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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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蒋介石从南京开完军事会议匆匆赶回武汉，宋美龄到机场迎接他。汽车由天河机场驶入市区，蒋介石望着满天飘飞的梧桐落叶，略觉寒意，不禁道：“已经是初秋了。”可才过了几天，他又执意要上庐山“避暑”。

　　　　宋美龄想起丈夫近几个月来风尘仆仆，奔波劳顿，日渐憔悴，心中升起一丝恻隐之情。

　　　　红军在大别山接连大捷，刘伯承、徐向前十数万大军控制了鄂豫皖之后，失望、惶恐情绪如同瘟疫一般在国统区流行蔓延。“武汉吃紧”，“长江吃紧”……各色各样的传闻不胫而走，从首都南京到武汉到上海，沿江两岸，城镇乡村，街谈巷议，莫不言此。武汉警备司令部既不查实，也不报告，慌忙下令长江一带晚上9时以后实行戒严。红军攻下仓子埠，逼近黄陂，武汉更是人心浮动，那个没出息的参谋长曹浩森也沉不住气，急匆匆宣布组织“义勇警察总队”保卫大武汉，好像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9月1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正式成立“豫鄂皖剿总”，下编左、中、右三军。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率徐源泉等部6个师另5个旅，10万多人，“围剿”湘鄂西苏区；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6个纵队15个师另2个旅，“围剿”鄂豫边苏区；王均任右路军司令官，率3个纵队共5个师2个旅，“进剿”皖西苏区。“剿总”所属的战役总预备队部署于武汉地区，司令官为13军军长钱大钧，辖88、89师及4个航空队。中路、右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正规军30多万人，全力压向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上山虽然带来一股火药味，善解人意的夫人还是让各路“剿共”司令长官们度过了一个迷你良宵。曾是法国传教士避暑山庄的伊丽舍大厅灯火辉煌，各路长官各展雄姿，翩翩起舞。蒋介石不嗜烟酒，也不善舞蹈，但他并不反对夫人蹦跳，他的王朝，还需要夫人外交。因此夫人举行舞会他必到场。一面是刀光剑影，一面是灯红酒绿，颇有忙里偷闲的味道。

　　　　庐山的清幽拴不住蒋介石的勃勃雄心。身在庐山眼望大别山，那是一片穷山恶水，“人红、树红、山红，连黄土也红三尺”。庐山之夜凉风清爽，他睡在床上，口中却喃喃呓语：“剿了他们，剿了他们……”

　　　　红安附近的夏店。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正在召开。

　　　　与之前红四方面军主动出击外线不同，此次必须在根据地内线作战，所以召开的是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除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外，还有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同志，以及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各道委的负责人徐朋人、曹学楷、甘济时、刘杞等。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蔡申熙站在巨幅地图前介绍敌情：“根据宋侃夫同志破译的敌方电文，结合政治保卫局提供的谍报，敌情大致是这样的：敌人中路军6个纵队，以卫立煌第6纵队所辖第10、14、83、89师集结于花园地区；陈继承第2纵队所辖第2、3、80师集结于广水地区；由信阳东进的为马鸿逵第3纵队第35师和新编第20师；由正阳南下的为宋天才第1纵队所辖的第75、76、45师；曹浩森第4纵队位于黄冈、黄陂一线，下辖肖之楚之44师、葛云龙第33师、夏斗寅第13师；在英山、罗田方向，为上官云相第5纵队之47、54师。在皖西的敌军为徐庭瑶第1纵队之第4、9师，王均第2纵队之第1、7、12师，梁冠英第3纵队之32师，另预备队3个师。敌军正规军约30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和地主民团，总共兵力约计40万左右。”

　　　　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左权补充说：“敌军此次出动了中央军十大王牌师，即胡宗南第1师、黄杰第2师、李玉堂第3师、徐庭瑶第4师、蒋鼎文第9师、李默庵第10师、李思愬第80师、蒋伏生第83师、俞济时第88师、重新被起用的汤恩伯任师长的第89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了在江西的陈诚部，蒋介石差不多拿出了中央军的全部‘本钱’来对付我们鄂豫皖。这些部队都是3旅9团制的甲种师，有的甚至是4旅12团的超大编制，用德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人员充实，每个团有2000多人，每团装备82、60毫米迫击炮6门，每营装备重机枪6挺，每连配有掷弹筒3具，每个班有轻机枪1挺。这些中央军王牌师大都集中在平汉线之卫立煌、陈继承纵队及皖西的徐庭瑶纵队中。另外一些地方杂牌军战斗力也不弱，例如信阳马鸿逵的35师。”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旷继勋分析说：“敌人用的是向心突击的战术，用9个纵队分进合击，最终将我军主力紧紧压缩到根据地腹心并一举歼灭。从敌人的编制和部署看，每个纵队间隔都不大，只有几十公里。而每个纵队都有1－2个主力师作为核心，足以克服我军小部队的抵抗。如果一个纵队遭我军主力打击，就迅速以主力师为基干与我顽强对抗，让我们啃不动；周围纵队迅速前来支援，以主力对主力与我决战。”

　　　　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走到地图前，接过蔡申熙递过来的指挥棒，在地图上敌军9个纵队的位置虚划了一个圈。

　　　　“蒋介石一贯的哲学是以不变应万变。他的军事理论也总是拿破仑所谓的圆规战略那一套，‘广大广大的包围，缩小缩小的歼灭’，看起来气势汹汹，其实在它的圆规线段尚未合拢之前，在梳蓖与梳蓖的结合部存有很大的间隙，这就为我们大踏步的机动创造了条件。”

　　　　红四方面军政委曾中生接话道：“请大家注意，我们的优势正在于这种机动。面对敌人的重兵包围，机动已成为我们生存发展之必要。蒋介石的哲学是不变，我们则用灵活的机动战术逼迫他改变，打破他不变的格局，使他处处被动，而后再寻机逐一歼灭。那时，我们一桌桌酒席就吃得从容了。”

　　　　刘伯承说：“这就叫作不破不立。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贵族们想难为哥伦布，让他把一个鸡蛋竖起来，在场的人都以为哥伦布要出洋相了。谁知他不慌不忙，把鸡蛋的一头敲破竖在桌面上。贵族们喧哗：‘你这么干不算数！你把鸡蛋打破了嘛！’哥伦布却从从容容地说：‘不打破，如何立起来呢？’”

　　　　“我们也要学习哥伦布。”曾中生笑着端起一只瓷碗：“当前，敌人就像这只碗，想把水困在里面一口喝干。我们呢？要是把碗全部打碎，不单是没有那个力量，而且也会造成兵力分散；又像哥伦布，如果把鸡蛋打个粉碎，那么鸡蛋也就立不起来了。但是，倘若我们集中力量打破它两个缺口呢？水自然会像瀑布一样流下来，以强大的冲击力把敌人冲垮。这就是刘主席常说的，变敌人的包围圈为一条为我所用的‘利害变换线’。”

　　　　蒋先云心领神会地一笑。对付敌人的合围，刘伯承有一手绝活，叫作“敌进我进”。具体说就是认清敌人的“圆规战法”，掌握包围圈尚未全部合拢时的“利害变换线”，或集中兵力歼敌弱小一部，或留小部队在内线迷惑敌人，而将大部队从围拢的缝隙中跳至外线，在敌后宽大的战场上机动往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各个歼灭。如此，既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又保护了敌占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在根据地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深入敌后解决部队的供给补养，可谓“一箭三雕”。创造了“敌进我退”十六字诀的毛泽东历史上曾赞扬说：“刘伯承，你那个‘敌进我进’好呀，整得日本人没办法。”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战略上利害变换的大手笔杰作。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郭述申这时说：“敌人这次围攻，情况虽然比过去严重，但粉碎围攻的条件是存在的：我军取得第三次反围攻的巨大胜利后，士气高涨，部队壮大，械弹充实；根据地猛烈扩展，使我们有了更广阔的回旋余地，特别是有广大群众作依靠；而敌人屡遭挫败，心有余悸。因此，主观指导上如果正确，粉碎敌人围攻是可能的。”

　　　　刘伯承点点头：“不错，打破这次围剿的部署请徐总指挥宣示。”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站起来说：“此次反‘围剿’与过去几次我军主动出击根据地外围不同，敌军兵力超过我军一倍，又是装备精良的王牌军，我们不放弃根据地一些地方是不可能的，要正面全线硬顶也是顶不住的，只有象刘主席、曾政委说的，集中力量打破它一两个缺口。具体说，必须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至少各打垮敌军一个主力纵队，重创敌军5－6个主力师，才能赢得主动，打破‘围剿’。”

　　　　蔡申熙说：“此次敌军就是倚仗十几个王牌主力师，其余部队只是敲敲边鼓而已。敌军号称26个师，但有的师，如豫东南方向的2、76师，是我们年初在商潢全歼的；皖西方向的7、12、46、55、57师，也在苏家埠遭我军重创甚至全歼，虽然重建但缺乏骨干，对我军也十分畏惧。我估计，就象总指挥说的，只要打垮敌军几个主力师，顺带消灭一些杂牌部队，就可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主任段德昌发言说：“此次反‘围剿’还有一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地方游击队和群众造了大量地雷，我们可以在阻击敌军前进的重点方向广布地雷，迟滞其前进速度；而在我军主力预定突击的敌军纵队前进方向象征性阻击，诱敌深入。此次蒋介石下了血本，敌军各纵队指挥官摩拳擦掌，意图邀功，我军就可抓住其冒进的一路，集中兵力将其围歼。”

　　　　段德昌判断十分准确，蒋先云想。历史上此次国民党军将领一反常态，奋勇争先，如汤恩伯为洗刷前耻，一路大砍大杀突进；83师的蒋伏生更是敢于孤军深入穿插，突袭占领皖西革命中心金家寨，都出乎红军意料之外。段德昌提醒得好。

　　　　徐向前说：“我军总的意图是西顶东攻，全力阻击平汉线的敌军中路军主力卫立煌、陈继承纵队，而集中力量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寻机各打破敌军一路，之后集中全军主力对付卫、陈两纵队。我的意见，陈赓、吴焕先的红十军团负责皖西方向，许继慎、倪志亮的红八军团负责豫东南方向，王树声、傅钟的红四军团以及方面军直属部队负责鄂东北方向。”

　　　　曾中生说：“为了加强各个方向的指挥督导，军委会决定，旷继勋、刘士奇同志到皖西协助工作，吉鸿昌、李明瑞同志到豫东南协助工作。徐总指挥、段德昌、舒玉章同志和我在鄂东北方向。刘主席、特派员和蔡申熙同志坐镇军委会总部全盘指挥。胡底同志负责情报工作和肃清敌特，郑义斋同志负责部队的供给。”

　　　　刘伯承说：“郭述申、郑位三、舒传贤、甘元景你们这些地方工作的同志，一方面要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一方面要组织指挥地方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赤卫队，广泛埋设地雷，利用地形神出鬼没地对敌进行骚扰，让其步步惊心，吃不好睡不好，使其疲惫不堪，配合方面军主力行动。”

　　　　蒋先云此时的思绪穿越时空，沉湎在历史回忆中。历史上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西征，根据地遭到极大摧残。主要原因，自然应该由张国焘等的左倾路线负责。在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后，张国焘等因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提出“偏师”说，认为今后进攻根据地的主力将由帝国主义直接担任，国民党军只能作一支“偏师”；要红军准备“夺取武汉”和“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苏家埠大捷后，更认为“已根本消灭尽‘围剿’”，转变到与敌人“全局决胜负”的时候。总之，他不承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敌强我弱这一基本特点，和围攻与反围攻长期反复的规律。因此，他对新的严重围攻的到来毫无准备，仍然继继续其“坚决进攻的战略”。这种错误的形势估计和错误的战略方针，就种下了第四次围攻不能粉碎的根苗。在这一错误估计下，其结果必然在政治上，思想上放松了反四次“围剿”的准备工作，因此在军事的准备上，群众的动员上，都没有完成应有的准备。当时省委虽提出了动员3万人参军运动，与动员3万石粮食的口号，但这一口号仅仅是口号，实际上是没有完成的。在群众中，军队中，甚至在党内，在党的领导机关，如分局与省委内，只看到了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景象，而没看到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会必然到来，并且必然还会更加惨酷。左倾路线在土地政策、肃反政策、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一系列的错误，也是重要因素。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区，是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重大恶果。特别是大肃反，捕杀了红军中优秀的有战斗经验的大批干部，这一方面在军事指挥上、战斗上，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在红军干部中由于对肃反的恐惧也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情绪。还因肃反造成了部分地区农民的暴动，捕杀了大批的地方党，政，民兵干部，造成了地方上的恐怖情绪和苏区群众对苏维埃的怀疑与不信任。如敌军打到河口一直进逼红安外围，黄安县府与军队还不知道；如果是过去，群众对革命积极负责，早已自动来报告了。总之肃反大伤了自己的元气。

　　　　具体指挥上，就是盲目作战，疲于奔命。不在粉碎三次“围剿”后与四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争取时间整训部队补充缺额，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使红军取得休息补充的时间，而是西出平汉线，打信阳不下后后再连续南下围攻麻城，屯兵坚城之下，既不能迅速攻克，又必须分兵阻击援敌，主力被敌吸住失去主动，不仅消耗疲惫了自己，而且使国民党军得以从容部署围攻，精锐部队从平汉线突进到苏区的中心地区。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回援，在烈日酷暑下强行军，以疲惫之师逐次投入战斗，与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的国民党军精锐正面硬拼，以致后来数战不利，未能粉碎敌军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