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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 2007年第1期-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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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岛头孪竦慕峁薄０罕炊唷ぐ略蚪纤鼓崂衷俺莆俺沟椎募傧笾液拖岩馐缎翁木洹薄６嗫颂芈拊谛∷怠兜岳硎椤分卸缘纤鼓崂衷暗奈幕庖遄髁司俚姆治觥Ｋ璞氏氯宋锏つ岫谥赋觯纤鼓崂衷扒∪缙浞值叵笳髯藕詹亍ぢ矶馑顾杌娴奈蠢吹摹暗ハ蚨壬缁帷保砸恢旨说南骷豕蹋韵质导右月降脑傧郑宋难Ш屠返牧秸弑缰さ囊幻妗Ｔ诙嗫颂芈蘅蠢矗庖磺杏凶拍持终涡园凳荆骸岸源笾诶此担纤鼓崂衷疤峁┑氖且恢直皇÷缘乃傩次幕恢治匏嘉拇碳ぃ缤缁饕话恪Ｕ馔笨墒菇邮苷叨云涔业睦贰⒂镅院臀难Ъ右孕睦砹怠Ｔ诓辉兜慕矗愿度丝谂蛘秃透叨瓤刂频拇笾冢庵旨际跆乇鹩行В梢蕴娲逃⒆钪仗娲罹椤！钡笔绷硪幌笳魇谴�1956年兴起的大型购物中心集消费、休闲、娱乐为一体，它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是以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连锁店为鲜明的文化符号在各国出现时，其冲击力更是远远超过文学作品和其他艺术形式。这种情形在库尔特·冯尼格特的小说《冠军早餐》（1973）中就有妙趣横生的描述，书中人物胡弗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消费文化的符号包围之中，如运货汽车、美国国旗、冰淇淋蛋筒（替代自由女神的火炬）、米字符号（暗指肛门）、1492（有关美洲历史），甚至阴阳太极图（外来文化）等，以至于精神濒于崩溃。实际上此时的社会本身已成为一部令人费解的后现代小说，因而许多作家不得不大胆尝试新的表现方法和技巧。
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的美国社会影响巨大的是反主流文化和反战运动。垮掉一代的经典，如杰克·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1957）、威廉·巴勒斯的长篇小说《裸露的午餐》（1959）和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1967）等就描述了这一时期年轻人热衷于吸食毒品和性解放、提倡极端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和崇尚嬉皮士的生活方式。作家们利用文化市场本身改变了美国文化，通过自己的行为、古怪的动作、个人的魅力和作品将资金吸引到身边。大众媒体常常将垮掉一代的艺术家贬低为奇装异服、言行乖僻的角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这些批评反而使许多人希望更进一步地了解他们，刺激大家争先恐后地阅读其作品，可以说是“大众媒体促进了垮掉一代反主流价值观在国内的扩散和多元风格的兴起”。当时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文化氛围也催生了其他的实验小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1962）就将小说形式的突破发挥到极致，以半诗半小说的结构表现了怪诞的狮身人面像一类的混合体，给读者留下无限想像和阐释的空间；托马斯·品钦以其科技专长在小说《V》（1963）中强调在后现代状况下追寻终极意义是不现实的，人类文明发展必将遵循熵理论的规律走向热寂的终点，他以黑色幽默、惊世骇俗的夸张和嘲讽向民众发出警示；约翰·霍克斯在《血橙》（1971）、《激情艺术家》（1979）等小说中则将性、神话、想像和荒诞糅合在一起，用心勾画出反映人们内心的另一世界。
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人的国民性的是越南战争，它使公众对政府普遍置疑，文化生活中充斥的是忧虑和恐惧，人人感到政治的沉闷和压抑。各地兴起的反战运动秉承早期民权运动传统，起源于校园文化的自由言论运动，主要是为了突破长期以来保守主义思想的禁锢，反对政府向海外扩张干涉的军事行动和霸权主张。诺曼·梅勒在《夜幕下的大军》（1967）中讲述了在1967年10月里连续四天的反战抗议活动，深入探讨了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将现实的混沌无序和文学的荒诞夸张熔为一炉，绝佳地再现社会本身的寓意。《哈泼》杂志破天荒地用长达九万字的篇幅介绍此书时写道：“我们相信梅勒先生在这一危急关头对自己和同伴们所做的描述，将使美国人在今后许多年都受到启迪和震撼。”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身先士卒和其他人一样勇于参加反战运动：“在他们前面是一道低矮的拦绳，离地不到一英尺，从停车场陆续涌来的抗议者站在绳子后面，洛威尔（美国著名诗人）、梅勒和麦克唐纳尽力往前挤，直到前面只剩下绳子和宪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梅勒是用参与反战活动的实践来完成文学创作的。许多作家同梅勒一样，对社会现实作出迅速的反应，即使后现代小说也能紧扣时代的脉搏，聚焦民众关心的主题，这实际上也是当时文化的特色。
互联网与多元文化
20世纪末由于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多媒体和各种音像制品如潮水般地涌来，将人们带入影像时代，其特有的互动性使大家可以共同参与文化产品的制作，如网络小说的创作等。丹尼尔·贝尔认为，“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大众媒体使民众处于后现代的景观社会，在大公司和广告商的促销攻势下，人人期望在文化消费中实现自我价值。多媒体技术将高雅艺术甚至严肃的科学研究转变为普通人能轻松接受的信息，有意识地模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正是杰姆逊所指的“深度模式的消失”，这种文化具有道德上的模糊、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经典的戏仿以及由各种文化符号的杂糅等特点，并能批量生产，甚至无限复制，而这些都是后现代小说同样具有的特征。约翰·巴斯早在小说《羊孩贾尔斯》（1966）中就预言了这种时代的到来，他融神话、寓言和科幻于一体，对机器或掌握机器的怪才在未来对民众生活的控制和干预表示忧虑。唐·德里罗在《白噪音》（1985）里强调了信息爆炸的后果，认为人类最终会因环境污染和偶然事件导致毁灭。冯尼格特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则暗指美国在80年代初期发现的“艾滋病”和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将使人类进入逆进化（devolution），从头开始文明发展的过程；他甚至以一百万年后的视角看现代社会，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作出评判，并在《时震》（1997）中预言核武器等高科技将使宇宙秩序陷入混乱，对世界末日的降临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杰姆逊指出，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既是美学上的又是政治上的”。风格迥异、热衷创新的后现代作家也意识到日益发达的信息技术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不得不从多元文化的层面加以反思。这种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主要是为了解决讲法语的居民在讲英语的社会中争取平等权利的问题，在这方面美国早有“熔炉”的说法，其实它包括了多元文化的成分。19世纪大量移民涌入时，吸引外国移民和向西部扩张是美国神话中的两大主要内容，新来者为了尽快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及时融入陌生社区成为首要任务，他们不得不具有多元文化意识和学会容忍文化间的差异。在20世纪末，现实似乎重复了历史。人们在惶恐中发现，不得不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后，又要面临“全球化”掩盖下的“美国化”。1990年1月当首家麦当劳在莫斯科开张营业时顾客趋之若鹜地排队等候，当天就创下接待三万人的纪录，这足以说明美国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出人们对西方生活体验的渴望。每年畅销小说的评选和好莱坞电影大片的跟进，将大美国主义以文化产业的方式推向全球，互联网和英语的霸权话语更使这种文化入侵来势凶猛。人们清楚地看到，从20世纪末以来陆续发生的恐怖事件则凸显了日益加剧的文化冲突和可能带来的灾难。因而当代许多作家在作品中大力主张在尊重各种文化特点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和沟通。科马克·麦卡锡在小说《边境三部曲》（《骏马》（1992）、《穿越》（1996）和《平原上的城市》（1997））中就以有关马的故事探索了西部神话是否还能继续，用人与野狼的交流审视对大自然的态度，从边境地区的特殊环境的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冲突预言当代文明的发展。在促进民族间沟通和文化融合方面做得很好的还有美国少数裔的作家，如：汤亭亭的《女勇士》（1976）和谭恩美的《喜福会》（1989）都以独特的视角对美国梦加以解读和对原型神话进行戏仿和重建，对文化冲突、身份问题和种族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中取得可喜成就，令美国文坛刮目相看。
结语
当代社会的现实迫使作家们由荒诞虚无、不确定、去中心的后现代主义转向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其他写作实验，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的文化和历史重新审视并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在这方面，菲利普·罗斯的改变最为明显，其作品从怪异荒诞的《波特洛莉的哀怨》和《乳房》到直面政治现实的《美国牧歌》和《人性污秽》。有的现代主义甚至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欣然采用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如曾以《隐形人》而闻名于世的拉尔夫·埃利森耗费近四十年的心血写成的《六月庆典》（1999）。他以截然不同的风格描述了麦卡锡恐怖时代人们的悲惨遭遇，用黑人音乐的节奏来表现社会、种族和文化方面的矛盾冲突，具有寓意深刻、回味无穷的史诗般效果。目睹后现代小说的发展，约翰·巴思也将“枯竭的文学”改称为“补充的文学”，他认为“艺术的常规可以隐退、颠覆、超越、改变或者反抗自我，以便产生新的生机勃勃的作品”，后现代文学则弥补了现代主义和那之前的其他文学的不足。应该看到，后现代小说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是微妙的，太近则会退化为庸俗读物，太远又将失去读者，作家们既要从文化环境里吸取养分，又要防止遭遇没顶之灾。冯尼格特指出，重要的是人们能从电视的喧闹中摆脱出来，因为“文学是唯一需要观众参与的艺术，要学会读书，而且要读得很好，才能了解里面的寓意”。他认为缩短文学作品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吸引和教导他们阅读是必要的。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小说家不断推出新的作品，自如地运用包括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技巧，他们的作品其实可以被看成广义上的后现代小说。当前的文化将走向何方，这些著名的作家也使出浑身解数加以预测。多克特罗推出《进军》（2005）试图从历史中寻求答案；罗斯在《阴谋反美》（2004）里分析现实焦点；而麦卡锡则在《道路》（2006）里描绘世界末日后的情景。这也显示出后现代小说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国内出版社近年来也系统地推出了这些作家的翻译作品，从他们的写作风格、主题选择和语言特点的变化不难看出大众文化潮流波动的巨大影响，充分了解后现代小说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有利于从更加宽泛的视野解读和接受它们。
2006年9月8日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罗小云：四川外语学院英美文学研究所教授，南京大学外语学院博士邮编：400031）
漫步芒果街
黄梅
《芒果街上的小屋》（1984）是美国当代女诗人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Cisneros；1954—）的成名作。
希斯内罗丝是墨西哥移民的女儿，60年代在芝加哥贫穷的移民社区里长大，受政府资助上了大学，后来又因写作天赋而被推荐进了国际知名的爱荷华大学研究生写作班，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和大学辅导员，与少数族裔的贫困学生打了很多交道。看到他们的困境和迷惘，她联想到自己的成长历程，决定要写点什么。一部《芒果街》酝酿了五年，成书在她三十岁时，采用一种诗歌与小说的混合文体，讲述一个少女的成长，描绘移民群落的生存状况。
在20世纪后期美国知识界高度重视族裔问题的文化氛围里，这本书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和争论。1984年出版，次年便获得了“前哥伦布基金会”颁发的美国图书奖，又陆续进入大中小学课堂，后来大出版社兰登书屋取得了版权并推出其平装本。与此同时，各种评论、导读纷纷出台，耶鲁大学的大牌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也亲自出马编了一本导读。有些导读十分详细，书里的字句像莎士比亚的台词一样被条分缕析，挖掘隐意。如此对待一本并不引经据典，没有文学野心的半“童书”，的确有些令人惊讶，可以说是当代美国文化的特异景观。
少女呢喃
喃喃自语是少女埃斯佩朗莎·科尔德罗的存在方式之一。
《芒果街》全书由四十四节短小的片段独白构成。每节围绕一个不同的话题。那些“节”或“篇”讲述在小埃斯佩朗莎心中留下痕迹的一些经历，或围绕某事某人，或有关头发、云朵、树木和荒园，等等。
进入芒果街世界，我们首先接触的就是那讲话的声音。人们常用“清澈如水”之类词汇来形容它。尽管它其实并不像乍读时感觉得那么纯粹而明澈，尽管渐渐地我们会分辨出复合于其中的成年人的追怀之情，但是最主要也给人最深印象的，确实还是那个十多岁的敏感小女孩的话音。小埃斯佩朗莎在对自己、对自己想像中的至亲好友说话，心口相通，毫不设防，没有间隔和距离。
不时的，有的句子会像阳光下闪着异样光彩的石子出其不意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妨稍稍驻足，听听那些字句的音调，品品它们所提示的意象。比如：芒果街的新居“它很小，是红色的，门前一方窄台阶，窗户小得让你觉得它们像是在屏着呼吸。几处墙砖蚀成了粉。前门那么鼓，你要用力推才进得来。”屏住呼吸的窗户和鼓胀的门。多么栩栩如生。什么样的人会这么看这么想？那拟人的笔法所展示的难道不是个万物有生命有灵魂的童话世界？当然，新颖而生动的比喻所提示的感受却不一定简单也不一定轻松：小窗口很可能意味着压抑、与肿胀相关的首先是疼痛，如此等等。
在这些诗意的片刻，短暂的停留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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