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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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余天云为了捉弄何畏，每天半夜里一见何畏的房间熄灯，就去敲房门，说有问题不明白，请“老师”给予解答疑问，搞得何畏烦躁不已。何畏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以纪律处分。个性很强的余天云更是不满，与张国焘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大，但最令张国焘不满的是据何畏报告，余天云对南下开始有微词，张国焘即找个借口下令逮捕了余天云，由保卫局看押，禁闭在红军大学。余天云吞黄金自杀，经抢救未死。

　　　　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凡是由保卫局看押并沾上了“反对南下”的政治大问题，在众人的眼中必是“阶级敌人”无疑，其地位甚至不如俘虏。因此，在南下途中过懋功铁索桥时，根据张国焘旨意把余天云当作“犯人”看待的何畏，非让余天云去背大米袋。当时同行的有许多人是余军长的部下，对张国焘这种虐待行为敢怒而不敢言。余天云的自尊心向来很强，面子观念极重。他背着米袋颤颤悠悠走上了铁索桥，突然间，余天云在众目睽睽之下，扔掉米袋由铁索桥向河水中投去。

　　　　余军长自杀了！在场的人无不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这件事一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但何畏和张国焘一样，也叛变投敌。抗战初期，他到西安治病时，投靠了国民党，也未得志，解放前夕投江自尽，倒是与余天云一样下场。

　　　　我接着宣布：“任命高敬亭同志为红28军军长，余笃三同志为红28军政委；任命刘得利同志为红82师师长，詹大列同志为师政委。”

　　　　该军只有一个红82师，3000多人。红83、84师空缺。

　　　　高敬亭1907年8月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家店。因家境贫寒，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跟着父亲走南闯北给地主家杀猪。在革命队伍里有人给他起个“屠夫”的绰号。革命使他焕发出新生，也付出过血的代价。父亲及妻子被地主杀死。在鄂豫皖苏区里，他先后担任过县委书记、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常委、红75师政委等重要职务。

　　　　高敬亭尽管年纪不大，却已经是位资深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对他又不无犹豫。残酷的对敌斗争和严峻的党内斗争，使这位农民出身的高级领导人的性格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烙印：办事利落，善于快刀斩乱麻；疾恶如仇，对部下严格得不近人情；但他又热爱战士，很能听取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既怕他，却又爱戴他。高敬亭在许多方面太感情用事，有时不听上级招呼。1931年4月张国焘初次来到鄂豫皖时，就是高敬亭迎接领路的，故受张国焘毒害很深。他在军队和地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肃反，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缺点错误同政治混为一谈，把正常的党内批评、部队伤亡过多、甚至于丢一个枪零件、写错一句标语口号都要无限上纲，以反革命罪论处。但他威信高、能力强，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红25军相继长征后，仍能率领红28军坚持大别山红旗多年不倒，高敬亭也是大别山一面旗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人数是4个支队中最多的。后被错杀。

　　　　余笃三又名余笃山，1887年生于湖北武汉，产业工人出身，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成为工人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作为中国“真正的产业工人”代表去莫斯科学习，让他出任政治委员是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推行新干部政策的表现。即以工人阶级成分来领导，改造党、苏区和红军。他虽然不大懂得军事斗争，却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随后的一系列行动都具有纯洁高尚的工人阶级本质。可惜这位工人领袖历史上最终被张国焘杀害于大巴山，时年46岁。这次派他与猛将高敬亭“搭档”，就是取长补短。

　　　　这样，红四方面军下辖红1、4、9、25、27、28军共6个军，5万多人。此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囊括26个县，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250多万，仅次于中央苏区。

　　　　我接着宣布：“任命郭述申同志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同志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郭述申身材高大，被称为“郭大个子”。他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的知识分子，家就在孝感县城北关，与鄂东北根据地相距不远。郭述申原以为中国农业落后，一心想报考农科学校，谋求农业救国之道，谁知也不那么如愿，随后才考入武昌师范。1927年6月，他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刻，由阵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国焘等来之前，他曾担任鄂豫皖特委第一任书记两年多，经验非常丰富。

　　　　郑位三被毛泽东称为“小列宁”、刘少奇夸之为“鄂豫皖地区干部学习马列最好的一人”、时年仅28岁。他中等个头，体形比较魁伟。一张国字形状的四方脸，颧骨突出，棱角分明，两只深邃的眼睛光彩有神。大嘴唇上，同样也蓄着两撇浓密的八字胡，剪修得十分整齐，稍微往上翘着。也许是面目过分威严的缘故，红军指战员与其相会时，大都喊他“位老”。同辈人中也有叫他“小诸葛”的，是因他能谋善断，具有临危不惧的智慧。17岁的秘书刘华清跟随他南征北战，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

　　　　宣布完任命后，在座各人欢声雷动，互相举杯庆祝，许世友等著名“酒缸”不用说都酩酊大醉。散会后各人返回部队，着手整编，以迎接1932年更加残酷的战斗。

　　　　至于此次未能安置的“白雀园干部”，以及经甄别后表现较好的国民党军俘虏军官，全部进入彭杨军政学校学习深造，等部队扩大后，再走马上任。

　　　　对红军士兵的来源，我和刘伯承、徐向前、曾中生等商量后，明确提出了“红军人员的补充，主要来自前线”的原则，说白了就是整补俘虏兵。这本是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之一。我只是“活学活用”。这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的一大法宝。上午俘虏的敌兵，下午就能为我打仗。1948年淮海大战，华东野战军起初参战时有36万人，期间伤亡极重，仅歼灭黄百韬兵团就伤亡5万人，许多主力连队仅余10多人，被迫把司令部的警卫、文书、后勤人员都填到一线连队去，济南战役时的俘虏兵都成了老兵，当了排长、班长。抓获的俘虏，原则上一个不放，立即用于战斗。结果淮海战役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兵力反而增加到46万人，就是整补俘虏兵的结果。我又将解放军整补俘虏兵的“法宝”——“三整三查”告知了刘伯承等，大家纷纷说好，还说还是“黄埔第一杰”想得出来，我自然惭愧不已。

　　　　黄安战役的1。5万俘虏兵，因残疾、虚弱等原因，释放了1000多人。有近1。2万人补充进了红四方面军，另有2000多名顽固军官、特务进了“惩戒营”——红27军。

　　　　这是对红军来源的一大创新。

　　　　按照当时的左倾路线，红军战士非工农出身不可，特别是动员大批农民参军，结果大部分青壮年劳力都成了红军，各县青壮所剩无几。以江西中央苏区为例，1933年，长岗乡407名青年中有320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了妇女和老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儿至1934年10月，有近5万人参加了红军，1933年到1934年的一年里，有2万多人参军，仅1934年5月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2000多人参军。这些参军人员中，大多数参加了长征，该县为革命牺牲的人达1。76万多人，还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5万多人……

　　　　为了动员青年参军（当时叫作“扩红”），苏区政府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5％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了，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辉匾，烈士家属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还有一些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盐以及火柴和大米……鄂豫皖苏区的“扩红”情况也差不多。

　　　　但长久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学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道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红军兵力的来源如果转以俘虏兵为主，只要不断打歼灭战、打胜仗，兵源不但可弥补伤亡还有余，红军就能不断壮大。这样不需要从农民中征兵，还可将军队中的老弱病残退伍返回地方，增加地方劳力，缓解劳动力的不足。

　　　　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固然可以补入红军，但军官就比较麻烦。诚然，红军中许多高级将领，都来自国民党军，刘伯承、旷继勋来自四川军阀的军队，徐向前来自西北军国民2军，至于来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的就更多了。但由于当时国共严重对立，我党的一些政策又过左，伤害了一大片，故改造俘虏军官甚难。我们决定对俘虏的军官特别是高级将领，都采取“岳维峻模式”，收取赎金后释放。

　　　　岳维峻是国民党军第34师的师长。他是西北军资深的将领，做过河南省督办，1925年曾任国民2军军长，说起来还是徐向前的老上司，徐向前曾在国民2军属下第6混成旅当过参谋。1931年3月8日，岳维峻率领34师孤军冒进到双桥镇，被徐向前指挥的鄂豫皖红4军包围全歼。红军毙敌1000多人，俘敌5000多人，缴枪6000余支，山炮4门、迫击炮10多门。这是鄂豫皖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一个师（1个师部、2个旅、4个团、1个山炮连、2个迫击炮连）的重大胜利。岳维峻也被俘虏。此役战斗非常激烈，蔡申熙的右臂就是此战打残的。

　　　　对岳维峻的处置，徐向前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记载：

　　　　“我和曾中生、旷继勋商量，决定留他将来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后来，岳维峻的家属托人与我党中央联系，愿拿出几万块钱赎他。我们也同意，提出要20万套军装。张国焘来鄂豫皖后，人家给我们送来10万套军装和不少银元，可张国焘变了卦，钱也要，命也要，借口岳组织反革命团体，把他给枪毙了。杀俘虏，是张国焘来鄂豫皖后才有的，破坏了红军的传统。”

　　　　历史上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也曾指示可以释放岳维峻。不过这时岳维峻还未被杀。因为张国焘忙于白雀园“肃反”，暂时把岳维峻放下了。我当即提出释放岳维峻，以显示我军诚信。众人十分赞同，决定将岳维峻及与他在一起的旧部120多人一起释放。岳维峻及其家属十分感激，后来又送来大批财物，并宣扬红军诚信。至于编进“惩戒营”的2000多名军官，有相当部分家属获悉“岳维峻模式”后，纷纷送来财物。我们也按师、旅、团、营、连、排级分级别收取，赎金一够就放人，从而大大增加了根据地的财力。反正他们不交钱就用督战队押上战场拼命，让他们自己看着办吧。

　　　　1932年元旦当天晚上，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齐聚七里坪，围炉夜话全年打算。

　　　　刘伯承首先说：“新年新气象，现在无论是鄂豫皖的党政军，都达成空前的团结一致，力量不知比以前大多少倍！毫无疑问，今年将是更加艰苦卓绝斗争的一年。然而此时，无论是谁，也会不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大别山的战略阵地在鄂东北、皖西、豫南红军和地方群众的坚持下是巩固的，共产党不会象过去那样丢下根据地，共产党人在这里扎稳的脚跟再也不会动摇了！因为，幼稚和苦难的时代已经和正在过去了！”

　　　　鄂豫皖与中央红军有显著不同的特点。鄂豫皖这边，刘伯承、左权、朱瑞等都留学苏联的著名军校，徐向前、许继慎、蔡申熙、陈赓、左权，加上我这个蒋先云的冒牌货，仅黄埔一期的就有6个，四期的还有曾中生、倪志亮、姚家芳，留苏、黄埔系济济一堂。

　　　　我对徐向前说：“总指挥，听说你有七条军事原则，说来听听吧。”

　　　　徐向前说：“我小结了游击战争战术原则七条：（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势；（6）对远距离敌人，先动员群众打扰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些都很粗浅，还是听听曾中生的‘飘忽’战略吧。”

　　　　曾中生笑着说：“我把红军的战法叫做‘飘忽战略’。所以谓之‘飘忽’，就是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忽东忽西，忽南忽北，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种作战方法，其实也是从打游击时兴起的，整天和敌人转着圈子进行周旋，有进有退，有攻有防，也十分灵活……”

　　　　陈赓不愧为风流才子：“是呀！‘飘忽’这个词儿，就是形容快速、迅疾的意思，作战行动，来去不定。我记得曹植的《洛神赋》中就有‘飘忽若神’的名句……”

　　　　我说：“我们可以总结出十大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