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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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种方法论思路，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这使我们很难建立起一门可以不断深入发展的学科。如果你总是回到你内心的、不证自明的真理，那么，一个人如何站在另一个人的肩上？历史的事实就是，米塞斯的资本理论———哈耶克将其融入自己的资本理论———已经发表了五六十年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仍然停留在他的水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这种方法论取向也使人们不够宽容。如果你我都是人的行为学家，我们对于某些论点或命题是否正确出现了意见不一，那么我们如何解决我们的分歧？我们可以叫喊，可以争论，我们也可以努力找出对方逻辑上的缺陷，但到最后，除了打架，或者武断地宣称你错我对之外，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我们出现争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我们可以努力寻找经验证据，看看我们的预测是否应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现意见不一，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我们的难题、解决我们的分歧的办法。我对你说，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就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就是这样进步的。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他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后来又是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多少改变了自己的立场。｛26｝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ｐｒｅ？鄄ｄｉｃｔｉｏｎ）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测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于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在１９７７年接受采访时他说，他的“论点是，我们对于经济活动的细节已经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28｝。而早些时候他也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洛威的话说，“我们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有所丰富”，“洛威又曾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够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纯属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30｝。　　　　
　　　　起码从另一个重要的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要求对命题进行严格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也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伦理立场或规范性判断。凯恩斯？穴约翰·内维尔，系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雪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是什么’，而不研究‘应当是什么’。”｛31｝弗里德曼之所以这样界定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乃是因为，关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分歧，就是源于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特定行为之后果的看法不同。弗里德曼所使用的“实证”一词，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误解所至？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4章　　弗里德曼（3）

　　　　在自己的著述中，哈耶克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爱因·兰德（Ａｙｎ　Ｒａｎｄ），而她跟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样，都是对２０世纪具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读者最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曾听哈耶克８０年代初在一次谈话中评价说，兰德是三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哈耶克认为，其它两位是琼·罗宾逊和维拉·卢茨）。｛32｝　　　　
　　　　兰德出版于１９５７年的《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极受欢迎，极具影响，给她带来巨大声望。她曾经好几次提到哈耶克的观点。１９４６年她写信给经济学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莱奥纳德·里德说：“我完全理解你对那些保守主义者的愤怒，他们竟然声称，他们原则上反对强制，但如果是为了他们所青睐的那些事业，则另当别论。他们一向就是这种心态……由保守主义者所掌握的那些所谓受人尊敬的报刊上，充斥着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物，他们始终是我们这一方宣传我们的观点的绊脚石。只有哈耶克这样的妥协者还算可以，其它人干的事情则更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我们的事业。”｛33｝　　　　
　　　　兰德在写给《自由的探索》（１９４３年）一书作者罗丝·怀尔德·莱恩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现在回答你的问题：‘那些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对我们的危害，是否比彻头彻尾的敌人还要大？’我觉得，对这个问题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是’或者‘否’来回答；因为‘大体上’就是个含义宽泛的词。并没有一定之规：有些人站在我这一边，知识不够彻底，他们可能对我们有益；有些人，在某些方面认同我们，但在其它方面又持有跟我们相反的观念，他们是我们彻头彻尾的敌人。举一个我可以容忍的‘大体上’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人的例子，比如米塞斯。而对我们危害极大的例子，就是哈耶克，这个人是真正危险的人物。”｛34｝　　　　
　　　　米尔顿和罗丝则赞赏兰德。弗里德曼夫妇在好几个场合都用“潮流”这个比喻来形容社会思想和社会行为的变革，他们曾提出“一个假说，社会和经济政策的重要变化总是以思想观念风气的变化为先导，而风气的变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所引起的”。他们提到过三大潮流———“自由放任的兴起（亚当·斯密潮流）”、“福利国家的兴起（费边社潮流）”和“自由市场的复苏（哈耶克潮流）”。弗里德曼夫妇考察了最近几十年的舆论的根本变化，并且追问，“公众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大变化？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爱因·兰德的《源泉》和《遭到冷遇的阿特拉斯》等等著作，都具有改变了人们信念的力量”。他们还说，“《通往奴役之路》可能是对主流思想观念的第一次真正的冲击”｛35｝。　　　　
　　　　《个人自由》杂志在１９７７年对读者进行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７０％的受调查者都说，兰德对于推动他们信奉自由至上主义发挥的“影响最大”｛36｝。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９８年，《自由》杂志先后对其读者和自由至上主义活动分子进行过调查，请他们为对自己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打分，分值从１分到５分，每位受调查者都列出前五位（结果如下表所示）。　　　　
　　　　弗里德曼对哈耶克最热情的赞扬，出现在他于１９９２年悼念老朋友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中，他称哈耶克“无疑……是已经导致舆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这场运动之最重要的思想领袖”｛38｝。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5章　　晚年的货币思想（1）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叶，哈耶克的两项主要工作任务是完成长期搁置的《法、立法与自由》，并对货币改革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在诺贝尔奖致辞中，哈耶克谈到他本人和经济学家同仁们时说，由于当时正在肆虐的通货膨胀，“整个经济学界一团糟”①。看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７０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在中断了差不多３０年后，哈耶克又重新捡起了专业色彩更浓的货币问题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的通货膨胀曾促使他集中研究货币问题，这次也一样，７０年代的通货膨胀又使他回到了当初曾经讨论的领域。　　　　
　　　　哈耶克仍然坚信，通货膨胀造成的主要麻烦在于，它扭曲了经济体中的生产结构。在１９７４年发表在伦敦《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他写道：“通货膨胀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它使经济的整个结构陷入混乱、失衡状态，从而使我们迟早要陷入大规模失业的困境。”②在哈耶克看来，时间上靠前的资本出现了过剩。　　　　
　　　　哈耶克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１９８０年发表在伦敦《泰晤士报》上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哈耶克说，“最近风靡全世界的货币主义，不过是给古老的‘货币数量论’安上一个好听的名字而已”，他更进一步指出，“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它过于“简陋”，弗里德曼的理论的问题则在于，它“没有说明，货币供应量到多少才算是恰当的，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各种形态的货币，也包括对这些货币的需求所决定的货币的价值”③。　　　　
　　　　１９７８年，在他晚年写的那本对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却不完整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的第二版中，他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提出了批评。货币数量论的问题在于，由于它“强调的是货币数量的变动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因而它使人们一门心思只关心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信贷关系的有害影响，而忽视了大量通货注入或退出流通对相对价格结构的更重要、因而危害也更大的影响，它因此会导致资源的扭曲配置、尤其是会诱导投资投向错误的方向”④。　　　　
　　　　弗里德曼根据自己的理论提出按某个固定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量，而哈耶克则认为，这种做法很可能“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恐慌”。这种做法会导致货币流动性不足。“弗里德曼教授提出对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机构增加通货供应量速度施加法律限制，如果果真这样，那么，我不能想象，当人们得知，流通中的现金总量快要接近上限、而增加流动性的要求不会得到满足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对这段话，他有个注解：“对这种局面，沃尔特·白芝浩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说明：在英国货币市场处于敏感状态时，接近法定准备金水平，肯定会引发恐慌。”⑤　　　　
　　　　哈耶克也相信，这种做法不可能逐步地化解通货膨胀。１９８０年，他对新上任的撒切尔夫人所采取的、他觉得过于“软弱”或者说过于温和的政策发表过评论，他说，他曾经形成的“英国拯救自己的希望已经消退了那么一点点……我担心撒切尔夫人采纳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建议。他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只有货币政策是个例外。他总是从统计数字、总量和平均价格水平的角度思考问题，实际上却没有看到，通货膨胀是由于扭曲了相对价格结构才导致的失业。如果我们经历过长期通货膨胀，则由于价格结构已经发生了扭曲，因而必然有很多努力完全搞错了方向，那么，大规模的失业当然是不可避免的”⑥。　　　　
　　　　哈耶克认为，逐渐降低通货膨胀的幅度的做法，从政治上来说也是不可行的。相反，他认为，通货膨胀必须一劳永逸地、断然地予以中止，因为一旦启动了降低通货膨胀的过程，则在被扭曲的生产结构恢复正常状态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清算过程，从而使经济陷入危机。他那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他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８０年代初期英国、美国等国采取的降低通货膨胀的政策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怀疑，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弗里德曼的影响。　　　　
　　　　哈耶克对英国一鼓作气消灭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表示悲观，他认为，要终结通货膨胀，必须毕其功于一役。他预言：“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政府没有下定决心，那索性就不要做。如果徒然地通过价格控制手段来掩盖通货膨胀，英镑最后必然会完全崩溃”⑦。他认为，不情愿通过货币手段控制通货膨胀的政府，必然会采取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反过来，工资和价格控制措施必然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只能由国家来接管生产资料，从而彻底摧毁自由市场经济。年轻时在奥地利经历过的那场恶性通货膨胀给他留下了太深印象。　　　　
　　　　哈耶克在专业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在整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都不被一般公众所理解。在很多场合他都表达过一种伤感情绪，公众不明白货币数量论的结果已经够糟糕的了，惟一一件比这还糟糕的事是，他们太信赖这个理论了。他一直认为，货币供应不断增加最严重的负面影响是扭曲生产结构。　　　　
　　　　他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和７０年代初期的货币问题讨论产生的影响很小———至少与他所期望的相比是如此。尤其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他又成了知名人物，被认为是反凯恩斯、反通货膨胀、反大政府的象征，但他的看法仍然没有太大影响。在公众心目中，他的观点的具体细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那大而化之的观点本身。他的货币理论对学术界也没有多大影响。　　　　
　　　　终其一生，哈耶克对不少问题的看法都比较悲观。在《自由宪章》中，他曾担心，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随着通货膨胀加剧，社会保障项目开支不断上升，最终政府有可能把老年人关进“集中营”。在这里，他还表达过另一种担心，“这一天也许并不遥远，政府有可能通过在饮用水中添加某种合适的药物……从而可以提升或压制、刺激或麻痹全体民众的思想。”作为“一个无以复加的悲观主义者”，在描述未来可能发生的情景时，他曾请读者参考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Ｂ．Ｆ·斯金纳的《沃尔登下篇》⑧。　　　　
　　　　１９７８年，哈耶克表达过这样一种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