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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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西北道区、六安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在受降地点召开祝捷大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5月23日发来贺电：“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给予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兴奋。”

　　　　一个个空前惨败，使国民党军官兵士气极为低落，故改造极易，数万俘虏补入红军。红四方面军优先加强红9、25军，使2个军分别达到3万人。这样，红四方面军就有4个主力军分别达到3万人的标准规模（红1、4、9、25军）。加上红24、27、28军和警卫师，红四方面军已达到15万人，规模空前。

　　　　皖西重镇六安。六安是苏维埃革命老区，几乎家家都“闹过红”，户户都有子弟参加红军。红军进城的那天，满城的红旗红标语，满街满巷的欢迎人群，城楼上都站满了。

　　　　苏家埠大捷后，红四方面军乘胜收复了皖西的六安、霍山、霍丘、正阳关等重镇。红四方面军的总部就暂时设在六安。

　　　　“下一步如何打算？”曾中生问。

　　　　“安庆。”蒋先云说：“中央正月来电，要求我们打下中心城市。我们本来准备打信阳，因为皖西的敌情而改为东进。虽然苏家埠取得空前大捷，但打不下中心城市是无法交差的。打下安庆有几大好处：一是敌军在安徽省内的正规军基本被全歼，安庆只有正在整补的12师新部队和55、57师残部，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一鼓而下；二是安庆是安徽省城，打下安庆将是继长沙后红军夺取的第二座省城，在全国会引起巨大震动，完全符合中央和共产国际意图；三是安庆在长江边上，我们打下后，蒋介石必将调集江河舰队，利用海军优势反扑，而我军没有舰艇，就可堂而皇之地退出，而不会有丢失省城的指责，我们就名正言顺地卸掉这个包袱；四是安庆储存物资极多，我军打开后可大大改善根据地的经济条件。”

　　　　“特派员说得很对，打安庆一本万利。”刘伯承说。他问徐向前：“打安庆派哪些部队合适？”

　　　　“我的意见派红1、4军。两支部队损失不大，可迅速投入新的战斗。打下安庆有巨大影响，我希望在全国都打出‘红军第一军’和‘铁军’的名号。为对付敌人外围坚固工事，方面军炮兵随伴行动。这次苏家埠战役进展太顺利，炮兵还没有使上力呢。”

　　　　作出决策后，红1、4军6万大军开始南下，向安庆浩浩荡荡地行军。

　　　　安庆地处皖西南，长江下游，上连荆楚，下接吴越，历来为皖鄂赣三省边界通衢商贸中心，皖西南最大的商埠和长江重要港口。

　　　　这里的皖山、皖水，为周代古皖国故地，安徽简称“皖”，即由此而来。“安庆”之称始于南宋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寓“平安吉庆”之意。

　　　　安庆枕山面江，山明水丽，不但有史称“古南岳”的天柱山。司空山、大龙山、小孤山、浮山等天然名胜，盛世唐宋亦留下了“烟雨楼台，寺观庙宇”55座。文化历史悠久的安庆，人文济盛，唐有诗人曹松，宋有“宋画第一”的李公麟，明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方以智，清有“照古腾今”的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近代有教育家吴汝纶，美学家朱光潜，文学家张恨水，新文化运动巨擘、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等，都在历史上独领风骚，留下浓墨重彩。近代史上，太平军三克安庆、石达开出走、安庆保卫战、徐锡麟起义等重大事件，都在安庆发生。

　　　　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经济文化重镇，险要的地形地貌，使这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历代为兵争之地。古人称：“上控洞庭、彭蠡，下扼石城、京口，分疆则锁钥南北，坐镇则呼吸东西，中流天堑，万里长城于是乎在”。南宋为抵御金兵而筑城，元末、明清发生过激烈争战，太平天国的“安庆保卫战”为最悲壮的乐章。

　　　　5月的皖西南，田野一派浓重的春色。连日的阴雨，使得饮足了天水的麦田、稻田，葱茏碧剔，灿黄的油菜花满坡满坂，随风摇晃着，像是笑得滚作一团。

　　　　在安庆外围，刘伯承下了车，从东段走到西段。这座历史名城他仰慕已久，那里有中国历代杰出人物的遗迹：李白、陆游、黄庭坚、文天祥、史可法、孙中山、秋瑾……然而，现在映入他眼帘的是犬牙交错的工事，坚固现代的堡垒，绵延的丘陵，广袤的沼泽……

　　　　“中生，你有何感？”刘伯承甩着两脚泥，坐在一块湿淋淋的石头上。

　　　　“安庆不愧为一个战略要地。”曾中生说，“易守难攻，挟江而恃，又有如此坚固的工事，幸好我们有‘红军炮’，敌军又已残破。”

　　　　雨越下越大，刘伯承仍无归意。左权正要开口，听刘帅吟道：

　　　　水无心而宛转，

　　　　山有色而环围，

　　　　穷幽深而不绝，

　　　　坐石上而忘归。

　　　　“知道是谁的诗吧？”刘伯承吟罢回过头问。

　　　　左权摇了摇头。

　　　　“这是王安石游安庆的天柱山留下的绝句。”刘伯承拍打着泥屁股说，“好了，忘归也得归呀，等解放了安庆再游天柱山吧。”

　　　　在红军大兵压境下，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吓破了胆，率先坐船逃到南京。一时城内大官显贵、社会名流争相坐船逃命。在外围的坚固工事被“红军炮”轻易摧毁后，敌军12、55、57师本就在苏家埠主力被歼，残存的官兵失去抵抗意志，纷纷抢船逃窜。

　　　　5月20日，红1、4军占领安庆，俘虏来不及上船逃跑的敌军数千名，随即组织运走大量物资，之后在国民党海军几十艘舰艇的反攻下“被迫”撤出。

　　　　从1931年12月到1932年5月，红四方面军排除了张国焘的“左倾”肃反流毒，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昂的斗志，先后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安庆四大战役，共歼敌13万多。这是鄂豫皖红军史上的空前大捷，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尚未展开即被粉碎。四大战役的胜利，带来了红军和根据地的急速扩大。安庆战役结束时，鄂豫皖苏区已有红军15万多，根据地面积扩大到6万平方公里，有人口600余万，县级政权36个。鄂豫皖苏区由此进入极盛时期，成为超过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一大革命根据地。

　　　　

正文　第十四章：新式整军

　　　　6月的大别山南麓，山青水碧，杜鹃火红。

　　　　太阳快要落山了。晚霞仍在大地上燃烧。青山、绿树、流水，沐浴着落日的光彩，斑斓似锦。她那瘦弱而又倔强的身姿背影，渐渐地消逝在嫣红嫣红的晚霞之中。

　　　　红安七里坪，红四方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命运攸关的一次重要会议，从早上开到傍晚，仍没有结束的迹象。

　　　　蒋先云总算舒了一口气，感到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攻占安庆，确实达到了“一石数鸟”的目的，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均来电高度赞扬，对红军在敌人海军压迫下“被迫”放弃安庆表示“充分理解”，但要求红四方面军乘四次大捷的声势，攻占信阳、广水，截断平汉路，孤立并南下威胁武汉。蒋先云代表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回电，称攻克信阳的战机已失，因为蒋介石已经将驻许昌的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调来信阳驻守。十五路军是西北“马家军”，所辖35师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足有2万多人，加上精锐的马腾蛟第2骑兵旅，以及一并归马鸿逵指挥的刘凤岐第13骑兵旅、李家鼎第15骑兵旅，敌军在信阳一带驻扎了上万精锐骑兵，是红四方面军目前力量难以对付的。因此西进信阳不可行，建议南下攻克麻城。因麻城是敌军伸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孤立据点，对红安威胁极大，但敌军态势孤立前出，红军重兵可从西面的新洲、岐亭，东面的罗田同时出击，合围并全歼麻城敌军。

　　　　蒋先云以信阳敌军驻有精锐骑兵集团为由，确实收到了奇效，使临时中央放弃了攻占信阳的计划（历史上曾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不利后果）。因为当时苏联红军迷信骑兵，伏罗西洛夫、布琼尼这些红军统帅的传奇声誉都与著名的第1、4骑兵军紧紧联系在一起，红色骑兵也成为红军无敌于天下的象征。结果二战中，世界上唯一保留了庞大骑兵的苏联红军被德军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大肆屠杀。不过在30年代初，骑兵普遍被认为占有绝对优势，可轻易击溃步兵，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负责人也认可了蒋先云的观点，同意不打信阳，但要求尽快拿下麻城，使鄂豫皖苏区连成完整的一大片，进而攻占黄陂，威胁武汉。

　　　　蒋先云总算放下心来。不打信阳，并不是信阳不能打下，“马家军”骑兵也不可怕，单单“红军炮”就是骑兵的克星（历史上西路军遭“马家军”骑兵重创有特殊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红四方面军太需要休整了。

　　　　只听刘伯承说：“我赞成特派员的意见，我军连续作战，疲惫不堪，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消化俘虏和新兵，以利再战。”

　　　　徐向前赞同说：“我军从去年秋天以来，连打四大战役，连续作战大半年，指战员疲惫已极，战士开始出现烂脚病的现象，非战斗减员日益上升，好比弓弦拉得太紧，有绷断的危险！一旦敌军大兵压境，我军以疲惫之师仓促迎敌，必将十分被动。所以部队必须休整。”

　　　　这时在座的一个新面孔的年轻人说：“既然部队需要休整，那么南下打麻城岂不背道而驰？麻城一带驻有敌31军2个师又1个旅，我军要打下势必出动大兵团，且麻城工事坚固，我军难以速决，如此何谈休整？”

　　　　蒋先云心中赞叹：果然不愧为未来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目光如炬，虽然初来乍到，却一眼就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这时曾中生说：“段主任说得很对，不过特派员早作了安排，大军打麻城不过是虚张声势，花不了多大力气就可达到目的。”

　　　　听了曾中生的详细解释后，这位年轻人才释去了疑惑。

　　　　在座的这位27岁年轻人，就是红军史上战功赫赫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段德昌。他是蒋先云近期“请上山”的三名“神秘人物”之一。

　　　　关于段德昌，只说一点就够了：他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详见背景资料）。他也是蒋先云前段时间通过胡底的政治保卫局安排来鄂豫皖的两位“神秘人物”之一。

　　　　这时的段德昌原是湘鄂西根据地的红9师师长，按照历史发展，不久后他就牺牲在夏曦的“肃反”屠刀下。蒋先云到了鄂豫皖后，处理完“白雀园”事件，立即就要胡底开展挽救段德昌的工作。

　　　　关键手段就是：夏曦任命的“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湘鄂西分局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江奇，是一名国民党特务。

　　　　江奇是夏曦的表弟，从小一块儿玩大的。“马日事变”时，夏曦与江奇跑散了。江奇被许克祥抓住，还没等敌人打，他就把什么都交待了。许克祥见江奇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何键，何键亲自审问了江奇。江奇投敌后，便在长沙开了个“姜记”杂货铺（江奇原名姜琦），利用这个联络站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输送情报。胡底按照蒋先云的指点，暗中派出得力人员秘密监视“姜记”杂货铺，密捕了江奇的联络员，得到了江奇通敌的手书，并派人送去上海呈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赵容（康生）。共产国际大怒，博古等人虽然保住了夏曦，但夏曦不得不将江奇处死（历史上江奇处决段德昌时，故意用生锈的大刀砍段德昌的头，目击者称段德昌死时特别痛苦！现在他总算有了报应！），从而暂时制止了湘鄂西的血腥“大肃反”。蒋先云知道，历史上即使江奇暴露后，夏曦也没有停止“肃反”，而以自己的力量制止湘鄂西“肃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发电给临时中央，称为协调鄂豫皖与湘鄂西根据地的联系，希望鄂豫皖、湘鄂西部分同志对调工作，以便协同两大根据地夹击武汉，并开出了段德昌等多名同志的名字（历史上都是被夏曦不久后“肃反”处死的），不料夏曦只将顶撞他最厉害的段德昌派来湘鄂西。蒋先云心急如焚，但也无能为力，只好以毕竟保住了一位共和国的军事家来安慰自己。段德昌到鄂豫皖后就任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原担任此职的舒玉章转任方面军炮兵司令员（接替去中央苏区的朱瑞）。

　　　　段德昌的目光果然锐利，刚参加红四方面军的总部会议就看出打麻城不妥。历史上红四方面军攻打麻城确实是败笔，也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原因。不过来自异时空的蒋先云有了巧妙的处理办法并已着手实施，将“败笔”化为“妙笔”。

　　　　这时只听蒋先云说：“红四方面军全面转入休整，除治疗烂脚病、苦练军事技术外，还要重点贯彻徐总指挥、戴师长的《军事问题决议案》，加强正规化建设，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根据地的兵工建设，发展经济，养精蓄锐，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空前残酷的第四次反‘围剿’。”

　　　　历史上，蒋介石于7月初就出动30万大军，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迫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川陕。现在，由于四次大捷远远超过历史，国民党军损失空前惨重，特别是豫东南和皖西的部队被红军一扫而空，一时难以恢复元气，蒋先云估计，敌军的第四次“围剿”，很可能会推迟两个月以上，从而为红四方面军赢得3个多月的休整时间，趁此机会得以进一步提高战斗力。

　　　　红四方面军的休整，主要又几个方面：

　　　　成立3个军团。由于红四方面军已下辖7个军，又有3个作战方向，方面军直接指挥不便，所以蒋先云提议仿效中央红军的编制，成立军团（历史上尽管红四方面军一度壮大到8万多人，超过中央红军，但一直未成立军团）。

　　　　3个军团的番号是红四、八、十军团。

　　　　历史上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军团番号基本上是奇数：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不知为什么，红四军团一直缺编。红二、六军团大名鼎鼎，所以蒋先云除红四军团外，要来的另外2个军团番号就是红八、十军团。后两个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