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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2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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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对我来说不但不雅，而且简直是亵渎神明！这是什么场合，这是什么时刻？我们不是正在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吗，那些人怎么敢如此肆无忌惮，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到哪里去了？
我不但愤怒，而且纳闷。以前看毛主席接见的纪录片，特写镜头一个接一个，青年学生们个个手拥红色《毛主席语录》，高呼口号，泪流满面，但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脸上的表情是如醉如痴、欲仙欲死，哪里有这么不像话的场面！而且，纪录片上的每一个画面都是那么光鲜、美好，像现在这样天上落鞋雨的景象万一进入画面，那成何体统！
我心中乱糟糟的，机械地移动脚步，被人流带向西边。
尾声。
我和M一进入广场就被挤散，巧的是我们在回接待站的路上碰到了。当我们从西单方向往回走经过天安门广场附近时，果然看见一些工人正在用铁铲把广场上散落的鞋子收拢成一堆堆的，等待卡车来运走。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接见完毕会马上冲进西单电报大楼，忙不及待地给自己的学校发一封电报，内容基本上千篇一律：“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xx年X月X日，我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后面再加上“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语。我记得前两三个月，每次主席接见之后，那些有资格大串连的“红五类”同学都会发回此类电报，激得我们所有在校的人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并在校内游行，以示庆祝。这一次，我和M走过西单电报大楼时，也提到是不是进去拍一个电报，不过我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否定了这个考虑。我们这么晚才出来，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们把电报拍给谁，不怕别人说，他们这种人都敢混到北京去，混到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队伍中去，这还了得？
回到接待站，感到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像之前那么温和、热情，他们不容分说地发给每个人回到家乡的车票，叫大家“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他们还说，今天是最乱的一次，二百万人只接见了一半多一点，没有受到接见的人继续住下，等待下一次接见。
返程的列车拥挤不堪，人们在座椅下、行李架上躺着睡觉，小小的厕所里挤进五六个人，我感到连站着都没有地方立脚，多半时间靠使劲抓住座椅背才维持不倒。
嘈杂声和令人呕吐的污浊空气使人昏昏欲睡。突然，我在天安门广场上脑海中曾经一闪而过的念头重新出现，吓得我睡意全无。当我发现自己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认错了人，会错了意时，我自问：这会不会是一个不祥之兆，预示着我对毛主席的忠诚有问题，我与他无缘？我拚命安慰自己：怎么这么无聊，这么迷信？
过了几年，类似的意念又出现过一次。那时我在自学英语，弄到一本高尔斯华绥的原版中篇小说《苹果树》，我读到，当书中的主人公与乡野姑娘梅根在苹果园定情时，她突然觉得眼前晃过一个鬼影，尖叫一声，主人公奔流的感情立刻中止了，心中油然而生了不祥的预感，似乎把他们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力量一下子消失了，果然，他们俩的关系以悲剧告终。当然，这种联想有些不伦不类，小说写的是男女私情，我在广场上的经历属于革命感情。但我禁不住作了抽象的归类：感情的错置、感情的挫阻与落空，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祥预感。
不过，人毕竟年轻，心中装不下几片阴云，那不祥的一闪念并没有对我造成损害。后来，“文革”的经历使我的思想成熟和独立，我再没有这一类奇思怪想，彻底抛弃了自我贬抑和自我折磨的习惯，一切都听其自然，事事都听凭水到渠成，没有迈不过的坎，再没有神怪恐吓和羁绊自己。
怒江的方式
熊育群
早晨
感觉早晨像个物体，是因为一个傈僳族老人。他坐在怒江边，安静、悠然，像北方男人坐在自己的炕头上。他坐在早晨上，早晨不再是一个时间，早晨是个物体，他坐在上面，早晨就属于他了，一块苞谷地一样属于他了。从他身上感觉出的早晨，那么宁静，是一个只属于他个人的时光。怒江刚才还那么野性，老人出现了，它就成了一匹匹驯化的野马群，没有了荒滩野地的暴戾。
老人身边，一来一往两条溜索，如长蛇爬上一处有七级台阶的岩石，然后箭一样射向了对岸。不到江心它就消失了——因为江面太宽，人的视力不能穿越。
怒江很低，山坡公路下，像一条被困的巨龙。老人并不在意它，尽管江水怒吼。
我的突然到来，老人给了一个回头。一双深邃苍劲的眼睛露出锐利的光，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他是一只老了的苍鹰，懒懒地收敛了自己的翅膀。转回头去，他就忽略了我的存在。他身体的各个部位甚至动都没有动。
傈僳人不会走到岸边来看怒江。他们彼此靠近，只有轻缓又悠闲的脚步。彼此能从脚步声感觉到各自的心事、性情。从小车里出来，然后站在江边望一望，这是外来者才有的方式。
我觉得这一瞬间看见了老人的一生——他在怒江边生活，如同一棵漆树，从出生到衰老，一生被他过得那么漫长，怒江已等同于整个世界了。凡·高当年画《吃土豆的人》、罗中立画《父亲》也一定是这个感觉——那一瞥有人一生的命运。
对岸一个人影向我飞了过来。那铁制的滑轮在钢缆上“吱——吱——”直响。整个世界都随着他在飞。我和岸上的石头、树木向他扑来。眨眼间他由一个黑色的人影变成了一个穿着红色运动衫上衣、米色裤子的中年男人。快到岸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甚至停下来了，我们彼此都确定了一个位置。尽管我没有动，因为有人动了，世界都在动荡中。他右手扶住滑轮，左手攀着钢缆，一节一节把自己拉到了岸上。这是钢缆下坠造成的。
中年男子不慌不忙，一边从钢缆上取下自己带着的滑轮和吊绳，一边笑着问我要不要试一试。这是一种以死亡作背景的游戏，落人江水里人是很难生还的。像人向死而生一样，长期的熟视无睹，死亡的威胁就成了日常生活的部分。我在考虑他这个早晨的举动有什么含义——从一个功利主义社会引申出来的含义。他一个人两手空空，裤脚挽得高高，趿着一双泡沫塑料拖鞋，笑容里露出一副洁白的牙齿，从从容容，像在玩溜索。我不相信他只是好玩才过江的，我想他过江来要么做买卖，办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么至少也是来吃个早餐、走个亲戚。他说是看朋友。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正经事情。一大早就想不出有什么事情可做，生命只是用来享受时间的，还有时间中萌生的情谊。
在湍急的流水上，人的生活从容淡定地展开。流水并不能暗示什么。
面对怒江，面对怒江上的老人和中年男子，我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上车时，身体仿佛获得了解放，肢体放松了，坐姿改变了。一株温室里的植物，回到了广袤的田野。
回车的路上，一个傈僳少女正在上厕所。她上的厕所就在大路边，对着公路的一面没有任何遮挡。她在我经过的这段时间里撒完尿，站起身来，系好裤子，视我如无物。她同样很平静，在江水喧腾的背景下，甚至只有我感到了害羞。而随后我对着穿民族服装的傈僳人拍照时，他们无一例外全都躲避着镜头，是一种害怕还是一种害羞、一种禁忌？像传言说的害怕灵魂被摄走？厕所是属于城市的（对于贫困的怒江，照相机也是属于城市的），生活在怒江大峡谷里的人，哪里蹲下哪里就是厕所。这种身体的开放，是与自然谐和的。身体的开放对应于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怒江人对身体的态度与禁忌质朴、自然、开放，性以及伦理观念都出自人的本性。
早晨的阳光在陡峭的山坡如退潮的洪水，层层进入谷底。飞石滚过公路提示着无限的偶然。生死也在偶然之中。两栋稻草房出现在一个平缓的坡地上，像心情一瞬间的悸动。
这时，一个人背着柴捆爬坡，那木柴捆是那样巨大，从人的臀部到肩部，再升到头顶，直爬到头顶上的天空。人显得那么的小。头顶上正是那两栋稻草房。这是一组非常原始的图景：那稻草房只有树枝支撑着，它被木桩架空在坡地之上；而大根的木条又压在人的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与工业化的现实世界相关联的，没有一样不直接来自于土地。我的兴奋会来自于这种原始吗？或者是因为我渴望见到这样原始的景象？这更应该是一种时间的呈现，古老的时空再现。在人类没有出现现代科技之前的那些原始的世纪，生活没有遭遇到物质的入侵与改造，人只得与自然相依为命，只得对大自然顶礼膜拜。那个人站立喘息，大口呼吸的仍然是植物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芳香、土地在阳光下吐故纳新的地气。我似乎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空。
爬上山坡，走近茅草房，那个背柴的人也在我站在地坪时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地坪。我这才发现她是位少女，白皙的皮肤，文静的性情。她的目光善良、明澈而含蓄。她的黑色衣服是一套运动衫，这是现代工业制成品。稻草房里显然是她的父亲母亲，她父亲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这也是现代文明的产物。那张黧黑的脸充满了慈祥，他也是那样平静地看着我，没有一句话，表情亲切却没有笑容。他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正在搓着一根草绳，手里的活儿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干起来了。
对这一家人，有什么东西会突然出现又迅即消失呢，是天空中的云朵和站立的我。
他们贫匮得难以想象，但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却一派安详、宁静。在他们面前，我感觉到自己病态的猎奇，我并没有现代人的优越感。他们的生活有一种我所见不到的阳光。他们有最自然的不被扭曲不被伤害的感情，他们依人的本能与本性生活，不依赖于理智，一切都在直觉的范围内行动，这样的生存至少在精神上是接近幸福真义的。柏格森说理智是人类的一大不幸。都市人的压抑、迷惘，是不是与他们活得太理智有关呢？工于心计与坦荡自然，真正快乐的永远是后者。怒江人的生活似乎从另一面证明着柏格森这一理论的深义。
神灵
听人说“尼”这个词时，我正在腊竹底村阿娜家。我坐在一个灶房里，房里有泥石砌的灶和地上的火塘，吃饭的地方就挨着火塘，一根铁杆从房顶吊下来，钩着一口铁锅，下面有一个铁的大三脚架，三脚架下是噼叭烧着的树枝和炭。铁锅里的肉香飘满了大灶房。
很多人家没有泥石砌的灶，阿娜家是村里殷实的人家。她家砌了泥石灶仍然还留着火塘，因为火塘里面居住着达卓庞，它是家里的保护神。火塘里的火是长年不熄的，火塘不能丢进污秽的东西。
下午跟阿娜一起做完礼拜，又去村里看了百岁老人阿雅，然后我们一起回到阿娜家里吃晚饭。地坪里，阿娜的弟弟跟他的朋友打了一天的牌。喝空的啤酒瓶堆了一地。一家人忙着给他们弄吃的，一道道菜上到牌桌旁。他们真诚、快乐、幸福，像亲兄弟。每个礼拜天大家轮流做东，从县城上帕拿回的工资差不多就花在吃喝上了，他们很享受自己劳动的收获。
她的父母用傈僳话交谈着，他们为我杀了一只鸡，用漆树籽榨成的漆油炖了。又从一个大的瓷盆里给我倒上了大碗的杵酒。这种酒是由玉米掺和小米做的甜白酒。酒糟与酒混在一起，酒要用瓢滤出来。阿娜的母亲对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念到了“尼”，因为她杀了一只鸡，她要为这只鸡的灵魂“尼”说些抚慰的话。傈僳语称神灵为“尼”。
黄昏迷蒙的空气里，似乎有无数的尼在飘浮着。这是人眼无法看见的物。只有村里的尼扒（巫师）尼玛（巫婆）才看得见，他们让人把双手合拢在纸上，念过咒语，对着手和纸喷一口酒，尼在纸上可以显出行迹。
傈僳人敬畏和崇拜的尼有三十多种。人和动物、植物都有自己的尼，所有生命都是同根生的兄弟，在轮回的时光里，你今生是人，来世也许是蜂是花是树：生命可以死，但灵魂不死，它在不同生命之间轮回转换。因此，傈僳人对自然界所有的生命都充满着敬畏。死对于傈僳人不是十分悲伤的事。有的人称自己是虎的后代，有的称自己是蜜蜂的后代，也有称自己是荞的后代、竹的后代，他们的祖先既有动物也有植物。
阿娜的父亲到屋外取水。水是从碧罗雪山流下来的，从一根竹管流到了家门口。他用碗盛了少量杵酒，泼向那股汩汩流淌的山泉，口里念着祭水神的话，我听到了他口里说着的“尼”，说到这个词他充满了神秘和畏惧的感情。他在感谢水神赐给他水。桶里的水接满了，他的祷词也念完了。水从哗哗的响声又恢复到了它永远汩汩的流淌声。这流淌声在暮色里似乎变得喑哑隐秘了。
这个漫长的下午，我在喃喃的对神的吟颂中度过。我与阿娜去了娃底村扒吉古教堂。二千多年前在耶路撒冷出现的一幕，在福贡县上帕镇娃底村扒吉古教堂重现。傈僳人聚集在一起吟咏《圣经》。一部《圣经》，与希腊、罗马，与二千多年前的公元纪年，一起抵达了这个被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深锁的峡谷。
道教、儒教没能越过的重重山岭，天主教、基督教却通过神父的双脚，在一百年前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了怒江两岸。在这之前，只有藏传佛教在西藏喇嘛们摇动的转经筒下沿着峡谷的茶马古道，传到了这一地区。
二千年来，西方追寻着世界的起源，东方寻求着对于世界的解释。西方有了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东方探索出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和政治学说。一神论统一了西方世界。而东方之神却像花草一样繁杂。而今，天主教、基督教抵达了东方，进入了最隐秘的大峡谷。
扒吉古教堂就在怒江岸边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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