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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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夺取敌最高峰阵地，次晨桥南部队发起正面攻击，两边配合作战，当可一举成功。黄陈述意见后，大家都表示赞成，苏联顾问尼基金称此为奇谋胜算，后果然大胜。汀泗桥之役后，黄琪翔因功升为少将团长，当时北伐军中获少将衔的团长只有我和黄琪翔两人。他的升迁比我还快，1927年6、7月间铁军第二次整编，黄琪翔已担任4军的军长，我还只是11军24师的师长。张发奎的声名，其实基本上是靠黄琪翔打出来的。铁军分裂后，他跟张发奎走，率4军回师广州，1927年11月残酷镇压了有我参加的广州起义，屠杀起义群众3万多人，与我势成水火。由于杀人太多，舆论大哗，黄琪翔在内外舆论指责下离职前往香港，后前往德国柏林大学补习德文。在柏林期间，在邓演达、宋庆龄等撮合下，他赞同邓演达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我和他总算捐弃前嫌。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黄琪翔担任该党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乃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农工民主党的工作。“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黄琪翔积极组织义勇军。蔡廷锴也很钦佩他，1933年“福建事变”时，还邀请他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黄在会上宣读了宣言，宣告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因为这些渊源，我在担任十九路军参谋长后，立即与在上海的周士第、黄琪翔取得联系，由他们组织义勇军，并许诺蔡廷锴一定欢迎他们回到铁军的。当然，洞悉未来历史的我，是不会让“福建事变”发生的，因为我和先云已经商量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我的建议下，蔡廷锴果然任命黄琪翔为61师的师长，周士第为61师参谋长。在抗日的大旗下，铁军各路虎将终于又团结在一起了。

　　　　1月20日晚，京沪警备司令陈铭枢、参谋长邓世增等来到了真如的十九路军总指挥部。

　　　　他们一坐下张治中就急切地问：“如公，援军怎样了？什么时候开来？”

　　　　陈铭枢苦笑道：“文白，援军，就不要指望了吧。”

　　　　各位将领俱大惊（当然只有我例外）：“不是说几个师已经接近前线了吗？”

　　　　京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邓世增解释说：“本来有6个师的兵力已陆续开来，但由于我军未能吃掉第9师团，且全线后撤，老蒋又改变了主意。起先如公打电报给老蒋，‘请即饬上官云相所部，前来担任作工为祈。前方两军协同作战，情同手足，无殊一军，必能发挥最大之光荣，请释鉴虑。但为持久抵抗之计，务请俯照前言，迅调江西陈（诚）卫（立煌）谭（道源）各部，兼程前来无误，无论现在前线如何牺牲，亦可达到目的也。’老蒋却答复说：‘所请饬调上官及陈、卫、谭各部，查上官部因渡江困难，今日止，尚只渡过一营，陈、卫各部，分防赣西，更非短时日所能集结。军事最着确实，上述办法，以难预期之事，求其适应机急必至贻误戎机。’何应钦更是下令：‘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蒋光鼐问：“所谓渡江困难，到底为何？”

　　　　陈铭枢叹口气：“还不是老蒋的借口。他说什么日本人已经发出警告，如江北我军上官云相、胡宗南等部敢渡长江加入淞沪战场，就要派军舰截击，封锁南京、采石矶江面。其实日本人在淞沪被打得焦头烂额，哪有余力再开辟新的战场。如日本人扩大战事，我军海空军全力参战，在长江内与日军还是有一战之力的，所以这纯属老蒋托词。说到底，老蒋还是首鼠两端，还是‘剿共’重于抗日。他授意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来电报说什么‘夫倭寇如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此时两方兼顾，则两方俱不能顾也。……日本之兵可随时添增，我之增援（因剿共）自穷，故不如不予增援。江西之匪可随时爆发，我之防备不可疏，故（驻江西各部队）不宜稍予抽调。’”

　　　　邓世增补充说：“本来在江西的蒋鼎文的第9师等部已经开拔，却被熊式辉压住。在广西的张发奎念在铁军同袍的情义，虽然与我们三次血战，这次也主动派出第4军经湖南由武汉东下。但何应钦告诉张发奎不该来上海，而调该部去了江西萍乡，协同熊式辉‘剿赤’。其实老蒋心里，就是尽快与日本人讲和，好腾出手来‘剿共’。他让我们在前线顶一下，不过是增加谈判的筹码，还说我们打大了，没有见好就收，搞得现在很被动。他当面对我说：最好趁着这几次战役胜利的时机，赶快收手，与日方谋求停战，比较援兵不继，改作城下之盟，那时条件更苛……”

　　　　众人均大失所望。特别是5军各将领，原以为蒋介石派出了御林军，应该真心抗日了，现在御林军伤亡惨重，援兵却是不继，不禁灰心。张治中对我说：“希夷，又被你说对了。蒋介石就是搞证券经纪人那一套，现在我们受挫，他就抽回投资。但不是我们不卖命，敌人放毒气，我们有什么办法？”

　　　　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和心腹，多少知道内幕，说：“委员长是寄希望3月3日召开的国联大会，逼迫日本人和谈，要我们守住现有防线。只是我们各部均已残破，要守住只怕很难啊！我劝过他，京沪、江浙、皖南赣北一带国军有60个师以上，哪怕抽十分之一上来，就足够了。但现在看来，唉，委员长主意已定，我怎么说也没用了。”

　　　　陈铭枢转向我：“希夷，你怎么看？”

　　　　我悠悠道：“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我吟唱了一句宋代著名诗词大家辛弃疾的词句。众人听后，均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辛弃疾这位生在国破战乱时期的爱国诗人，一生忧国忧民，为后世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词章。他在这两句词中感慨：金人掀起的战尘未落，边寨之马肥壮，正好兴兵抗金，收拾破碎的山河，然南宋朝廷苟安软弱，退缩长江以南，致使半壁江山沦人金人之手，大宋空有肥壮的战马，而英雄却无用武之地……

　　　　我接着说：“现在别说60个师，就是6个团，也指望不上，只能靠我们现有的力量了。老蒋要讲和，但离国联开会还有差不多半个月，日本人不会甘心的，肯定大举增兵，以夺占上海，取得谈判有利地位，再逼我承认东北伪政权。现在我军退无可退，但要面对新锐的优势敌军，只怕力有不逮啊！”

　　　　蔡廷锴说：“希夷，日本人那边有什么情报，你说来看看。”

　　　　我说：“由于第9师团也被打败，日本军部十分恼怒，新组成上海派遣军，启用原关东军司令官、陆军大臣、现任军事参议官的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官，出动第11、14师团，以及大批装甲兵、炮兵、工兵等直属部队，总兵力在7万人以上，将于近日在上海某处登陆，企图歼灭我军，挽回败局。”

　　　　听到日军兵力如此强大，众人又心里一震。蒋光鼐则振作说：“好嘛，这说明我们还是打得好。这个白川义则，是继盐泽幸一、野村吉三郎、植田谦吉后第四位司令官了。临阵频频换将，乃兵家大忌也。我看日本人也是技穷了。”

　　　　蔡廷锴道：“哪我们如何应对呢？”

　　　　我谨慎地说：“日军总兵力是不会错的，但我不知道它们两个师团究竟是分别登陆，还是一起登陆。在情报搞准之前，我很难作具体参谋。”

　　　　我当然知道，按照历史，日军第11师团应于3月1日登陆，第14师团在一星期后登陆。但现在情况有重大变化，起码日本人使用毒气弹就是我没料到的，而且由于淞沪日军损失过大，上海派遣军肯定会提前登陆。看来如先云所说，历史“蝴蝶效应”已经出现了，我的“老黄历”已经未必管用，现在就看我的真本事了。但我是北伐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打出来的，又得到先云的未来资讯，还是有信心的。

　　　　“一个先来如何？两个一起来又如何？”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唐光霁问。

　　　　“如果敌人先来一个师团，则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各个击破，不惜一切全力把它吃掉，以震慑敌人，等到3月3日国联开会就好办了。如果敌人两个师团一起来，嘿嘿，一个第9师团就打得我们伤筋动骨，再加上第11、14师团，我们很难扛得住。但无论如何，3月3日是一道坎，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要在这之前有个谈判结果，至于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就要看我们打得如何了。”

　　　　王敬久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一个来杀一个，两个来杀一双！”他的87师这次进攻第9师团损失很大，憋了一肚子气，恨不得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不敢怎样，勇气还是有的。

　　　　张治中问：“那准确情报什么时候可以搞到？”他知道十九路军的特工部长是上海滩一霸王亚樵，而上海日本人众多，应该有搞到情报的途径。

　　　　“就在一两天内。到时我就会提出相应的作战计划。”

　　　　散会后，我告诉旁边的参谋顾高地：“你准备一份地图，如此如此……”

　　　　直到第二天下午，税警总团的总团长王赓才来到指挥部：“听说陈司令和邓参谋长到了，有什么新部署？”

　　　　我心里叹了一口气。这个王赓专业知识是有的，就是风流成性，与陆小曼离婚后整天花天酒地，即使税警总团已经参战，他夜晚还是天天往歌舞厅钻，最近更是与“百乐门”的某头牌舞女打得火热。因为税警属于财政部编制，并非军队序列，军法也管不了他。我屡劝无效，不过心想这也是注定的，说不得，只好利用他一下了。

　　　　“昨晚我们商定，如此如此部署。这是作战地图，你拿去照图部署即可。”

　　　　王赓果然领了地图出去。我派人暗中尾随。只见王赓穿着一套笔挺的黑西装，打着时髦的领带，离开指挥部后，乘三轮摩托车径直去了美国驻沪总领事馆。而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在苏州河以北日军警戒区内。王赓出来后突然有预伏的日本密探冲过来，由于王有深度近视，为风度未戴眼镜，以至日本人冲到面前才大吃一惊，见势不妙，要退入美国总领事馆则已为日本人堵住大门，又避入对门之英商开的“礼查”饭店同美国总领事通电话，但刚把听筒取上，日本人已团团围住，将其劫持而去，其随身携带的我军地图也落入日本人手里。

　　　　我听完汇报后，长舒一口气：“王赓献地图”这段历史，终于发生了。

　　　　历史上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王赓献地图”是非常重大的事件。由于王赓携带的作战地图落入日军手里，给十九路军的战斗带来很大损害。当时上海各界对此无不愤怒，认为王赓是被日本人收买，有意出卖祖国，当时戏剧、文化界曾编排“王赓献地图”一剧公演，以揭露和谴责那些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

　　　　其实我很清楚，王赓丢失地图纯粹是无心之失。他出入美国大使馆和歌舞厅久了，税警总团的总团长身份又已公开，早被日本人盯上。我劝他几次不听后，就知道他迟早有这一天。于是事先准备一份假地图给了王赓，日本人捉了一条大鱼，当然不会以为这位旅长大人手中的地图是假的。我就是要利用这点，引诱日本人上钩。至于王赓本人安全，我是不担心的。他与美国人打得火热，历史上就是在美国人担保下获释的。后来他在铁道部任职，八年抗战期间任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在为战略物资从滇缅公路的内运埋头苦干，1942年3月为国民政府赴美的军事代表团成员，在途中旧病复发，于开罗死去，终年47岁，被北非盟军以厚礼葬于开罗市郊英军公墓。我自然不会让这个活宝今后照此发展下去，他的命运，我是要着手改变的，不过是以后。

　　　　王赓被绑架后，我立即通知王亚樵的手下金刚华克之采取行动。次日凌晨，华克之手下在租界某僻静处将日本女谍川岛芳子绑走。王亚樵曾经绑架过宋美龄，干起来自然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历史上川岛芳子利用其中国人“金璧辉”的身份，窃取了大量情报，给中国抗战事业带来很大损害。但这一切对我来说根本不是秘密。她当时是日本上海派遣军的情报组长，与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也混在一起，自然有关于日军的绝密情报。

　　　　至于绑架川岛芳子，我认为是不会引起日本人警觉的。川岛芳子由于兼有中国人身份，隐藏得很深，日本人深信其不会暴露，要不淞沪开战后她搜集情报十分活跃，要是暴露早就被我军揪住了。日本人最有可能的想的，反而是争风吃醋，因为川岛芳子喜欢跳舞，不久前刚在上海的华尔兹大赛中得了一等奖，红透半边天，追求者众多，每天争风吃醋引起打架斗殴就有好几起，纠缠不放者更是一箩筐，川岛芳子失踪后，日本人自会往桃色花边上去想，以为是被哪个富家子弟强行拉去公馆别墅了。

　　　　果然，据王亚樵手下密报，几天来日本派出特务都在上海豪宅附近转悠，又紧盯住一些时尚名人。我放心了，日本人看来不会因川岛芳子的失踪而怀疑上我们，从而改变部署。套完情报后，我要王亚樵将这名罪大恶极的超级女谍秘密处死，比历史提前了16年。

　　　　2月22日晚，十九路军旅长以上高级将领在真如再次开会。

　　　　蒋光鼐问我：“希夷，是不是有日本人情报了？”

　　　　“是的，总指挥，不幸的是，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众人面色凝重，似已预计到最坏的结果。

　　　　我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据最新情报，日军上海派遣军全部7万人，将于本月25日晚在我军后方的长江七丫口处登陆，然后直插向南，拟切断京沪铁路断我后路，与正面的第9师团残部会合，将我军主力合围在长江与苏州河之间包围歼灭。”

　　　　众人无不吃惊。我自然早已预料。历史上日军在七丫口登陆，确实出乎十九路军意料，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