸武力的巨大诱惑。
第四章：鹰气冲天鹰派的“好天气”
阿富汗战争的顺利进行和伊拉克问题的提上议事日程无疑是使鹰派提升地位的重要因素，但从根本上说，“9·11”所带给美国人的安全忧虑才是鹰派得势的最主要原因。
尽管直到2003年9月，仍有人在争论“9·11”是否真的改变了美国，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哪个美国人不曾因“9·11”而有所改变，特别是那些直接受到袭击的影响和深深卷入美国的强烈反应的人。
较之肉体上的创伤，心灵上的创伤有时更难以平复。在“9·11”过去一个月左右，天性乐观的美国人开始努力恢复正常生活，但他们却还是处处可在看似正常的生活背后感受到隐藏的不安。
出于对新一轮恐怖袭击和潜在威胁的担忧，全美各地加强了安全防范工作，其程度远远超过冷战巅峰时期的防卫。在底特律机场，一名天真的儿童从母亲那里得知值勤的警卫是士兵后，对母亲说：“真可怕！”在洛杉矶托尼伯内特音乐厅的入口，一些老态龙钟女士的手提包也要被仔细检查；在芝加哥，一对夫妇为全家成员购买了防毒面具并进行防生化袭击演习；在华盛顿地铁，一名精神不正常的乘客掏出洗涤剂向人群喷洒，引发了生化武器的恐慌，地铁被关闭达6个小时；而2001年10月10日从亚特兰大飞往洛杉矶的一航班上，一名乘客给乘务员递上一个写有威胁性语言的纸条后，航班立刻招来美军战斗机护航……整个美国都处在一种神经质状态。
这种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一年后的中期选举，对安全的忧虑仍然是美国选民在做出选择时的重要考量。还在中期选举前，共和党人就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将创造历史”，而布什的政治顾问卡尔·罗夫更是把伊拉克的威胁当成一张竞选王牌，他对共和党各位候选人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战场，因为选民们更相信共和党能够保护美国”。果然，在2002年11月5日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不仅扩大了在众议院的优势，而且还夺回了阔别一年多的参议院控制权，可谓全线告捷。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资深议员迪克·格普哈特不禁感叹道，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惨败的原因是输给了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狂潮，以及在“9·11”袭击事件发生后，民主党对共和党总统布什的支持态度。
即便是过了两年，美国人的安全感仍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在“9·11”两周年前夕，媒体所做的民意测验仍然显示，有37％的美国人表示缺乏安全感，有20％的纽约人每天都会想起“9·11”。“9·11”仍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恶梦，时间可以冲淡它，但却无法根除它。
安全感的缺失对美国的社会生活和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某种意义上，对安全的忧虑则成了鹰派的“保护伞”。有了这种“民意”，鹰派就拥有了更多的借口和出击的动力。当然，鹰派自身的团队优势也不可小视，在布什政府中，鹰派不仅具有人数上的优势，而且还占据了能够影响到决策的关键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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