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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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将更为有利，因为这样我就不必向新任首相汇报了。”　

　　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他不想向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汇报，而后者看来越来越有可能在未来的竞选中击败保守党对手。霍利斯的态度非常直截了当：布伦特、朗、凯恩克罗斯的案子停顿在某些有用的初步结果上，米切尔一案则被攻克，所有的事情都干净利索地解决了。他想要结束这件案子，并把渗透问题已经消失这一点记录在案。　

　　霍利斯征求围在桌子四角的人的意见。奇怪的是开始几乎没有人评论。米切尔案件的调查在各方面看都搞得如此糟糕拙劣，以至于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觉得它是个防卫严实的球门，特别是因为阿瑟和我现在都强烈地怀疑霍利斯本人就是罪犯。我直率地说，如果西蒙兹的第一个报告是为此案提起公诉，那么这后一个报告则是为了保护此案。不经审讯，我不能接受“无罪”的判决，并希望把我的观点记录在案。霍利斯在放在他前面的便笺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后，把它交给了卡明。卡明发表了一通演讲，说到在调查米切尔案件当中出现了无纪律现象。我们大家都清楚，把他排除在训导者之外的决定刺伤了他的自尊心。琼斯说，有关米切尔案件能说的最好的话只是，此案完全没有得到证实。　

　　“那么你，阿瑟……”霍利斯问。　

　　正在查看报告的阿瑟抬起头来。　

　　“但是，”他说，“存在第三种可能性。某些人能操纵米切尔来作他们的挡箭牌。”　

　　桌子四周一下子沉寂下来。他和霍利斯互相盯视了一会。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准确地知道阿瑟的意思。　

　　“我希望澄清这个说法。”卡明从桌子另一端说。西蒙兹焦急地急速翻动着他的报告，好像他在寻找阿瑟的假设是否以某种方式被不知不觉地搞到报告里去了。　

　　霍利斯只是捡起他刚刚丢下的话头，而忽视了阿瑟的评论，好像他根本没有听见。　

　　“好，我们必须做一个决定，”他说，“因此我建议把这个案子了结并记录在案……”　

　　他的笔停在了文件上。阿瑟再也控制不住他自己了。　

　　“按理，你根本不能这样做。”他大叫起来，态度极其明朗。“你实质上是无视戈利金有关渗透问题的全部断言。有关克拉布行动也存在一个泄漏机密的问题。还有技术文件问题——我们迄今为止仍然不知道戈利金提到的文件是什么。无论米切尔案件的状况如何，忽略这些情况的存在不可能是正确的。”　

　　霍利斯试图躲避这一攻击，但是阿瑟步步紧逼。他知道霍利斯做得太过火了。西蒙兹承认他对有关戈利金的材料知道得太少，无法提出一个权威性的意见。琼斯也认为，对戈利金做进一步的工作是较稳妥慎重的解决办法。霍利斯感到他已经无法控制这个会议了。他恼怒地扔下他的笔，指示帕特里克·斯图尔特对戈利金的一系列尚不甚分明的材料进行最后一次审查。同时，他命令，米切尔的案子到此结束。　

　　这次会议后，我去找了琼斯。我说，局长委派一个官员研究任务却不跟我这个研究部门的头头商量一下，而且当时我正整天忙于对付从布伦特、朗、凯恩克罗斯以及在华盛顿的叛逃者那里接题而至的大堆材料，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　

　　“事情本来已经够难的了，”我说，“但是如果我们还要各自为政，那岂不是乱套了吗！”　

　　琼斯看清了问题所在，我们这个系统已经超负荷了，他同意我们增加更多的合作，而不是去削弱这种合作的观点。我提议我们尝试去建立某种部门之间的工作组，来专门研究从供词和叛逃者那里得到的有关英国情报机构渗透问题的全部材料。琼斯说，他要看看他能做些什么。　

　　不久后，他打电话来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对我说他已经把整个事情和狄克·怀特讨论过了，怀特赞成建立一个这样的委员会。狄克去说服霍利斯，后者最后勉强表示同意。这个委员会由军情五处D　处的人员和军情六处反间谍处的人员组成。它向D　处的处长和反间谍处的处长报告，并由我担任执行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代号叫“流畅”。　

　　霍利斯用对西蒙兹的报告争吵作借口来压缩阿瑟的权力范围。他把现在正在成长发展的D　处一科一分为二：D　处一科负责指挥战役和行动，新D　处一科（调查科）处理反间谍方面的调查。阿瑟仍留下来负责被截短了的老一科，而西蒙兹则被提升为副科长，负责新一科（调查科）的工作。　

　　这是对阿瑟的一个残酷打击。因为对阿瑟来说，从四十年代末以来搞调查就是他的命根子，并且从一九五九年他回来以后，就一直以主要精力从事调查工作。不让他担任“流畅委员会”主席已使他烦恼不安了，尽管他知道这基本应该是D　处三科的业务范围。但是在他自己的部门被他以前的下属、长期以来一直把阿瑟看作他的导师的西蒙兹所取代，对他来说无异于吞咽一副难咽的苦药。阿瑟感到他被西蒙兹的报告出卖了。他不能理解西蒙兹怎么能在相隔这么短的时间内写出两份看上去内容相互矛盾的报告。他深信军情五处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阿瑟变得非常鲁莽，就好像一种总是处于潜流状态的自我毁灭的冲动突然征服了他。他坚信，他成了牺牲品是因为他忘我地追踪渗透问题的缘故。使事情更为糟糕的是，霍利斯指示，尽管这二个部门是彼此独立的，但还让阿瑟对两边都进行照看，以尊重他的广博的经验和知识。这是个荒谬透顶的安排，必然导致灾难。这两个人不断地争吵。阿瑟认为这种照看意味着控制，而西蒙兹则要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最后，有一次阿瑟专断地命令西蒙兹带着他的办案人员出席会议，而西蒙兹却拒绝执行，于是他们终于闹翻了。阿瑟告诉西蒙兹，说他正在妨碍他的协调工作，而西蒙兹则反驳说这是阿瑟对他的于涉，并向卡明递交了一份书面的控告材料。卡明把这份材料交给了霍利斯并建议立即将阿瑟解雇，霍利斯对此欣然同意。　

　　这件事情在下一次的处长会议上进行了讨论。阿瑟在那里没有盟友，许多处长都感觉受到他那强硬的、有时是狂放不羁的工作作风的威胁。在这些处长当中他只有比尔·马根一个朋友，他坚定地护卫阿瑟直至最后。但在作出决定时，比尔刚好缺席。　

　　我记得，事情发生的那一天，阿瑟来到我的办公室，神情出奇地安详。　

　　“他们把我解雇了，”他简单地说，“罗杰给了我两天时间清理我的办公桌。”事实上，他被调到了军情六处，这是由于狄克·怀特的坚持并克服了霍利斯的反对才安排的。尽管这个调动保住了阿瑟的养老金，但他的事业却在其全盛期中断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真有此事：一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反间谍官员，当时由于他的娴熟的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而享有名副其实的国际声望的专家，却为和官僚上司之间的小小的口角而遭到解雇。正是此人，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把D　处一科从一个极其缺乏效能的部门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富于进取心的。高效率的反间谍单位。不错，这个部门仍然人员不足，但这不是阿瑟的过错。　

　　阿瑟的最大缺陷就是他的天真质朴。他从未理解这些年来他树敌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他的错误是认为提升应和相当的成就为伴。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也自认为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不在渺小卑劣的内部咬斗上。他要斩杀恶龙，和外部世界的猛兽格斗。他从不理解为什么支持他的直率做法的上司居然寥若晨星。他容易冲动，容易着迷，脑子里常有一些独特的想法。但是军情五处没能扬弃他的冲动，没能发掘他的伟大天才，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抹不掉的污点。　

　　在他被解雇的那天晚上，他说：“对我来说，离开这个地方真是件大好事。”　

　　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我试图让他打起精神来，但他坚信，霍利斯是为保护他自己而制造了整个事件，而我对此却又无能为力。对二十年间的艰苦奋斗、成绩卓著的报偿，却是背上一口惨遭解雇的黑锅，真令人心寒之至。他知道他的事业破灭了，并且，正如在一九五一年一样，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被摧毁了。我从未见过有谁比那天夜晚离开办公室的阿瑟更为凄惨了。他握了握我的手，我感谢他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他环顾了办公室一眼，“祝你走运，”他说着，最后一次走了出去。　

　　
　　　
第十六章




　　阿瑟离开的时候，我正在D　处三科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我接管这个科时，它并没有像我所要求的那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我相信，如果军情五处要把三十年代的密谋查明白，三科应当起着一个中心作用。一个情报机构，尤其是一个反间谍机构，必须依赖自己的记忆力和使命感，缺乏这些东西，就会一事无成。可是军情五处在一九六四年时从叛逃者和已经坦白的间谍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互相矛盾，使军情五处无法承受。情报职业中一直有许多马马虎虎的结尾，档案室里堆积着大量的三十年代尚未解决的指控材料和未被证实的可疑材料，使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们需要对那个时代进行回顾，有效地积极地对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进行审查。　

　　尽管有了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但是一直拖迟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对以前那些间谍的背景仍然了解得甚少，　这是令人费解的。　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间谍视为“烂苹果”、“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在局内部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与此有着共鸣的是另一种类似的分裂：有些人认为苏联在三十年代的渗透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联的渗透范围是相当大的，并认为“维诺纳”行动所提到的八个匿名人正是说明这一点的有力依据。整个五十年代末，双方紧张的关系随着霍利斯不断做出努力来压制阿瑟和我这样要求查明问题的人而日益激化。　

　　由于原因复杂，我们未能充分地抗击这一阴谋。简单地说，对两个最大的嫌疑犯菲尔比和布伦特的审查所获得的进展很小，再加上英国统治集团所怀有的那种恐惧心理，因此要保证在调查上作出一次巨大的努力是很困难的。叛逃事件发生时，许多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有联系的人早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显要人物了。向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提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一码事，而向一大批即将坐上常务副大臣的文职人员提出类似的问题则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说句心里话，这是一次意志衰退的表现。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这在五十年代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冒险行动。要进行一次毫无障碍的调查，军情五处不可避免地要亮出它手中的牌，所有反间谍机关都会碰到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大。这种矛盾在调查三十年代苏联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招募间谍的问题上显得尤其尖锐。我们想要会晤的人，大多数仍然是牛津和剑桥知识分子小帮派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必要对军情五处表示忠诚，也不用对我们的行动加以保密，有关我们活动的新闻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这是令人恐惧和不安的。军情五处的各届头头面对这种风险，是永远不愿意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我们选择了秘密调查的方式，实际上公开调查是更有成效的。　

　　菲尔比的叛逃和布伦特、朗以及凯恩克罗斯的坦白，把许多保留的东西一扫而光，　可是害怕英国统治集团出现丑闻这一点仍与以前一样尖锐。霍利斯同意扩大D处三科，并交给它一项既简单而又战线漫长的任务——回到三十年代去，查找档案，以便能寻找出至今仍在活动的间谍的线索。对整个一代人进行审查，尽量清理出那些没有头绪的案件，首次为英国的情报部门提供一个准确的历史。盖伊·利德尔退休后，常常回到办公室来玩，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把他的这句话作为D　处三科的指导原则：　

　　“我敢打赌，在以后的十年里所抓到的间谍，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已在档案室里有了档案和线索，你可以根据这些档案和线索……”　

　　我肯定地说得对。　我回想起霍顿，　他的妻子告发了他；回想起布莱克，想起“狙击手”早就提供的有关布莱克的线索，想到菲尔比，还有布伦特。这些都有证据存在，但没有进行不懈的追查。也许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我阅读了克劳斯·富克斯档案之后获知，富克斯被捕后，军情五处发现他的名字、共产党员的背景、甚至他的党证号码都记录在被军情五处在战争结束时所没收的盖世太保的卷宗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负责审查富克斯的官员并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一个名叫迈克尔·索波尔的官员也对富克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档案里写道：富克斯一定是个间谍。　

　　在档案室里堆放着的材料当中，有几个明显的地方是可以去查找的。首先是盖世太保的记录。盖世太保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反间谍机构，它对欧洲共产党和苏联的情报机关进行了广泛的对抗活动，并藏著有关他们的情报。它收集这些材料时，正是我们由于战争的条件所限而对欧洲的知识几乎没有的时候。它掌握了欧洲的苏联情报圈子中最为重要的“红色乐团”的极为珍贵的情报。“红色乐团”是格鲁乌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所控制的一系列非法情报网，其相互间的联系很松散，经费完全自给，可他们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