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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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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仁道夫勋爵则写道，艾哈德是个“得到了历史机遇、并抓住了这个机遇的人。在联邦德国成立之前，他就是占领当局的经济部长，他做出了进行１９４８年货币改革的决策，同时也取消了配给制和对生产、分配和资本流动的限制性管制措施。很多人都认为，德国的‘经济奇迹’要归功于他的这些决策”｛18｝。曾有人在一次采访中问哈耶克，有没有哪个国家，“曾经痴迷于社会主义或福利国家”，但却“重新建立了法治”？哈耶克回答说：“啊，二战后的德国显然就是这样的典范，尽管这差不多就是一个人，路德维希·艾哈德孤军奋战的结果。”他又说：“艾哈德如果当时受到官僚体制或民主制度的约束，就不可能做出那一番成就。这是一个幸运的人、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恰当的地方，而又可以自由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尽管当时他没有说服别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20｝
瓦尔特·奥伊根是弗赖堡学派的理论导师。在德语国家，他通常被认为是２０世纪最杰出的德国经济学家。也许是在德语国家，经济学学科一般都设在大学的法律系中，因而这些学者更多地强调经济学与法律的联系，这一点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就有所体现。跟哈耶克一样，奥伊根强调经济秩序———它是人们在做出经济决策的框架———与经济过程———即经济活动本身———之间的区别。哈耶克在１９８３年指出，奥伊根“可能是过去一百年间德国培养出来的社会哲学领域中最严肃的思想家”。他强调，奥伊根“在那个致力于理解自由之前提条件的国际性思想组织？穴指朝圣山学社———译者注？雪成立之初发挥了作用。因为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难题是，很多人都有一种幻想，以为自由可以自上而下地强加于社会，而不是创造其某种前提条件，使人们有可能自行安排自己的命运”｛21｝。
哈耶克在１９６２年弗赖堡大学就职演说中说，他的听众“比我更了解奥伊根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因而，我毋须进一步解释我今天在这里说的下面一句话的意思：我将把恢复和继承奥伊根和他的朋友们在弗赖堡和德国所创造的传统，视为我的一项重大使命。这种传统，既极端强调科学的诚实，同时又坦率地说出对公共生活的重大事务的看法”。他又说，他“在科学与政治问题上的看法，与令人难以忘怀的瓦尔特·奥伊根高度一致”｛22｝。在另一个场合，哈耶克还说过，奥伊根是“我珍视的朋友。３０年代后期，战争爆发之前，我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汽车，曾驾车从伦敦到奥地利，我通常都要在弗赖堡逗留，就是为了拜访奥伊根，为了跟他聊聊”｛23｝。
在尚未因为朝圣山学社的事与威廉·勒普克发生纠葛之前、两人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哈耶克曾这样说到勒普克：如果说“？穴在德国？雪，在狭窄的专家圈子之外，还有很多人知道存在着一个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那主要得归功于勒普克”｛24｝。勒普克的研究侧重的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纯理论，他的《人的经济学：自由市场的社会框架》（１９５８）是一本特别畅销的著作。亨利·哈兹利特将战后最初几年的勒普克与米塞斯和哈耶克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旨在要求摆脱国家控制、回归个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运动中三位最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之一”｛25｝。艾哈德曾说：“我本人在建立自由社会中所做出的那点贡献，犹不足以体现我对他？穴勒普克？雪的感激之情，他对我的立场和行为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26｝尽管勒普克与哈耶克最后因为朝圣山学社事务而出现不和，但哈耶克谈到学社早期发展时仍说，他“在组织该学社的过程中，尤其得到了勒普克的热情支持”｛27｝。
哈耶克对于西德“社会市场经济”的评价，有助于我们了解他对最优的、至少是恰当的社会秩序的看法。在回忆起艾哈德的一个故事时，哈耶克说：“我们曾经在一起单独聊过，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说到社会市场经济的时候，我希望你不会误解我。我说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说需要把它塑造成社会性的’。”｛28｝在《法、立法与自由》中，哈耶克这样评价“社会市场经济”：“我不喜欢这个词，尽管我在德国的朋友们（及最近在英国的朋友们）用这个词显然成功地使我所向往的那种社会秩序为更多人接受了。”｛29｝
１９７６年，哈耶克在回复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用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死对头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话赞赏西德奉行的政策，“卡尔多勋爵曾这样形容这个国家，过去２７年间，人们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搞过国有化、外汇交易控制、投资控制，而这个国家如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公然宣称要搞‘市场经济’，而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或意大利早就在搞‘社会主义政策’了。这些说法显示，卡尔多勋爵对他自己一直建议政府实行的政策都有点不认识了，这实在让人有点惊奇。”｛30｝同一年，他在为《通往奴役之路》新版写的前言中写道：“瑞典今天的社会主义色彩比大不列颠还要淡，”｛31｝因为，尽管瑞典的福利国家比英国更全面，但其国有化的企业却要少。
在获得哈耶克赞赏的那个时期，西德政府的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曾达到４０％到５０％。哈耶克的信念是：政府做什么及如何做，要比税收和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重要得多。
在法国，朝圣山学社会员雅克·吕厄夫是戴高乐将军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主要顾问。朝圣山学社会员莱因哈德·卡密茨在战后的奥地利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后来当选为意大利总统的路易吉·埃伊诺迪则是朝圣山学社的创始会员。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1章 观念史（1）
哈耶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发表的重要文章均收入《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１９６７）一书。哈耶克一向能够成功地将他的文章重新以专着的形式出版，从《价格、利息与投资》（１９３９）到《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１９４８），从《科学的反革命》（１９５２）到《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１９６７）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观念史新论》（１９７８），都是如此。
在１９５５年写的一份供自己参考的备忘录中，哈耶克大致勾勒了未来可能投入写作的计划。哈耶克提到，他可能写两本论述自由秩序的书，一本就是已经出版的《自由宪章》，另一本则是论述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的著作，这第二本着作所讨论的将是社会秩序如何在无人涉及的条件下形成和成长的问题。他也觉得，他的心理学研究《感觉秩序》与他的哲学研究之间有着非常坚实的联系。
他在赠给别人的一本《感觉秩序》中题过这样一段话：这本书是“想探讨秩序井然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是如何调整其行为以适应整体秩序之形成的”。他尤其推荐别人阅读该书最后一章《哲学推论》中的第五节“解释的限度”。在那一节中他提出，“人的大脑通过解释所能承担的任务有一个绝对的限度”，因为“分类机构所具有的结构，必然要比其所要分类的对象更为复杂”②。也就是说，精神必然要比精神将要解释的东西更高级。
在心理学研究中，哈耶克展示了一种彻底的康德主义存在观（本体论）；不过他却把自己的本体论追溯到伽利略那里。哈耶克相信，所有的意义都存在于人的精神中。除了人的精神所感知的东西外，不存在客观世界这样的东西。哈耶克拒绝“物理主义”（ｐｈｙｓｉｃａｌ）观念，反对将绝对的存在归结为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观世界；坚持这种物理主义观念，就意味着，“从形而上学意义上相信绝对的‘实在’和现象世界的恒定性，而这是不能得到证明的”。他是哲学上的怀疑论者，遵循的是休谟的传统。休谟也认为，除了个人感知到的东西外，是不存在什么实在的。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人们“永远不可能打通精神领域与物理领域之间的鸿沟”③。
在一篇论述远房外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哈耶克曾打算为他写一本传记———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到，当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于１９２１年下半年出版的时候，他是“最早读到该书”的人之一，而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④。据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的研究，维特根斯坦对哈耶克的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感觉秩序》的风格和论述中……也体现在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其它很多方面”⑤。《感觉秩序》每段都标数字的格式跟《逻辑哲学论》一样，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本身也在哈耶克的论述中有所反映。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探讨了语言的本质。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这本书的总体感觉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我们能够言说的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清楚地言说的东西，我们不能谈论的东西，我们只有悄悄地跳过去。因此，这本书的目标就是为思想……毋宁说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一条界线……而只有在语言中，我们才能划出这条界线，处于这条界线的另一侧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是毫无意义的。”⑥哈耶克则曾在《感觉秩序》中这样写道，“精神活动自己解释自己的观念，是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而从该词的字面含义看，也是毫无意义的”⑦，在这里，多少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是有界线的、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表达的思想的痕迹。
在１９７７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哈耶克说（前面已经提到过），他的心理学思想的最后结论是，“精神过程是在物理世界的子系统中展开的物理过程的某种特殊秩序，它将我们称之为有机体的更大的子系统与整体联结起来，从而使有机体得以存活”。⑧在《感觉秩序》中，他提到了最初计划作为《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的章节、但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强调：“个体的独立活动会形成他们未预料到的某种秩序。”⑨
在哈耶克的心理学和经济学思想中核心的观念是：个人或集体之行为秩序将会在人们的预料之外、在没有人刻意追求的情况下，通过利用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完整掌握的知识，逐渐向有益于该个体或群体的方向演进。１９７７年，哈耶克在一篇论述他的心理学与经济思想间关联的文章中，对一位读者做出了答复，他说，在“这两个领域，我们都碰到了复杂现象，在这种现象中，都需要某种利用高度分散的知识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每个领域中，每个成员（大脑中的神经元或市场上的卖家、买家）被诱导以有益于整个系统的方式活动。每个成员被用来实现它自己根本就不知晓的要求”⑩。他的心理学与经济学思想大体上是对应的。
在１９５５年供自己备忘的一份笔记中，他勾勒了自己未来将要研究的课题，他说，他的心理学研究实际上要先于他对自由且物质上进步的社会的性质及其必要条件的哲学研究，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以他对人的心理的研究为基础的，而他的心理学观点则强调知识的限度，强调对生命有利的感知模式（在社会中就是指制度）会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心理学的研究，哈耶克对社会中的制度演进产生了兴趣。
哈耶克写完《感觉秩序》后，本打算写一本论述“系统内部的系统”的书，既讨论关于一个系统我们能够言说的东西，也涉及在一个系统内我们才能言说的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他的下列看法：一个进行分类的组织，是不可能对比它自己还要复杂的东西进行分类的———但他发现，“这项研究实在是太艰难了”。而且，“我尽管努力向别人讲解，但却无人能理解”我的意思｛12｝，包括波普在内。于是他就写了一篇《解释的程度》，这是他本来打算沿着上述思路进一步阐发自己思想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在《解释的程度》中他提出，尽管“在无法进行控制的情况下，我们也确实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显然，我们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不可能超出我们预测我们的活动的结果的能力。因而，预测的限度也就是控制的限度”｛13｝。克里斯奇指出：“对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实行的中央计划的效力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取决于你相信还是不相信……预测行为的后果的能力。”｛14｝知识的局限性就排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哈耶克晚年写的跟《解释的程度》相关的文章，被收入１９６７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文是哈耶克试图概括自由理论的哲学基础的计划的延续，其基本概念就是非经设计的制度和社会规范的自发演进。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的筛选过程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样本，也是由社会的规则、法律、习俗、伦理规范和制度所构成的综合体的样本。在不同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竞争，同样，各个社会也在就哪一个能实现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而展开竞争。最终，那个生产效率最高的社会，也即形成了最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规则和制度的社会，将会占据上风。在《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第四篇《行为之规则体系演进的笔记》中，哈耶克说，“规则的自然选择过程，是以其所导致的群体的秩序之效率的高下为准而展开的”，他还引用了亚历山大·卡尔·桑德斯（继威廉·贝弗里奇之后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下面一段话，以支持他的这一论点：“那些遵行着对其成员最有益的习俗的群体，必将在与其周围群体的持续的斗争中占据上风。”｛15｝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1章 观念史（2）
不少学者都赞扬过哈耶克对观念史的研究。除了乔治·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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