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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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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切实际的主张，都被彭德怀、林彪算到刘伯承账上。1934年2月苏区中央决定红军进攻南丰，彭德怀接令后大为不满：“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进攻失败后，彭德怀更是火冒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主动出击？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他这样弄下去，打得赢个鬼！”林彪也说：“我们的游击战为什么不好哇，打正规战，哪么子打？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就行了。”实际上，彭德怀、林彪并不知道，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强攻南丰，由刘起草，以周恩来的名义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见，大致内容是此次作战有五不利：1、暴露企图；2、易受夹击；3、损失大；4、无法筹款；5、浪费时间（在军委档案里，仍存有此电文）。但苏区中央局没有听取意见，坚持要求前线执行占领南丰的计划。遗憾的是，由于战事紧张，兼之个性殊异，他和彭、林没能就此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沟通一下，寻求共识，历史的机缘就此错过。所以我改变历史，不让刘伯承去江西，就是避免一些领袖人物之间不必要的误会。相反，去了鄂豫皖，刘伯承自会得心应手。
至于朱瑞，就不用说了，他是我军为数极少的炮兵专家之一。胡底则是情报专家，从某种程度来说，他对我至为重要。
进行职务交接后，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与我一行五人，踏上了前往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路程。
霜降已过，立冬了。大别山的傍晚茫茫一片冷清的色调。树梢上，房顶上，草叶上，凡裸露在大自然中的景物都挂上一层厚厚的霜，仿佛罩了一件白色的大斗篷。夕阳燃至最后一把火，悄然坠地，溅落满天霞光。天说黑就黑，一弯孤零零的残月更显出夜的突兀与深寂。夜色中，马蹄踏踏，搅碎了冬日的清冽。
刘伯承、左权、朱瑞、胡底与我一行五人，在皖西重镇金家寨分手。刘伯承、左权前往河南省光山县白雀园，制止大屠杀，以组建惩戒营的名义，解救被冤枉的红军将士；朱瑞前往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的首府新集，组建炮兵；我和胡底则前往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去见张国焘，并参加正在进行的黄安战役。
黄安，是大别山主脉西侧一座有四百年历史的古城。境内山峦起伏，河流纵横。这种地势险要、进退裕如、攻守皆宜的地理条件，决定黄安在军事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历来是农民起义必据之地。元末农民起义军，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部将，清朝的太平天国，都在这里屯过兵打过仗。这座古老的城池人烟稠密，商贾云集，距我根据地中心极近，一直是敌人不惜代价坚守的主要据点。
黄安县，在红四方面军将领与士兵心目中，占着特别的位置。黄麻起义，最先攻打的是黄安；红四方面军成立，是在黄安的七里坪。黄安，是大别山革命人的出发地，又是国民党军和红军反复争夺的一个中心。红军攻下黄安，改名为“红安”；白军占领它，又改为“黄安”；红军再次攻占，它又成为红安。红安县，共和国最著名的“将军县”，从这里走出了人民解放军233名将军，还有2位国家主席（李先念、董必武）……
历史名镇七里坪，位于黄安县正北20公里，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大别山由东向西流的奇异之河——倒水河清澈见底，在此缓缓流过，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一条长长的街道，历经风雨沧桑，其街道先后被命名的有“列宁街”、“长胜街”、“杨殷街”。一栋五间大瓦屋坐落其间，原为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机关，现在让给了红四方面军作总指挥部。
走进指挥部，却不见几个人。迎上来的只有彭杨军政干校的校长蔡申熙。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这样写道：“蔡申熙同志是红15军的主要创始人，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专横跋扈、眼空一切的张国焘对两个人的军事才能不敢漠视，这就是蔡申熙和徐向前。他曾经认真地比较过两人的优劣长短：
“徐向前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几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手臂已在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军事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
蔡申熙（1905——1932），原名蔡升熙，字旭初，湖南省醴陵县人。1924年春入广州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期间，先后参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军阀陈炯明叛乱、军阀杨希闵叛乱的战斗，表现出突出的军事才能，晋升为营长、团长。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第24师参谋长。后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转战各地，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吉安东固地区游击队第一路总指挥、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他是红15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任军长，带领所部北上鄂豫皖边区与红1军合并组建红4军，相继担任第10师师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彭杨军政学校校长等职。1932年10月，在湖北红安县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仍然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最后牺牲在战场上，年仅26岁。他是共和国36位军事家中年纪最轻的一位。现在由于我的介入，历史发生“蝴蝶效应”，他未必会在战场上牺牲。
“旭初，有四年不见了吧！”我主动上前握住他的左手。蒋先云与蔡申熙都是黄埔一期的，早就是老朋友。蔡申熙之前在战斗中右臂、左脚负伤，后致残，所以调来后方的彭杨军政学校担任校长（1929年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后牺牲。彭杨军政学校就是因纪念他们两人而命名）。
“巫山，可把你盼来了，一路没遇到麻烦吧？你这个黄埔第一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又将迎来大发展了。”
我问道：“国焘、昌浩同志呢？”
“张主席去了黄安前线，陈政委坐飞机去了。”
张国焘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所以人们称他张主席。按照历史他此刻应该在七里坪，也许是中央没有批准他的大肃反建议，又派我来调查，可能他已感到不安，平时不上前线的他主动前去一线，就是想指挥打个胜仗给中央看吧。反正黄安已是瓮中之鳖，指日可下，乐得捡个现成便宜。
至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坐飞机，我猛地醒起，红四方面军确实有一支“空军”。
这支“空军”只有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原为国民党的德国“容克”式双翼高级教练机。1930年2月16日，此机奉命从汉口飞往开封执行通讯任务，在返航途中因大雾迷失方向汽油耗尽，迫降在宣化后西南约20里的陈家河附近，被我赤卫队俘获，后运至鄂豫皖首府新集。经耐心帮助教育，原驾驶员龙文光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这时正好有一位从莫斯科学习飞机领航回国的同志被派到鄂豫皖工作，在他和龙文光的共同努力下，飞机经过修理很快恢复了飞行能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就这样诞生了。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为表达对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敬意，把它命名为“列宁号”。
陈昌浩曾坐这架飞机穿越白区，去过皖西根据地。他年轻胆大，干起来真行，也有点子。怕驾驶员不可靠，在白区降落，就带上手枪，拿着手榴弹，逼他听指挥。此时，陈昌浩从黄安前线回到新集，让龙文光在“列宁号”机翼下安装了2个弹架，拴上2枚迫击炮弹，改装成一架“轰炸机”，正准备轰炸黄安呢。
我听到张国焘去前线的消息后，就说：“那我也去黄安前线吧，毕竟4年没打仗了，也需要进入状态”。
12月8日，我来到黄安前线。此时距黄安战役开始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1931年秋季来临，国民党军开始了对红四方面军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调动15个师以上的兵力，准备向鄂豫皖苏区进攻。新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他和方面军的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先发制人”的进攻策略，首先于11月10日发动了黄安战役。“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这是1927年著名的黄麻起义时期流传的歌。多年来，国民党军一直把黄安作为一个重要据点。河南部队、赵冠英的第69师2个旅4个团防守城市，另有4个师在麻城、宋埠、黄陂、孝感驻守。徐向前指挥红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先扫清黄安外围，切断守敌与宋埠、黄陂的交通线，然后包围黄安，吸引援敌。
12月8日晚，我和胡底在蔡申熙陪同下，来到了红四方面军黄安战役指挥部所在地——黄安与峰山之间的郭受九。
张国焘再也避不过了，只好硬着头皮相见。
我只见这个“历史名人”身材中等，四方脸，颧骨略突，戴一副眼镜，穿着笔挺的中山装，显得十分精神。
“张主席，多年不见了。”
张国焘一阵尴尬：“先云同志，以前我是错了，我服从中央的一切决定。”
所谓张国焘认错，就是他“逼死”蒋先云一事。
张国焘本来与蒋先云有很深的友谊。他曾说“蒋介石与中共的联系，往往都是经由蒋先云办理的”，又说：“他那时曾多次奔走南昌与武汉之间，企图挽救双方的破裂，”“成为国共两党之间，一道直接协商的桥梁。”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以血腥手段彻底反共，二蒋彻底恩断义绝。4月17日，蒋先云在武汉发起黄埔学生讨蒋介石大会，任大会主席，在30万人的大会上小蒋慷慨激昂地声讨大蒋的叛变革命。蒋介石爱敬小蒋之才，仍数次派人力邀小蒋，许以第1师师长之职，然小蒋不为所动。有所不甘的大蒋遂在报纸上刊载与小蒋的合影。由于这张照片，引起张国焘猜忌，居然放言说“蒋先云不是反革命，我就不信张”。这令蒋先云深受打击，所以才有在临颍前线求死之举（在我的时空中牺牲了，在现在的时空则成为植物人，思维被我这个冒牌货代替）。
我则假惺惺地说：“张主席，说哪话，我们以前还是有愉快相处的时候的。中央派我来，只是查清楚一些事实而已。现在战事要紧。”
我与胡底商量过，既然张国焘来到前线，就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他。
徐向前走上来诙谐地说：“会长，现在我又受你领导了。”
我只见徐向前高瘦单薄，生着一张长形脸，两只眼睛不大，目光沉静有力。
徐向前也是黄埔一期的，对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常务委员（简称会长）蒋先云非常敬佩。他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对蒋先云有一段记述：“我们经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连蒋介石也很赏识他的才干，曾要他当过秘书、警卫营长。他和我经常交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本色’‘革命军人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在黄埔军校，我们紧紧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作斗争。”
徐向前，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军事家、国防部长，1901年出生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的一个农民家里。幼时读过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去书店做学徒。18岁时靠哥哥接济3块大洋，考入阎锡山的山西国民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做过一年教员，旋被无端解聘。1924年，23岁的他与十几个寻找生活之路的山西青年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生。人学不久，这个勤勉却不善言谈的学生像所有新生一样，就受到了校长蒋介石的单独接见。1924年，蒋介石还处在罗网人才积累实力待机而动的阶段。这种与新生的单独会见，正是他为了考察与网罗亲信而刻意安排的。
徐向前被传到了校长室。走进去时他有点紧张，站在那里，被蒋介石相面一样打量一番，他就更紧张了。
蒋先生觉得他相貌平平，神情张惶，先就有了三分不快。
“叫什么名字呀？”他用他那不大好懂的浙江官话问道。
“徐向前。”学生回答。他说的是山西五台官话，也不大好懂。蒋介石皱了皱眉头。出乎侍卫官们的意外，他竟听懂了徐向前的话。蒋介石听懂徐向前的话是因为他与阎锡山打过交道，阎锡山就是山西五台人。
蒋校长头疼起来。山西出了个阎锡山，割据一方，他听见山西话就头疼。这个学生居然也说山西话。
“嗯，……你是山西人了？”
“报告校长，学生是山西五台人。”
原来还是阎锡山的乡亲。蒋介石一向对浙江人感兴趣，对这场谈话完全失去了兴头。“好啦，你回去吧！要认真读书，不可荒废学业。”
“是！”徐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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