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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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罴蒙畈康�13师）进行了5天5夜的激战，双方反复肉搏，昔日北伐的亲密战友此时变成了兵戎相见的敌人，五华一线顿时尸山血海，“铁4军”虽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仍被“钢7军”击败，26师师长许志锐阵亡，五华一役，“铁4军”付出了2万余人的伤亡代价而败退，但是“钢7军”紧紧追击，在龙川贝岭，“铁4军”再次遭到“钢7军”的重创，又损失了近1万人，另李济深部第13师也击溃阻击他们的“铁4军”一部。五华和龙川贝岭两次恶战，“铁4军”遭到了自建军以来最惨痛的损失，该军原先5。5万人，仅剩下2万人，损失了近3。5万人。“铁4军”遭到了“钢7军”毁灭性的打击。此役桂军伤亡8000余人。
此役后，“铁4军”被迫退出广东进入江西驻防。从此“第4军”这个军的番号在粤军中暂时告一段落，此时第4军已经被蒋介石编入了他的中央军中。第4军变成中央军后参加了对奉军的作战，表现中规中矩。战争结束后被缩编为第4师。师长缪培南，副师长朱晖日，下辖谢婴白10旅、黄镇球11旅、吴奇伟12旅。此时，“第4军”这个番号在中国大地上已经被取消。
1929年9月初，4师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他们将宜昌防务交曹万顺的新1师后，经浦口调往山东的德州。张发奎以为这个命令是要乘机解决第4师，于9月20日在宜昌拥汪反蒋、脱离中央而被撤消番号。第4师脱离中央军南下，在鄂南枝江伏击缴了新编第1师曹万顺部（2个团）的械，而后，立即渡长江，经石门、沅江、江口、瓦屋塘诸役。突破湘军阻击，由湘西撤入广西，联合在广西的桂系力量，组成护党救国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八路军。张发奎第4师编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张发奎，副总司令薛岳。
张发奎与桂系联合，决定先击败广东陈济棠部，占领广东，后再对蒋作战。桂张军集中全部兵力4万余人向广东方向进攻，此时统治广东的是陈济棠，陈部手下虽然只有5个师的番号，但是每个师人数均不下2万人，陈部拥兵正规军10万，后备军不下20万，装备精良。面对桂张军的进犯，陈济棠命令驻守粤西的蒋光鼐61师、蔡廷锴60师共4万人分别阻击桂张军，以余汉谋第59师、香翰屏第62师、李扬敬第63师，外加陈济棠建立的部分后备军，一共12万人马放于第二线，随时增援蒋光鼐、蔡廷锴。
桂张军毕竟是“铁4军”和“钢7军”的组合，人数虽少但战力凶猛，连续击败蒋光鼐、蔡廷锴部，整个粤西几乎全部被桂张军占领，陈济棠急忙派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部6万人增援蒋光鼐、蔡廷锴，粤军终于在赤白坭地区勉强顶住了桂张军的进攻，但粤军各部仍然有被击溃的危险，陈济棠见自己的部队人数虽多，但是战斗力不及桂张军强悍，急向蒋介石求援，蒋急派中央军精锐的朱绍良部1。5万人增援陈济棠，并命令湘军从北牵制桂军。得到中央军和湘军支援的陈济棠部粤军进行了反击，桂张军与陈济棠粤军、朱绍良部蒋军在花县进行了大战，双方都有极为严重的伤亡，其中陈济棠粤军在赤白坭地区重创了张发奎部，张部旅长黄镇球、团长欧震等均已负伤，营连干部伤亡过半，部队损失三分之二，第4师2万人只存下8000人，被迫后撤。张部的溃败，使李宗仁的第八路军翼侧受到威胁，遂全线后撤，拟固守梧州。陈济棠当即督部长驱直追，并以海军抢先古领了梧州，桂张军主力只好后退到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顿。陈济棠见桂张军主力已集中，未敢深入桂境，就在梧州设总指挥部，军队就地休整，以待时机。
1930年初，第4军的番号再次回到粤军当中。当年1月5日，李宗仁在广西平乐整编部队，恢复了4军番号，仍由张发奎担任军长，张发奎部改编为第4军，下辖李汉魂第4师和邓龙光第12师，全军1。5万人。1930年3月，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粤军继续向广西腹地进攻。命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经藤县进占三和墟，向北流的黄绍竑桂军15军发起攻击。在桂北和桂东，桂张军与蒋粤联军大战十几场不分胜负，其中在北流一线的战斗最为激烈，双方在北流一线进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激战，陈济棠粤军集中主力7万余人，在此地与桂张军主力3万余人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血战，双方都有严重的伤亡。4军北流之役损失惨重，被迫合并为1个师，仍称第4师，师长张发奎兼任，下辖3个团：34团（团长吴奇伟）、35团（团长薛岳）、36团团长（韩汉英）。蒋桂战争以桂系失利告终，二陈（陈济棠、陈铭枢）还占了不少广西地盘，桂系的几大巨头不得不亡命海外。而徐景唐的队伍全被陈济棠收编了。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在南宁举行会议，决定放弃广西，挥师湖南，北上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下旬，桂军向桂东集中，正在右江围剿红军的黄绍竑部也被调回。张桂军入湘后，所到之处如入无人境。27日，湘军唐生明（唐生智之弟）率部向桂军投诚，被李宗仁编为第8军。湘军刘建绪部节节败退，张桂军不战而入衡阳，蒋介石急令江西鲁涤平率部入湘增援。6月初，李宗仁与白崇禧率第7军向长沙方向前进。为配合桂军行动，第4师奉命抄袭醴陵，在醴陵城南渌水三角地带同湘军何键3倍于己之众遭遇。第4师以34、36团从正面进攻，牵制住了湘军主力；薛岳则率35团从右侧迂回湘军右侧背，直插醴陵城南铁道桥，切断了湘军的唯一退路。何键这下慌了手脚，立即命令部队后撤。第4师乘机前后夹击，打湘军打得溃不成军，何键留下断后的1个旅甚至遭到全歼。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第7军也占领了湘潭，并击败从湖北赶来增援的蒋军。于是，张桂军乘胜追击，先后攻占了长沙、岳阳、平江，前锋直抵汀泗桥，武汉指日可下。
6月初，张桂军攻占长沙等地后，白崇禧考虑到张桂军战线太长，若粤军从韶关北上攻占衡阳，张桂军极易被拦腰截断，遂电令作为后续部队的黄绍竑部迅速赶到衡阳布防。但黄绍竑不愿离开广西，行动迟缓，一直未能到达。而粤军蒋光鼐、蔡廷锴、李敬扬3个师在蒋介石急如星火的催促下，于10日一举袭占衡阳。同时，蒋介石又命滇军卢汉部4个师由百色沿右江直捣南宁，粤军余汉谋部攻占宾阳。于是白崇禧、李宗仁命令部队回师湘南，希图夺回衡阳。18日，张桂军自长沙全线南撤。此时，陈济棠命令得到补充的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4万人，在近6万湘军以及2万中央军的支援下，蒋粤湘联军集中了近12万人马，在衡阳一线与桂张军主力决战。
陈铭枢见张桂军回师攻衡阳，当即命令蒋光鼐将3师兵力集中于衡阳附近、湘江东岸东阳渡一带，赶筑阵地，坚城固守，以待援军。同时，命令后续部队于九峰、乐昌、韶关间，择要扼守，捍卫粤北。24日，张桂军展开对衡阳的围攻战。陈部顽强扼守，战至27日，连续挫败张桂军的多次冲击，使其屯兵于坚壁之下，久攻不克，反而遗尸遍野。28日，何键的第四路军李抱冰师赶到衡阳接防，陈即命蒋、蔡、李3师反守为攻，一举将张桂军驱至七、八、九塘一带。30日，双方集中兵力，激战于七塘地区。陈部3个师又1旅的兵力，采取正面攻击，翼侧迂回的战术，于7月1日将张桂军全线击溃，并击毙其师长梁重熙，重伤杨腾辉，毙伤和俘虏张桂军1。2万余人，事后，李宗仁在回忆这次战役时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这场惨败，导致了桂系分裂——黄绍竑受不了张发奎、白崇禧没完没了的抱怨，投靠蒋介石去了，张发奎的4军也由入桂时的近2万人剩的不及1000人，心灰意懒，最后还是跑到香港去了。薛岳公然宣布“第4军不干了”，动员士兵拖枪离队。而李、白则闭门思过，卧薪尝胆，苦建广西，等待机会。李、白返回广西后，即整理改编部队，当时张发奎部只存下1000多人，李宗仁为了共同作战，将6000多名桂军划给第4军。改编后的部队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总参谋长白崇禧，前敌总指挥张发奎。所部为3个军和1个师：张发奎编为第4军，军长张发奎（兼），第4军编为2个师，第10师师长薛岳、第12师师长吴奇伟。改编完毕，李宗仁采取对湘、粤两方蒋军为守势，而以全力将滇军逐出广西。1930年10月张发奎部编为第一纵队，将入桂滇军驱出广西。经年频战，该军损失颇重，12月将全军（含薛岳第10师）缩编为第12师，师长吴奇伟。1931年6月两广反蒋，该部恢复第4军番号，张发奎任军长。归西南政务委员会第4集团军指挥。1931年冬宁粤和议，1932年3月张发奎以北上抗日为由将该军带出广西至湖南醴陵。
1932年8月30日吴奇伟接任军长。该军只辖90师（原12师改编），师长吴奇伟兼任。当时第90师仅有残部2000余人，在湖南招了几千新兵经过补充后，达到2旅4团乙种师的编制。辖2个旅又2个直属营，旅长分别由欧震、韩汉英担任。此时的第4军，真正开始了其“中央军化”的进程（以下略）。
张发奎的铁4军在北伐中有过辉煌的历史，“三字经”名震天下。第二次北伐时，北伐军与奉军战于河南，北伐军每战，无论官兵，齐声高呼“丢那妈”，然后发起前仆后继，有进无退的冲锋，特别是张发奎所部，每战只打三四枪就开始冲锋，投入肉搏，整排整连的一往无前，后队踏尸而过毫无畏惧。此势奉军前所未见，无不气馁。奉军多炮，但每次炮声一响，北伐军马上大喊着“三字经”冲锋，迎炮烟起处而去，夺炮方止。如此几次，奉军虽多炮，但竟不敢再用，步兵则闻“三字经”而溃。
钢军和铁军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都曾经是历史的执笔者，有些还在，有些已成陈迹。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李济深、陈铭枢、陈济棠等等很多民国的弄潮儿，无一不是随着军事实力的起伏而涨落的。军队没了，就成了社会的看客！
作品相关 毛泽东一生最黯淡的时期——宁都会议
毛泽东后来一生都没忘记在1932年10月江西宁都城郊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召开的“宁都会议”。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是，现存的一份《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有这样的表述：“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上山主义”和“守株待兔”……毛泽东坚决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周恩来不得不站出来表态，他同意“毛泽东有某种倾向”的说法，但是建议让毛泽东随军行动。为此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让毛泽东在前线当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助理”；二是让毛泽东全面负责前线指挥，自己给毛泽东当助理。中央局原先同意了第一种方案。但是最后的决定却是：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替）。“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线”。
从1932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分兵在赣江、抚河之间转战月余，受到项英、顾作霖把持的苏区中央局的严厉指责。中央局坚持红一方面军应打南城，周、毛、朱、王稼祥则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军应以“促起敌情变化”为方针，避免“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双方电报往来十余次，互不相让。9月29日，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批评彼等的意见“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决定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即是1932年10月在宁都召开的由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史称“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十分激烈。会议对毛进行了面对面的批评，尤其指责毛“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上的错误”。虽然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评估攻打赣州以来的几次重大战役，但是问题最后都集中到批评毛对党机关的态度上，毛的比较正确的军事主张被会议否定，与此有密切关系。在1931年赣南会议后，中央局与毛泽东关系一直紧张。苏区中央局利用军事战略问题的争论，一举剥夺了毛的军事指挥权。1932年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调毛泽东“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项英、邓发、顾作霖等与会大多数苏区中央局成员的批评与指责，项英根据临时中央2月以来有关加速反“右倾”的历次决议，尤其依据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两次对苏区中央局批评信的精神，尖锐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军事方针和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是“专等待敌人进攻”的保守的“等待观念”。
顾作霖陈词激昂，像个主宰世界的救世主。他认为在毛泽东身上，多次发生同临时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从打赣州开始，直到打南城，长达7个月时间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总强调在反“围剿”中取得的一孔之见当圣经念。他反对沿赣江两岸地区向北发展，主张向东发展是一种右倾主义、逃跑主义。
毛泽东听着批评，甚至是上纲上线的刺耳话，也不动火，只是平静地抽着烟。
项英也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说到底是等待主义，保守主义。至今对赣南会议的批评，连一丝一毫的悔改表现都没有，反而同临时中央的指示越走越远。当前，我们应当警觉起来，右倾是主要危险。他提醒毛泽东，这个时候是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尤其是要放弃“狭隘经验论”，不然是要危害革命的。
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他据理反驳：“在反‘围剿’当中，我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是歼灭敌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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