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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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型期最大的特点，就是新文化、新学说、新技术层出不穷。每一项新思想或新技术的出现，都需要进行实验。而广东得历史地理之便，开风气之先，便被不少有志于济世治乱的先行者选中作为他们的实验室。于是可以看到，有人来这里实验洋务，有人来这里传播变法，有人拿这里试验和平改良，有人拿这里试验暴力革命……直到上世纪末，种种实验仍在广东进行：有个老人来画了一个圈，试行改革开放；有个专家来种了一片田，试验杂交水稻……

　　　　所以1927年梁漱溟也选择广东实验他的“乡村建设”理论时，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虽然梁本人说，选择广东只是因为他的好友、孙中山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当权。但因缘际会，广东又多挂了一块“乡治实验室”的牌子。

　　　　梁漱溟被誉为“最后的儒家”，他在儒家思想的研究方面，自非今天那些所谓的“新儒家”所能望其项背。但他又不是一个僵化、教条的儒家思想者，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就是为了能在中国实现他所推崇的英国式宪政而做准备的，也是为了证明他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儒家腐朽思想的反对。他觉悟到“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回忆乡村建设》，选自《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所以他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这理论，跟另一个也是姓梁的广东人——梁启超的《新民说》不谋而合，可见广东确实是被历史选中作为中国实验室的。至于梁漱溟的具体实验方法，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互助，进行农业技术的改革和改良，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进而提高农民参与国事的要求和可能。这些理论和实践，80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有建设性和可行性的。但它有一个历史条件：就是必须在“治世”中方能实现。

　　　　可惜，梁漱溟开始实践他的理论时，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时代，这就注定了他的实验是昙花一现——果然，他的政治靠山李济深在军阀派系斗争中失败，被蒋介石一软禁，他的实验也就泡汤了。后来他得到时任河南省主席的韩复榘支持，便到河南搞村治，不到一年，韩惹火了冯玉祥，不得已投向蒋介石，蒋派他任山东省主席，梁漱溟便也跟着到山东继续实验。可惜，在山东搞了6年多，日军占领山东，乡治计划也就全部终结。乱世之中求治，的确也难为了这样一个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空负报国之心的文弱儒生了，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悲剧。

　　　　80年过去，乡村建设问题依然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新一届政府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国策，提到“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或多或少都暗合了梁漱溟当年的乡治理论。

　　　　而现在，十九路军重返广东，李济深主政两广，叶挺也就有机会让梁漱溟再次来广东实践他的乡村建设理论。

　　　　1932年，一位39岁的北京人带着他的乡村建设理想来到广州，对这位当时推崇英国宪政模式的人来说，南行广州的目的，带有实验的性质。在他眼里，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而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人，后来范围才逐渐扩大到工人和劳动人民。因此，他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他们参与国事的要求才可能增强，这样一来，宪政才有基础。

　　　　在叶挺支持下，梁漱溟接办了广州第一中学。筹办乡治实验，为什么要担任一中校长？梁漱溟说，“一是试办乡治讲习所，极不愿设在广州城里，而一中地方很宽，颇可借用一部分。所请教师也可两方通用，很多方便；二是因为友人卫西琴（德国音乐教育家，梁漱溟的外国朋友）先生答应到广州来办高中师范班，也以在一中来办较为适合。我任校长，就可以使卫先生做事便利许多。”

　　　　一周后，梁与他的弟子黄艮庸（广东人）来到广州的番禺新造细墟，开始了他的乡村考察。新造细墟是黄艮庸老家所在地，那里有一个不小的农场。梁漱溟经常来往于省城和乡间，而以居住乡下与青年朋友共度为多。由此，梁漱溟在广东全面开始了试办乡治的实验，而广东“新农村”的建设，也为广东成为抗日基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金融方面，叶挺利用广东快速增长的雄厚财力和发行债券的巨额收入，通过香港这个对外“窗口”，甚至直接去伦敦、纽约的股票交易所，大肆进行收购。要知1932年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最深重的年头，无数公司、企业破产（随之而来的自然是大批总裁、经理、经纪人纷纷跳楼自杀），剩下的也在苦苦支撑。叶挺以极低廉的价格，收购了有巨大潜力公司、企业的巨额股票（这些公司再过几年就将全面复苏），甚至成为某些企业的最大股东，特别是美国的军火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度兴盛的军工生产陷入低潮，而且当时美国奉行“新孤立主义”，不干涉国外事务，本国军事需要少得可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陆军才30多万人，在全世界排第16位，还在罗马尼亚后面），也不卖军火给交战国，加上经济大危机的打击，使美国的军火工业极度萎缩，股票贱如废纸，工人大批失业。叶挺的大收购，挽救了美国一批军工企业的生命，甚至得到美国政府的赞扬，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为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对于一些即将倒毙的军火企业，叶挺出资安置其工人后，换得将这些企业的生产线运来广东，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这是后话。

　　　　叶挺还使出“杀手锏”：青霉素（自然是蒋先云告知）。众所周知，青霉素（盘尼西林）是20年代英国弗莱明的发明，但很难进行量产，生产一直未有突破。青霉素的生产工艺十分复杂。为保证青霉的良好生长，必须向培养青霉的营养液中输入灭过菌的空气。否则，辛辛苦苦生长起来的青霉和它的青霉素就会报废。要使一个玻璃瓶中的营养液获得源源不断的无菌空气已是大费周折了，而工厂中一个装了上吨营养液的发酵罐如何获得纯净空气的供应将是更困难的事情。

　　　　叶挺通过中山医科大学某一名“权威”教授，携带“绝密技术”前往美国，与杜邦等大公司商谈合作事宜。该教授指出：一种罗马甜瓜中内有金菌青霉素的霉菌。这种霉菌生产速度很快，产量也比青霉葡萄球菌的氧化酶高上百倍。利用这个菌种，可培养出一种产量更高的霉菌突变种；至于量产青霉素，则要建成2层楼高的巨大容罐，里面装上2。5万加仑的“营养汤”，用象飞机的螺旋桨一样大的搅棒在罐中不停地搅拌，使纯净的空气源源不断地通过容器内的营养汤。这样，霉菌就不仅仅生长在营养汤的表面，而且也可以在全部营养汤内部生长。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可使青霉素的产量飞跃提高。合作条件是该教授必须拥有新产品49％的股份。

　　　　杜邦公司一进行试验，发现果然如此，不禁大喜，双方当即签订合同。到1932年末，有20余家美国公司开始大量生产青霉素（因美国强制杜邦公司公开技术，当然要支付巨额费用）。产量已能满足一年治疗100万病人的需要。青霉素大量应用以后，许多曾经严重危害人类的疾病，诸如曾是不治之症的猩红热、化脓性咽喉炎、白喉、梅毒、淋病、以及各种结核病、败血病、、肺炎、伤寒等，都受到了有效的抑制。那些染上严重疾病的人们心中又有了希望，生命又有了依托。

　　　　当时青霉素的价格与黄金相等，由此可知广东方面从中获利多少了！（叶挺将所得利润全部用于购买美国股票，美国政府自然完全支持）。由于两广军队使用青霉素（其中也支援了红军），大大降低了战场死亡率。当时的青霉素每一小瓶仅10万国际单位，却要分两到三次注射，效果奇佳，比之现在静脉注射一次800万单位效果还好（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使用，人体产生了抗药性），成为抗日军队的救命灵药。在以后的抗战中，青霉素成了叶挺的神奇武器，凡积极抗日的军队都将无偿得到青霉素的治疗，从而大大激发了官兵的抗日士气。而日本军队则只有象过去一样继续倒霉、大批伤兵死于破伤风了。

正文　第二十四章：军事工业

　　　　叶挺做好经济规划后，具体就交由陈铭枢的省政府去实施了，他自己集中主要精力狠抓军事工业，要将广东建为强大的抗日国防工业基地。

　　　　在购买大量美国军火公司的股票后，叶挺再次使出类似“青霉素专家”的手法，派前税警总团团长王赓赴美国，提出了一些新武器的设计理念。

　　　　王赓因淞沪抗战中“献地图”一事遭到军事委员会军法处审判（历史上判刑两年半），蔡廷锴、叶挺极力为之作证，军法处见当事人十九路军都为之辩护，故将其释放，王赓十分感激，但已被迫离开税警总团。十九路军重返广东后，叶挺邀王赓南下，就任广东兵工署副署长，王赓欣然前来。叶挺将部分新武器的设计理念告知王赓，由其赴美商谈合作事宜，顺便治疗他的顽疾（历史上王赓就是为此早逝，叶挺当然不能让这位艾森豪维尔的同学、在美国军界有广泛人脉的活宝挂了）。

　　　　王赓利用西点同学会的关系，很快与美国军火厂家搭上关系。美国武器专家对王赓提出的“超前理念”惊奇不已，但从专业的角度也知可行，遂着手完善并安排生产线（在经济大危机影响下，美国军火工业奄奄一息，现在居然有了订货！）。同青霉素一样，王赓也争取到了最优惠的合作条件。不过等到这批新武器设计好并量产出来，已经赶不上1933年初的热河抗战了，最快也要到1933年中甚至1934年才能交货。不过叶挺估计，如果进程顺利的话，一批30年代后期的先进武器将提前数年生产出来，成为中国军队的制式装备，足以对日军武器形成很大优势，这样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两国的武器总体差距将大大缩小。

　　　　为了充分发挥王赓的能量，叶挺干脆让他以治病为名（病也确实治好了）常驻美国，负责监督军工生产和武器交易。王赓如鱼得水，病好后故态复萌，整晚在歌舞厅、夜总会花天酒地。叶挺也不予理会，反而私下拨一笔巨款给其花销和作为“活动经费”。王赓也不是不干活的主，知恩图报，没有耽误正事，又促成几笔划算的大买卖。

　　　　一是M2A4坦克。M2A4是当时美国陆军唯一的坦克，以欧洲的观点已经过时，而装甲部队当时在美国陆军中也没有市场。王赓仗着与美国军界的特殊关系，以极低廉的价格（形同废铁）将美军即将退役报废的50辆M2A4坦克买下，美国军方反而大喜过望，顺便赠送一批零配件。叶挺暗中偷笑不已，这种M2A4坦克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所有坦克的“母亲”，重11。5吨，采用气冷式发动机，最高时速56公里，装甲厚度为10毫米，装备37毫米火炮和2挺12。7毫米机枪，总的来说装甲薄，机动性差，与二战中的坦克相比形同玩具，但却比日军坦克先进不少，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菲律宾之战表明，M2A4坦克可轻易击毁日军30年代早期的坦克，如89式中型坦克、92式重型装甲车、94、95式“豆战车”，连日军二战中倚为主力的坦克——97式中型坦克也不是对手！（后来日军研制出97改才重占上风）。王赓死磨硬缠，终于使美国军方同意将一批M2A4坦克的“神秘配件”一并“赠送”（当然是花了一笔钱，这批“神秘配件”就是对付日军的绝密武器）。

　　　　二是T4战斗汽车。T4战斗汽车以克里斯蒂T1战斗汽车为基础设计，重9。5吨，1932年初设计成功，采用标志性的螺旋悬挂系统，得到测试委员会以及装甲骑兵部队指挥官霞飞上校（美军二战中著名的M－24坦克即以他命名）一致好评，认为其机动性、操纵性和火力均胜过克里斯蒂公司提供的另一种装甲汽车T5。该车全装甲结构，配备了尺寸更大的“救生圈”式炮塔，螺旋悬挂系统展示了良好的越壕能力和行驶的平稳性，而T5操纵性更佳，但越野能力不足，而且行进间设计准确性不如T4。但美国陆军部却认为，T5更轻的重量（7吨）和更低廉的费用优于T4，决定采购T5装备装甲骑兵部队，并以法令形式规定未来的装甲战斗车辆的重量上限为7吨！为此，在美国交流的德国军官讽刺说：看上去作出决定的美国官员似乎从没坐过一次装甲车，更没有操纵上面的武器在颠簸的行驶中射击过。德国装甲部队先驱之一黑伯格上尉更是尖刻地写道：“（我）非常庆幸，（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没有陷入这样的官僚局面。”王赓在叶挺授意下，提出购买T4战斗汽车。克里斯蒂公司在T4受挫后心灰意冷，原以为生产线就此亏损，哪知天上掉下馅饼，居然有人肯收购这种“失败”产品，大喜之下以处理价卖给王赓50辆T4战斗汽车（勉强保本）。实际上这种战斗汽车当时非常优秀，且37毫米火炮足以应付当时日军所有的坦克。

　　　　三是钢铁厂和石油厂。王赓以最低价格收购了匹兹堡的1间钢铁厂和得克萨斯的1间炼油厂，将其设备全部运来广东。钢铁厂安置在韶关附近的山区中，充分利用附近的凡口铁矿和铅锌矿，兼顾防空需要。叶挺高薪聘请一批专家，将广州的矿业学校迁至韶关改名冶金学校（学生在钢厂实习），另招聘一批工人，使钢厂迅速上马投入使用，年产钢10万吨（韶关钢厂是当今广东最大的钢厂）；炼油厂安置在茂名（茂名石化厂也是当今广东第一大石化厂），至于茂名油田的位置叶挺早就指出来，对外宣称是周易预测学。由于当时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当时中国唯一的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