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49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们认为是可调查的真清单的指控，但这些指控并没有归纳到任何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以记叙文的形式写的指控情况，从一九四二年古曾科的埃里指控开始，到一九六二年戈利金的情报为止，暴露了或多或少的渗透连续性。这份报告被分别送到了两位上司手里，可半年以后这份报告才得到重新讨论。他们让我们重新提交我们的新发现，只列出我们认为是可以进行调查的指控，并根据我们的判断列出最符合指控里的怀疑对象的名单。　

　　“流畅”工作组决定，应该调查古曾科的埃里和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由于这两起指控在时间上颇为接近，因此对它们应该同时考虑。怀疑对象的名字被清楚地打印在纸角上。没有头衔，也没有等级，只是一个名字：罗杰·霍利斯。　

　　我们报告中所包含的第三起指控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它同前两起针对霍利斯的指控一样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中级间谍”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过去都知道是“狙击手”的戈林涅夫斯基终于同意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以澄清他在波兰写的匿名信中的指控的一些细节。以前，由于我们没有抓到“兰布达一号”乔治·布莱克，戈林涅夫斯基不愿意同任何一个直接从军情五处来的官员见面。现在布莱克在监狱里，于是戈林涅夫斯基会见了具有半个波兰血统的波兰科科长。　

　　当军情五处同戈林涅夫斯基见面时，中央情报局怀疑他正患有精神病。他开始产生幻觉，认为他自己是沙皇的后裔。尽管如此，他对情报的回忆仍然是惊人地准确。一天上午，在同他进行会谈时，他宣称要讲出他以前从未讲出过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在过去没有提及它，是因为英国人在追捕布莱克的事情上搞得一团糟，但是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中级间谍。　

　　五十年代时，戈林涅夫斯基和他的一个朋友以及他过去的上级就是否叛逃去西方进行过一次严肃认真的讨论，很难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作出抉择。他们三人都一致认为英国较好定居，因为英国有大量的波兰移民。由于军情六处有“兰布达一号”，他们显然不可能去接近军情六处。戈林涅夫斯基向其他两个人建议，通过在伦敦的移民与军情五处取得联系，他知道这些移民被军情五处的D　处监视着。戈林涅夫斯基的上级说这个计划同样危险，因为他知道俄国人在军情五处内部也有一个间谍。　

　　这个间谍是克格勃负责军队情报的第三总局招募的，第三总局被允许留用这名间谍，而不按照通常的做法把他转给第一总局，因为他对第三总局太重要了。这个间谍曾在英国军队服过役，被招募时还保留着英国官员的级别。戈林涅夫斯基认为招募工作是在东欧进行的，并说出了进行这项工作的俄国克格勃上校的名字。该间谍为俄国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反波兰间谍的情报，大概他是在军情五处的波兰科工作。　

　　还有另一个细节，五十年代中期，英国成功地把波兰总理汉克运到了西方。结果在华沙进行了一次调查，是由当时克格勃的头子谢洛夫将军亲自主持。由于某种原因，克格勃没有事先得到有关汉克运出的警报。戈林涅夫斯基知道这是因为该中级间谍被“冻结”了，或者是因为他受到怀疑，或者是因为他在国内失去了联系，或者干脆因为他的神经脆弱。这个间谍显然被冻结了两三年，五十年代末才恢复了在波兰科的工作。以后，当戈林涅夫斯基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询问他在第三总局的一个朋友是谁负责招募这名间谍的以及这项行动是否仍在进行，他的朋友对他甚至知道这种事感到吃惊，并奉劝他不要多嘴。　

　　“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他说，“我奉劝你把这一切都忘掉。”　

　　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非同一般地详细，但由于自一九六三年底以来，反情报工作十分繁重，加之对戈林涅夫斯基的信用又有怀疑，因此在“流畅”工作开始之前，这起指控没有被好好地调查过。我们把指控分为七项单独的指标，然后给每一个符合其中一项标准的怀疑对象打分。军情五处特别符合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的怀疑对象有八人，　其中确切符合各项标准的有一人。他的名字叫迈克尔·汉利，是C处的处长，一个最有可能成为琼斯的继任者的人。　

　　单单是因为他是公认的“完全符合”，“流畅”一致建议根据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对汉利进行调查，并为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哈里特”。　

　　又过了半年，才对“流畅”的第二份报告进行讨论。下班以后，在琼斯的会议室又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我，安妮·奥尔尤因，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安东尼·西姆金斯，以及琼斯。这完全是军情五处的一次内部讨论，因为“流畅”这三件突出的案子都是军情五处的事，而不是军情六处的事。　

　　这个会议开头就出现冷场。琼斯在桌子上放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室内的灯在房间里投下清晰的影子。琼斯来回走动着，用牙齿咬着他的烟斗。　

　　他转过身来。　

　　“你们真的认为这些人是怀疑对象吗？”他问道，“你们意识到了你们所说的话的含义吗？……”　

　　“我当然意识到了，”我说，但还是被他那种态度动摇了。　

　　“真是荒唐，”他喃喃地说道，一边指著有关霍利斯的几页纸，“你不可能指望我接受……”　

　　他把报告扔在办公桌上。　

　　“还有完没完，彼得——你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我的前任，甚至我的继任者很可能都是间谍。你想过没有？你有没有停下来去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建议采取行动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从这当中恢复过来要花十年时间，即使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　

　　“我坚持我们所写的东西，琼斯。还有，‘流畅’工作组的每一个成员也坚持。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还有其他怀疑对象，你也会被告知的。”　

　　西姆金斯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我感到他此刻正非常恼怒。他要向我扑过来，但此时琼斯正在询问，他不许别人打搅。　

　　“你们多年来一直要把这记进履历里——你和阿瑟，不是吗？你想过没有这种东西会使罗杰怎样？”　

　　“在他快退休之前，我同他谈过这件事，”我告诉琼斯，“他对此非常平静。”　

　　当我描述了我同霍利斯的最后一次冲突后，琼斯听了大吃一惊。　

　　“他一定是个硬汉子。’他冷冷地说。　

　　终于，西姆金斯看准了机会。　

　　“这简直荒唐，”他尖着嗓门喊道，他那公学口音拖到了极点，“人人都知道你和马丁老抓住罗杰不放。你到处批评外交部，这个人，那个人，然后四处指责，散布谣言，八方投毒，这太放肆了。如果要对罗杰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他对你太放任了。”　

　　“我要的是真理，安东尼。”我说，竭尽力量保持礼貌。　

　　“真理！你并不懂得它的含义。你得学会尊重别人！这是恶意的诽谤！这个人的脚还没有迈出局机关的门，你就对他的名声进行侮辱。他在安全局三十年，为它所做的事是你一辈子也赶不上的。”　

　　幸好，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为我壮了声势。　

　　“充分发表意见，这很好，安东尼，你只是刚刚才接触到这件事。”　

　　他抓住他轮椅两边的扶手，手指关节都变白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为这个问题斗争了若干年，这并不容易。这虽不轻松，但我们感到一定得这样做，至少当我们完成了如此艰难的报告时能期望有一点理性的辩论。”　

　　但西姆金斯决心继续对抗。　

　　“那美国人呢——你也在那里放了毒。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所要谈论的全是该死的渗透。这真不能容忍。我们将会被全世界当成笑柄的。”　

　　“当菲尔比叛逃、布伦特坦白时，你不认为我们是笑柄……？”我回击道。　

　　琼斯用力地咬着他的烟斗，偶尔停下来划根火柴点烟斗，仿佛他不在听这场时起时落的争吵。过了半个小时，他突然插了话。　

　　“好了，这是我的决定。我肯定你能同意，彼得，我们必须把中级间谍的问题作为重点来解决。如果他存在的话，他仍然在这里。”　

　　我点点头。　

　　“嗯，我要求对汉利引起注意。”他用手背拍了一下报告，“他是完全符合的人，美国人知道这项指控的全部内容。我还要让你们对那些得高分数的人加以注意……我要一查到底，然后把结果告诉美国人。至于其他的”——他此刻在注视着我——“我不改变我的看法，这是荒唐的……”　

　　琼斯宣布散会。大家匆匆地走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担负着安全局的烦恼。他是教皇，正试图调解一个分裂的教会的分歧。　

　　
　　　
第二十章




　　汉利身材高大，红光满面，表面上盛气凌人，内心却隐匿着腼腆。他自从一九六0年被提拔为C处的处长后．就被人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局长。他年龄适当，四十多岁，有一个反应敏捷的文职人员的头脑，因而博得了白厅对他的喜爱。此外他还有一副粗扩的军人外表，这使得他在军情五处的委员会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哈里特”调查出现时，他正是王储——肯定接替将在七十年代初退休的琼斯。　

　　对一个同事进行调查总是痛苦的，对霍利斯和米切尔则又不同，他们是远离着的人物，对他们的怀疑加重时，他们已接近退休。可汉利和我彼此都很熟悉，我们是同时代的人，虽然并没有想入非非地想成为朋友，可我们一起在各种委员会中和谐地工作了十多年。他的事业摆在他面前，而他的未来却在我的手里。　

　　帕特里克·斯图尔特，D　处一科（调查科）和我共同进行了调查。第一个任务是建立一个有关汉利生活的完整的概念。我们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他加入安全局以及他后来的事业。对几十个认识他的人都进行了采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例行公事的正面审查为借口来完成的。　

　　“哈里特”这件事最难的方面是，调查很快就揭示出，汉利在他的父母亲的婚姻关系破裂后有过一个痛苦的童年。他的心灵烙上了强烈的自卑感，因此他在五十年代做了一次精神治疗。从他的履历看出，他当时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年轻的官员。这件事汉利在当时就告诉了安全局。　

　　汉利找过精神病医生，这本身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军情五处的许多高级官员在他们的生涯中曾以各种方式征得意见以帮助他们自己承受起职业机密的负担。但我们的调查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汉利的旧创伤，也许它们能暴露出汉利从事间谍活动的动机。琼斯、斯图尔特和我讨论了这个问题。琼斯以个人的名义给汉利的精神病医生写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再恪守保密的誓言了。我到哈莱大街去拜访了这位精神病医生。他知道汉利的职业，毫不犹豫地宣称汉利具有坚定强健的个性，并懂得了如何对付他早年的无能。我问他是否设想一下汉利是个间谍。　

　　“绝对不可能。”他完全自信地回答说。　

　　在汉利的早期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当过间谍的迹象。大战前，他在牛津是一个聪明而稍为左倾的学生楷模。战争爆发后为了拿学位他留在牛津一年，以后他参加了国内防御部队的一个探照灯团，任少尉，直到一九四五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并没有使像汉利这样才华横溢的人大材小用。当时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有自寻烦恼的自卑感，因而就缺乏抱负。　

　　他的生活当中引起我们感兴趣的第一点是，他在一九四五年作出要进剑桥三军联合语言学校俄语速成班的决定。我们自己的行动和戈利金都让我们了解到这个学校是克格勃的一个招募场所（但根据我们的情报来源，并没有一点点证据能证明汉利曾与他们有牵连）。俄语课使汉利第一次接触俄国人。从那以后，他的经历似乎不可思议地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相吻合。他曾在布达佩斯与一个克格勃的官员一起为盟军联合情报委员会工作过。这个克格勃官员正是戈林涅夫斯基所指出的那个招募中级间谍的人。后来，汉利回到伦敦，担任了国防部与苏联武官之间的联络官，主要处理回国人员问题。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与军情五处打交道。他在四十年代末退役后向军情五处提出申请找个正式的位置，以后便作为俄国事务的研究官员加入了军情五处。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编排“红色乐团”间谍的索引。几十年后，我才发现这些索引对我们D　处三科的工作是多么宝贵。　

　　不到两年，汉利被调到波兰科（D　处二科），他的事业腾飞了。他先到香港去了两年半，后来又回到E　处（殖民地事务处），以后又当了D　处二科的科长，一九六0　年他作为C　处的处长成了委员会的成员。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上升的势头，然而他的背景上却有一个可能是间谍的剖面。这个遭受过童年苦难并怀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崭露头角的微妙时期，连续不断地同俄国人接触。也许他像布莱克一样好斗，俄国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着的仇恨情绪，直到这些情绪被激发成叛变行为。　

　　问题在于，帕特里克和我都不相信这回事，尽管在纸上谈起来好像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这与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们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纸上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就汉利而言，“好斗”这种理论有些过了头。从他开始在军情五处干事业时，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尽管他的举止常常很吓人，但他的同级和上级都对他有很好的评价。他结婚后与妻子保持着一种亲密而忠诚的关系。最后还有这个精神病医生的证明。　

　　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证据的犯罪行为，因此不管是好是坏，直觉总是在成功的侦破中起着相当大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