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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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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是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个子较高，身材瘦长。在听我讲话时他总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神经质的哈哈大笑，连声叫好；他的牙齿前突，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突出。他理着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颇为精神。
这是一个深受左倾毒害的人，尽管他是坚定的革命者。我暗中评价。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伙同德国顾问李德，给中国革命、工农红军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遵义会议才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当然，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时空，自然会改写历史。
其余在座的人都是我在历史书上早已熟悉、照片也见过无数次的人。现在真人就在我面前，与照片差别不大。我还知道，其中核心人物、“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的2个，即李竹声、王云程，不久后被捕即叛变了。不久后叛变的还有政治局委员卢福坦。我自然不会点破，只是心中暗暗冷笑。
听完我讲话后，唯一的老军委委员王云程十分激动：“早就该这样了！现在各苏区的红军搞什么游击战，零敲碎打，这里打一枪，那里放一炮，哪成得了气候！照这样中国革命何时才能成功？现在先云同志带来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宝典，红军就可集中起来打大仗，必然可震撼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促使蒋介石集团的总崩溃！”
我微笑着说，蒋介石一个月后就将下野，但很快又可东山再起。但不管怎样，随着红军打下中心城市，必将大大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
众人自然大吃一惊：蒋介石统治如日中天，哪会下野？而且又很快东山再起？确实匪夷所思。我自然不详细说明，反正历史就是这样发生的，何况有叶挺推波助澜（后来在座的都对我的精确预言无比佩服）。
柯庆施接上嘴说：“既然是先云同志说的，那肯定是正确的。恩来同志临走时对我说，先云同志是‘黄埔三杰’之首，东征、北伐名震天下，领导、指挥能力是非常出众的，又得到斯大林同志亲自接见，要我们一切都按照先云同志的指示去做，彻底贯彻执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新精神。”
我望着这个柯庆施，不禁暗叹：果然无比圆滑啊！凭心而论，柯庆施对中国革命是有很大贡献的，建国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大区书记，是与高岗等齐名的大诸侯，也是“四人帮”之一张春桥的偶像（张春桥自称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担任柯庆施六大职务中的一个。结果他“青出于蓝胜于蓝”，不但担任了柯庆施的六大职务，还多了一个：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不过他惯于跟风，对“大跃进”等极左路线的推行起了很大作用，幸而死得早。现在听他的口吻，确实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物。
王云程也说：“对，对。陈赓同志临走时也说，他虽位列‘黄埔三杰’，但还是赶不上先云同志的，要我们积极配合先云同志工作。”
王云程虽然被我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但我有斯大林的金字招牌，他看来还是惯风使舵的，急表忠心。这是个摇摆人物，他后来的叛变，也是基于这种心理吧。
赵容（康生）说：“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刚刚发来电报，说政治保卫局发现一个军事政变集团，以许继慎为首，还说鄂豫皖红4军的领导人曾中生等有严重的反党错误。他们准备就此开展肃反，彻底清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要求中央回复。”
我知道，千钧一发的机会来了。
按照历史，临时中央听信张国焘一面之词，无条件支持张国焘，于次日，即11月3日回电指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4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4军领导干部违中央（分）局的命令……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是立三路线的重复”，“严重的反党错误”，“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至于许继慎，中央更说，“中央（分）局对许应做严厉的考查”。有了“尚方宝剑”，张国焘就此大开杀戒，在白雀园屠杀了以许继慎为首的2500多名红军干部，占当时红四方面军总人数的近十分之一！曾中生等人也遭撤职，张国焘、陈昌浩等完全窃取了鄂豫皖的领导权，给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当即接过话头：“此事尚待核查。许继慎与我一样，是黄埔一期的，当年周恩来同志高度赞扬过的，北伐时表现也很好。这几年情况我不知道，我看有核实情况的必要。”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之一，直接领导中央特科，康生与陈赓一样，是特科的科长，长期在周恩来手下工作，对周恩来同志还是十分敬重的。我搬出了周恩来同志，包括博古、康生等人都不断点头。
我又说：“我在莫斯科时，契卡的亚戈达同志曾秘密跟我说，我党某负责同志历史上有问题，要我回国查清楚。我想在查清此事之前，现对张国焘同志的建议放一放。”
虽然我没有明说，但从我的语气听来，在座的都知道指的是张国焘，不由紧张起来，一些准备表态支持张国焘的人也连忙收声。我心中暗笑，所谓亚戈达的指示，根本子虚乌有，完全是我杜撰的。因为契卡非常神秘，权势盖天，连共产国际也慑其威势。再说斯大林与亚戈达确实接见过我，我杜撰一番契卡指示，谅他们也不敢过问。
中央军委党组书记武胡景则犹豫说：“只是张国焘同志催得紧，说情况很危急……”
我说：“那好办，反正人员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掀不起风浪。可电告张国焘，此事可先作冷处理，将许继慎等抓起来的人编入惩戒营，不得擅自杀掉，好好利用一下。”
众人连说这样办好。
所谓惩戒营，是苏联红军一大发明。二战期间苏联红军曾将犯有错误、当过敌军战俘的人员编成惩戒营，又叫强击营，用作冲锋陷阵，或使用到最危险的地方，充分利用这一“人力资源”，当然是有督战队严密监视的。其最早的发明，则是苏联内战时期著名的察里津保卫战，当时德军的军官指挥白军官兵排成方阵，对苏联红军阵地进行敢死冲击，前面被打死后面即补上，有着强大的震撼力。指挥察里津保卫战的斯大林临机一动，于是将红军“叛徒”和俘虏的白军官兵编成“惩戒营”，由督战队机枪监视，也用作敢死冲击，反正死的都是“阶级敌人”，没什么可惜。所以这个惩戒营，倒是斯大林一脉相承的做法。博古等人长期在苏联，也学过军事，自然知道斯大林这一招数，见我活学活用，都连忙说是好主意，并随即向张国焘发报。我通过这一招数，暂时稳住了张国焘，赢得了时间。
我接着对康生说：“赵容同志，为了执行亚戈达同志的指示，我想你安排北风同志跟我工作。”
北风就是胡底，又名胡北风，是中共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变节，这一高度机密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截获。钱壮飞当时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高度信任，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钱壮飞全权负责组建中央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他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其中包括胡底和李克农。李克农、胡底分别安插在上海、天津，而钱壮飞留守南京总部，三人遥相呼应，直接受周恩来领导，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这就是被周恩来称道的“龙潭三杰”。
钱壮飞立即通知整个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全部转移。当大批国民党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时，结果却大失所望。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同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是：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后转来上海。历史上胡底于长征途中被张国焘杀害，钱壮飞也牺牲于长征途中的贵州，只有李克农幸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现在由于我的到来，当然不会让“龙潭三杰”之一的胡底死于张国焘之手。
康生看来对我这个离开中国四年的军人居然知晓中共中央特科的绝密人物感到惊奇，不过他立刻释然，也许是更加钦佩契卡的神通广大吧。
会后，我与胡底在某秘密地点会面，传达了“契卡的指示”，最后对他说：“你可安排袁殊同志立即操办”。
我自然看到胡底的大惊失色，他肯定诧异于我居然知道他单线联系的袁殊这一绝密人物。
袁殊，我军历史上的一位超级“五重间谍”，卓越的孤胆英雄。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1931年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通过表兄、黄埔一期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从此打入了中统内部。袁殊在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之间游刃有余，加上中共特科的真实身份，是世界间谍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间谍”，而且都得到五重关系的非常信任，确实令人难以想象！不过建国后他也很惨，精神失常，估计是因为身份太多、时时小心翼翼终于导致思维混乱。当时他是胡底单线掌握的，连康生都不知道，这样胡底自然对我无比信服，相信我确实有通天之能，哪知道他那个年代的绝密在我的时空中早已路人皆知。不过我也非常需要胡底这个情报人员。
我要胡底通过袁殊，与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北平分部的中央特科潜伏人员取得联系，去北平陆军监狱取一份档案。5天后，这份档案由北平分部的特科潜伏人员携带，经津浦、京沪铁路到达上海，袁殊随即将这份看来不起眼的档案交给了胡底。
只有我知道，这份档案将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
11月7日晚，根据我的紧急通知，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再次聚会。看完档案后，个个大骂张国焘叛变求荣！
这里不得不介绍张国焘其人的经历。
张国焘，1897年11月26日生于江西萍乡上栗镇一个破落地主和小官僚家庭。1916年10月，19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结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李大钊，受二人影响，思想日益激进。1919年，张国焘22岁，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国焘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学联讲演部部长，参与“火烧赵家楼”。1920年3月，张国焘和一群学生领袖，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同年参加李大钊创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年，他频繁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做陈独秀、李大别之间的联络人，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11月，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事务。1921年7月，张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和大会筹备人之一的双重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党纲的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任上海部主任，时年24岁。次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是当时中共领导人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1923年，张国焘受命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在大屠杀开始前的5分钟擅离武汉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人法租界。同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开始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左倾”色彩，即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是革命的。他的“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张国焘这时第一次显现出了他生命中的机会主义特色。6月间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中共领导核心，次年3月便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成了共产党员中直接参与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张国焘的“改正错误”使他重新受到陈独秀的信任，2月他便被重新任命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负实际领导工作。1925年1月中共“四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5年5月，张国焘在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再次成为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在当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他成了这批人要求国民党高层从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开除的9员著名共产党人之一。12月，张国焘这个前陈独秀的反对派，作为陈的助手，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秘密谈判，商讨与国民党右派“妥协”，维持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结束，张又受陈委派，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任大会共产党党团书记，压制党内同志和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妥协。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张国焘代表陈独秀与蒋介石会谈，继续执行退让政策。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举行，他不顾党内强烈反对，在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上签字，原在国民党中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被迫全部辞职，蒋介石顺顺当当地爬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9月，北伐军克复武昌，张国焘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面对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他又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声称这样下去“要出乱子”。这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成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代言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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