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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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四方面军直属部队中，少共国际团扩编为警卫师，有5000人，师长秦基伟，政委陈友寿。红四方面军的警卫师原本存在过，系1931年3月由鄂豫皖军委警卫团与豫东南的光山、罗山、潢川三县的独立团组成，后改为红4军红12师。此次恢复警卫师番号，补充了几千名豫东南的参军农民，也符合该师传统。

　　　　方面军炮兵群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此次豆腐店战役中敌人援军的炮兵集中在刘寨，遭到红军炮兵的准确压制，许多火炮被打坏，大批炮弹被引爆，故而缴获不多，经拆卸零件组装了一批可用的火炮，加上原有的，红四方面军炮兵群已有德国75毫米山炮20门。82毫米迫击炮总计达80门，分别编入各军中，以加强火力。方面军炮兵群真正的威力在于“红军炮”，正在大量赶制中。虽然战场上缴获炮弹不多，但国民党军在豫东南各县城却储存了大量炮弹，均被红军缴获。特别是在各县缴获的黄色炸药总计有100吨，这就使“红军炮”有了充足的“炮弹”。被俘的国民党军炮兵全部干“老本行”，并将高小以上文化水平的俘虏由彭杨军政学校和朱瑞训练成合格的炮兵，大致够用。

　　　　这样集中在豫东南的红四方面军直属部队以及红1、4、9、24、27军，总计达10万人。红74师补充到5000人，已成为红25军头等主力。因皖西方向红军力量不足，该师在军长陈赓、师长徐海东率领下，携带12门82毫米迫击炮迅速赶往皖西，以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能专心于豫东南和鄂豫边的作战。

　　　　由于俘虏和新兵太多，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彭杨军政学校的原来的速成班学员提前毕业，连同大批解放的“白雀园干部”全部散入部队中担任军官。蔡申熙率军政学校的教官也到豫东南现场教学，整个豫东南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练兵高潮。

正文　第十二章：铁打赣州（1）

　　　　（注：由于原作者“一刀客”公务过于繁忙【按照传媒的说法，他从事的是仅次于矿工的中国第二危险职业】，只好委托本人根据其写作大纲和部分存稿“狗尾续貂”，不足之处请大家见谅。本文创作意图是中国工农红军避免了“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统帅下，以30个以上野战师的强大实力投入抗日战场，从而探讨网上许多网友热烈讨论的以解放战争时解放军的强大兵力和装备参加抗日战争与日军决战情形的设想，故而开始需要一定篇幅描写红军的发展壮大史。继本章“赣州战役”后，还有几章分别描述红四方面军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和挺进川陕的情形，以及叶挺率领十九路军夺回广东作为抗日基地，随后就会大篇幅描写规模和惨烈程度都远超“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热河、长城抗战，敬请垂注。根据读者的意见，本文的叙述自本章起改为第三人称，蒋先云即思维来自异时空的蒋云翔副教授，特此说明）。

　　　　一场瑞雪纷纷扬扬飘下来，欢庆胜利的锣鼓即将迎来春节。红军商潢大捷后，在豫东南一带休整，苏区军民一片欢腾，载歌载舞：“快来兄弟姐妹们，一起来集中，排好队呼口号，欢迎我红军；攻下信阳城，活捉马鸿逵，快送糍粑，快送草鞋，送给我红军！”

　　　　1932年1月底，正当蒋先云在豫东南协助整补商潢大捷后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时候，突然接到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急电，要求就中央红军是否攻打赣州提出意见。

　　　　这一点倒并不令蒋先云感到意外。赣州战役即将开始，历史上此次战役以红军惨败而告终，被彭德怀称为平生四大败仗之一（另三仗是百团大战、西府战役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但赣州战役并非毫无取胜希望，是能胜而未胜，只要排除了顾作霖等“左倾”领导人“瞎指挥”的错误，还是有把握打下赣州的。所以蒋先云迅速回电，就攻打赣州的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

　　　　令人意外的是，1月30日，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来电，要求蒋先云立即赶往赣州前线，协助指挥作战，并要蒋先云乘“列宁”号飞机前往中央苏区，在宁都机场降落。

　　　　这封电报完全出乎蒋先云的意料。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进行了仔细分析：派他到中央根据地，目的肯定是进一步压制反对打赣州的意见，并协助不懂军事但却要在前线“督战”的顾作霖等指挥此次作战。蒋先云知道，临时中央决定攻打赣州是铁定的，也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反对是徒劳的。而且他也清楚此次战役的关键所在，还是有信心攻下国军号称的“铁打赣州”的，最重要的是避免历史上中央红军打赣州时的巨大损失。但乘坐红军唯一的飞机前往中央苏区，这匪夷所思的想法也亏临时中央想得出来，不过这也是蒋先云前往中央苏区的唯一途径了，由此也可见临时中央对赣州志在必得的迫切心情。

　　　　蒋先云在潢川告别了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的同志们，迅速赶往新集的简易机场。飞行员龙文光事先接到通知，早做好了准备，地勤人员（由一位从莫斯科学习飞机领航回国的同志指导，历史上就是他协助龙文光修好了这架飞机）也已做好了有关机械检查。这架德制“容克”教练机可以从安徽合肥飞到四川成都，所以从新集飞到宁都不成问题，但由于时值隆冬，空中飞行更是寒冷，当初陈昌浩第一次乘坐“列宁”号时就差点冻坏双脚，所以蒋先云为这次飞行穿上了厚厚的棉衣裤和塞满乌拉草的皮靴，并带上一把手枪“监督”。

　　　　此时国民党中央空军还很弱小，谈不上什么制空权（“列宁”号曾多次飞临武汉轰炸和撒传单宣传），所以蒋先云决定31日下午起飞，傍晚就可在宁都机场降落。

　　　　天空出现少见的晴日，“列宁”号穿过薄薄的云层，迤逦南飞。不知怎的，蒋先云这时已完全没有晕机的感觉（也许是换了身体的缘故？），反而欣赏起机翼下壮丽的风景来。雄伟的大别山白雪皑皑，奇峰叠起，长江奔腾而下，淮河贯穿其间。这两条如诗如画如彩练的江河，在大别山南北尽情地飘荡，任意地挥舞！

　　　　飞过长江，前面就是江西高耸的九岭山。风突然刮来，飞机一阵颠簸。风又突然停止，随着山风那云雾时而飘荡，时而漫卷，时而浓重，时而清淡，一缕缕，一丝丝，在峰峦间缠绕不休。

　　　　大地上雪化了，露出了江西特有的红土。这是一块富饶的土地，古老的土地，英雄的土地！这块五千年前就有先民们劳作、生息、繁衍、征战的土地，何以如此多的红土地、红土山？是太多的汗水沉淀？还是涓涓血水的浸染？蒋先云心中无比激动：这是经受过大革命、土地革命血与火洗礼的土地，浸透了革命烈士的鲜血，绝不允许“左倾”教条主义继续危害！这里，应该是固若金汤的中国革命大本营，也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中华民族抗日大业的中流砥柱！

　　　　正在沉思间，突然，前方峰巅上有块块云团，向山窝里坠落，同丛林里的云带汇聚，结合，更加抖起英姿，并排荡漾，纵横驰骋。它忽儿成团，忽儿成缕，忽儿成丝。太阳下山了，云雾还不肯散去，只是变幻着颜色，刚刚还是紫红，转眼间就变成一片金辉了。

　　　　随着夜幕降临，一座巍峨的山岭显露出来。龙文光说，这就是宁都的地标翠微峰了。山脚下某处燃起了一排火光，龙文光以此为引导，顺利地在宁都机场降落。

　　　　宁都的机场也是临时简易机场，原是为方便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剿共”的补给和联络之用。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机场设施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蒋先云刚下飞机，一位留着板寸头、看上去非常精干的年轻人大步迎了上来：“蒋先云同志，一路辛苦了！”

　　　　蒋先云多次在历史照片上看过的这位年轻人，真实地出现面前。

　　　　顾作霖，中央苏区实际领导者“三人团”之一，“左倾”路线的少壮派。

　　　　顾作霖是上海人，1908年生，17岁加入青年团，18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等职。到达苏区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等职。今年24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之年，干什么事都是风风火火。

　　　　蒋先云道：“没什么，劳烦顾书记久等了。我初到不了解情况，一切听中央安排。”

　　　　“前方军委设在江口，项英同志在那等你。”

　　　　蒋先云和顾作霖等人乘坐一辆小汽车（原属起义的二十六路军指挥部所有）前往江口，“列宁”号则由苏区中央保卫局的一名同志“监督”，加油后拟于次日飞返新集，接另一位重要人物前来中央苏区。

　　　　途中蒋先云与顾作霖简单交谈后，即仔细研究打赣州的作战计划。

　　　　实际上蒋先云对此计划早就清楚，他利用这段行车时间，简单回忆了现在中央苏区和打赣州的争议情形。

　　　　项英是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他到苏区贯彻全会精神的。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项英当时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转到宁都青塘，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在宁都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

　　　　王明虽然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共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王明在莫斯科也曾经自鸣得意地说过：“列宁大部分时间居在外国，主要关键都是列宁决定的”。言下之意，我王明在国外，临时中央的主要关键问题也都是我王明决定的。可见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王明的名字来命名是事出有因的。

　　　　由于毛泽东指挥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鉴于中央指定的周恩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还未到任，项英又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会议决定改由毛泽东同志代理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这表明毛泽东在军事上已受到了中央代表团的信任和理解，尤其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个职务来看，如果项英不行，应该由中央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来代，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毛泽东来代。这表明他们对毛泽东是信任的。

　　　　可是后来的赣南会议又起波折。11月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开始受到排挤，把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了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极端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富农路线”。毛泽东同志受到了批判。

　　　　这次会议并没有撤掉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毛泽东“丢了兵权”：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属于苏维埃政府系统，以与党的系统“中央军委”相区别），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15人为委员。这一届中革军委，后来出了6名共和国元帅）。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总政委被取消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当时是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我们党的任务主要是打仗，像毛泽东这样一位战争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把他闲置起来。

　　　　1931年12月底，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护送下到达瑞金。1932年1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周恩来虽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但他的处境也很不好。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就在发言中挖苦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所以周恩来同志也无力扭转当时的“左倾”错误。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10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5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

　　　　毛泽东再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前线主要指挥员彭德怀回到瑞金，表示执行临时中央指示打赣州。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样，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