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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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决定派你回中国参与主持红军的军事工作。”伏罗西洛夫说。斯大林接着说：“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也很需要你去解决，但没办法，不能把你分成两个人使用。农村问题还是让陈绍禹多操心吧，毛泽东那套不行。”

　　　　陈绍禹就是王明。我连忙表态，决心坚决完成任务。

　　　　斯大林转向曼努伊斯基和库西宁：“你们派人和蒋先云同志沟通一下，按上述意见起草一份给中国革命的指导电报，报政治局后发给米夫。另外，叫他安排蒋先云同志抓军事工作。”

　　　　送我出门后，布柳赫尔快步走上来，张开双臂。“加伦将军！”我也上去与之热烈拥抱。尽管我是个冒牌货，但对布柳赫尔这个正直、真心帮助中国革命的军人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

　　　　我的眼泪很快泉涌而出。布柳赫尔安慰说：“别哭！你躺了4年，我都以为没希望了，现在你能康复，见到老朋友，应该高兴才对！”

　　　　我已不自禁痛哭流涕了。加伦将军，你知道吗，再过7年，你就要被肃反掉了，而且死前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我是为自己无力挽救你的悲惨命运而痛哭啊！

正文　第三章：北伐双雄

　　　　人力有时而穷。我虽然有着未来资讯的巨大优势，但要阻止苏联的大肃反是根本不可能的，否则自己还要搭进性命。我也想过挽救布柳赫尔的办法，比如请他再次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离开莫斯科这个是非之地。但现在他是苏军最高领导人之一，又全力狠抓远东苏军的建设，调来中国当顾问也不合其身份。

　　　　我硬下心肠，开始着手准备回国事宜。由苏联回国，以前一般是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转入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北宁线入关。但现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军队在嫩江铁路桥激战，中东铁路已经不通车了。所以共产国际安排我先坐火车去德国，由德国共产党接上，安排乘船前往上海。共产国际原先计划派人全程陪同，我婉言谢绝，坚持我一个脱离革命中心已经4年的默默无名之辈，一个人反而更安全。确实，苏联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每个苏联人都受到西方间谍机构的高度关注，目标太大。最后共产国际同意了，叮嘱我注意安全，告诉了我在德国的接头地点，以及到上海找中共中央的地址和接头暗号。实际历史上，周恩来、瞿秋白等高层领导人从苏联回国也不过是两三人随行的。

　　　　苏联人的效率还是很高的。就在斯大林9月28日接见我之后的2天，9月30日，我拿着以假乱真的护照（当然是假名），踏上了从莫斯科开往柏林的国际列车（一般人认为当时苏联被西方封锁，其实不然，季羡林在《留德十年》中记载他30年代通过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莫斯科去到柏林）。

　　　　10月2日，列车驶入了柏林腓特烈车站。我自己找个旅馆安顿好后，没有急于与德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因为我有自己的打算。

　　　　次日一早，我步出旅馆，沿着腓特烈大街走到兰德维尔运河的大街尽头，左转入吉特什涅尔大街，又钻进了一条比较僻静的街道，来到一间标有中文的小饮食店前。

　　　　我这样走，当然不是为了散步，也不是专程前来这里吃中国早餐。

　　　　由于时间早，店里没有顾客。一位小老板装束的人背对着我，正在店门口的摊档上煮什么东西。

　　　　我没找错地方。站了一会，我才徐徐说了句：“叶师长，您早。”

　　　　小老板猛一回头。他先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看到我肯定的眼神，迟疑了一会，才迅速走过来抓住我的手：“巫山，真的是你？”

　　　　“是我，希夷兄”。

　　　　希夷是叶挺的字。这个看上去有点落魄的小老板，就是当年威震中华大地的北伐名将、铁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1927年他任第24师的师长，所以我称他为叶师长。

　　　　叶挺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加入中共后，担任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第4军独立团的团长。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肇始。叶挺在北伐战争中蜚声中外，1927年在我军建军著名的三大起义中，叶挺先后担任过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和广州起义总指挥，如此资历在党内军内均罕有其匹。毛泽东曾当面赞誉他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1955年授衔，几位老帅闲聊，陈毅说：如果叶挺不死，十大元帅中就有两位叶帅。叶剑英一听忙说：如果叶挺活着，新四军就出两位元帅了。

　　　　但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告别了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战争舞台达10年之久。这里面有段曲折的历史。

　　　　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已经在莫斯科开始。叶挺接到党中央通知，要他到苏联莫斯科去休养治病，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在大会上，叶挺的广州起义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集团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在王明一伙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睬叶挺。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打算邀请叶挺前往作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马上进行干预，不让叶挺去作报告。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无理指责，叶挺感到极其苦闷和彷徨，性格刚毅的他一气之下独自离开莫斯科，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漂泊德国，从此度过了十载的流亡生活。期间他生活十分艰苦，只能靠打工过日子，后来才开了个小饮食店，勉强糊口。

　　　　关于这次出走，叶挺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一生的遗憾”。1946年他重新加入共产党时也说过：“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后来，叶挺曾一再谈起脱党这件事情的教训：“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可耻！”“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随时都会碰上艰难危险，会有挫折和失败，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刀放在脖颈子上，也要把革命继续干下去！”

　　　　抗战爆发后，叶挺回国就任新四军军长，但由于不是党员，不仅不能参加核心讨论，也不能看文件，实际上被完全架空，有职无权。气愤之余，他几次提出辞职并离军出走，被周恩来劝回。皖南事变后叶挺关被了四年监狱，待到终于获得释放，又重新入党，眼见前途一片光明，就要大展拳脚，却又遇上了飞机失事，含恨九泉。叶挺的一生犹如汉代名将李广，充满坎坷，其悲剧遭际真是令人扼腕不已。

　　　　我不能让这位旷代名将就此埋没。从历史书上我知道他现在就住在柏林这个地方，所以找上门来。

　　　　“希夷兄，人说吃在广州，以前我尝过你的手艺，确实口福不浅。不请我尝尝。”

　　　　“唉，是我怠慢了顾客，请坐请坐。”

　　　　坐下后我仔细打量了这个真实出现在我眼前的北伐名将。望着他落魄的样子，心里一阵酸楚。叶挺以带兵严厉刚毅闻名，北伐湖北时夏斗寅叛变，北伐军一部抵挡不住溃逃。这时叶挺骑着白马飞奔上前，所有溃兵见到白马立即转向，躺在担架上的受伤军官也立即跳下，率部投入反冲击，可见叶挺治军之严，官兵畏之如虎，堪称巴顿式的铁血猛将。现在的他，一脸疲惫，为糊口而起早贪黑，跟街边的摊档小老板没什么两样，哪有一丝铁军名将的风范？

　　　　“巫山，你不是在前线身负重伤、去苏联疗伤吗？几年没有你的音讯，我以为你已经……”

　　　　“在床上躺了4年，刚刚才好。”我开门见山：“希夷，我这次来，是请你出山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哦，这几年我的遭遇你不知道吧，我已经……”

　　　　“你的遭遇我全知道。”我打断他，喝完最后一口粥：“你的手艺退步了，走，到你家去，我要尝尝秀文嫂子的佳肴。”

　　　　叶挺的妻子李秀文是澳门的大家闺秀，是叶挺的贤内助。叶挺流亡德国，李秀文一直陪在身边。1931年，我算了算，他们的儿子已经1岁了。

　　　　大革命时候，叶挺这位名将对蒋先云是非常看重的，蒋先云对叶挺也非常敬重，常到叶家作客。北伐时，两人双双打出声名，号称“北伐双雄”。现在，在遥远的柏林，即将上演一出“双雄会”。

　　　　不出所料，叶挺的住处十分简陋。与李秀文嘘寒问暖一番后，李秀文沏下一壶茶，就以照看孩子为名出去了。他知道我们有大事要谈。

　　　　“巫山，不瞒你说，这几年我迭遭打击，已经心灰意冷了。出山之事，怕要辜负你一番好意啊！”

　　　　也许他不知道我现在的底细，居然要试探老战友一番。“希夷兄，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指了指角落桌子上的一堆德文军事书：“你的心冷了，血还是热的。”

　　　　我研究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除了修俄文外，对德文也有涉猎，不过不如英文、俄文娴熟。扫了一下，就看到其中一本书，是鲁登道夫1929年出版的《总体战》。

　　　　叶挺一怔，突然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是不甘心啊！前年5月，国母庆龄女士从苏联途经柏林回国时，特意抽空来看我，并对我予以接济；不久后周主任（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般下级都以周主任称呼）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回国途中经柏林时又专程前来，对我进行了严肃而诚挚的批评，讲了好多道理和形势，最后批评我：‘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我何尝不想投入革命的大洪炉中，投入热血沸腾的战斗！但蒋介石不放过我，全国通缉；党这边，我又已经脱党，是挂了号的人。党内斗争的残酷，我是知道的，许多坚定的老党员都被打到了，何况我这个掉队的，回到以前是不可能了。周主任虽然表了态，但他不是一把手，我怕他到时说不上话，反而会给他带来麻烦，所以拖到现在还在这里。”

　　　　宋庆龄、周恩来在柏林见叶挺是历史上确有其事。而叶挺回国已是1932年秋天了。我要提前一年把他弄回去。

　　　　“希夷兄，今时不同往日，日本已经侵占东三省，每个热血男儿都恨不杀敌死，你这位铁军名将就甘心在这卖早点吗？不然你研究德国军事干什么？”

　　　　“巫山，九一八后，我恨不得早日回国杀敌，这几天专门去图书馆借了军事书。德国军队是世界最强大的陆军，我想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特别是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准备日后有机会时再返回祖国显一番身手，但奈何报国无门啊！”

　　　　“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开这扇门的！有的话这里不方便说，你叫秀文嫂子进来，我叫他帮你收拾一下行李，你和我一块回国。”

　　　　由于叶挺的儿子太小，我劝李秀文先留在德国照顾小孩，并给了他一张金本票作生活之用。现在全世界陷入经济危机，德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受危机打击格外沉重，希特勒也趁机上台。现在德国马克贱如纸，买不到什么东西，但瑞士银行的金本票却是硬通货（美国当时也好不到哪去），可以买到稀缺的物品。共产国际这点小钱还是有的，我估计足够他母子二人10年开支了。

　　　　告别叶挺一家后，我坐出租车前往菩提树下大街的某处，与德国共产党接上了头。联络员知道我要来，正为我“失踪”而焦急，见到后自然喜出望外。之后两天，联络员带我参观了柏林市容。我在勃兰登堡大门、国会大厦等著名景点照了像，作为我来到这时空的证据。街面上一片萧条，但我知道，再过一年多，那个小胡子上台后，这里将成为令全世界颤抖的风暴中心，并将死亡旋风刮遍欧洲！

　　　　欧洲的命运我是改变不了啦，这里将沿着历史的逻辑演变下去，直到几千万人死去，直到柏林变成废墟，直到苏联红军将红旗插上国会大厦……

　　　　我突然想起什么，叫联络员去给我搞两件高级防弹背心来。我是现实主义者，今后我将卷入战争的洪流中，枪林弹雨中难保全身而退，要是中途夭折，自己小命是小，耽误了中国革命的宏图大业罪大。我用这个理由安慰自己。我在莫斯科试过，用刀子在手上刺出血来，看来我这个时空穿越者不是金刚不坏之身。除了超前的意识之外，我和这个时空的人没有任何区别，也有生老病死。

　　　　当时德国共产党势力很大，远超纳粹党，是国内第二大政党，在政府、军界都有广泛深入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瑞士银行的巨额金本票确实杀伤力巨大。联络员很快搞来两件高级防弹衣，是用多重尼龙缠绕制成，十分轻便，防弹效果也可以，对付“汉阳造”、“中正式”和日本的“三八大盖”没什么问题。特别是“三八大盖”，因过分追求精度而以杀伤力小“著称”，这种高级防弹衣对付“三八大盖”的子弹是绰绰有余。但这种防弹衣由于成本昂贵，二战中只装备德军高级将领，也确实救了一些将领的性命。本来，德国军人以严守纪律闻名于世，盗卖军用物资不可想象。但现在是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连基本的面包、牛奶都很难保证，难怪有人抵挡不住瑞士金本票的诱惑铤而走险。要是等到希特勒上台，德国经济好转，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吧。

　　　　我暗叫侥幸。

　　　　10月6日，我和叶挺在汉堡港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豪华客轮。我们两人住在一个高级包间，在20多天的航程中无时不刻都在进行交谈，彻夜长谈更是常事，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巫山，你说可以让我报国有门，有什么好办法？”在船上看日出时，叶挺问我。这时天还很黑，天边只有一抹霞光。

　　　　“不瞒你说，现在我是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特别派往中国搞军事斗争的，指挥红军作战。”

　　　　“恭喜你，你比我幸运。这是你应得的，无论哪方面你都是最优秀的，回国一定能大显身手。所有人都看好你，‘黄埔三杰’之首是名至实归的。但这对我没有用。周主任给我担保，我都谢绝了，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